美国的迷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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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2）

另一个征兆：肥胖症。显然不是指身体的肥胖症。不是欧洲反美主义用来取乐的、臭名昭著的肥胖症，正如我在加利福尼亚所观察到的，肥胖症在这里并不比其他地方更惹人注目或令人担忧。但是另一类肥胖症。一种奇怪的肥胖症，报道中所说的身体的扩张也许只是一种隐喻，一个肉体的假象。一种社会肥胖症。一种经济、财政和政治肥胖症。城市的肥胖症。购物中心的肥胖症，像在明尼阿波利斯。教堂的肥胖症，像在威洛克里克。停车场的肥胖症，这些购物中心和教堂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产生出一个完全的微型社会，一个有自己的节奏、空间、消遣和休息区、自助餐厅、班车，甚至——这最过分——特别组织的班车，这样，一旦你的车停下，购物者或礼拜者可以上另一辆汽车，他们因此免去了步行之劳。旅行车的肥胖症。机场的肥胖症，对于它们用来服务的城市来说太大了。选举经费的肥胖症，太多了以至于花不完。好莱坞票房的肥胖症，持续打破先前的纪录，一旦那些纪录被超过，这就成为一部新电影质量的可靠象征。大纪念碑的肥胖症，像在拉皮德城的疯马纪念碑，它使庞大成为优秀雕像的主要标准（即使政治支持不总跟上）。企业遵循强迫增长法则的肥胖症，或者——但到头来是一回事——20年前戈登·季柯在电影《华尔街》中的著名台词：“贪婪好；贪婪有理；贪婪奏效；贪婪明明白白；贪婪将拯救美国。”最后，公共赤字的肥胖症，它的不断成长——上述范例是它们的榜样——正在成为飘扬在整个社会上空的一面警示的旗子。越大越好，今天的美国人如是说。大是美丽的，它歇斯底里般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颠覆了1960年代的口号。一个全球化的、完全的肥胖症，不放过生活中的任何空间，不论是公共的或私人的。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一端到另一端，似乎成为这模糊不定的疯狂的猎物，它缓慢地导致一种机制膨胀、外溢、爆炸。一个国家，就像我在一张罗切斯特的报纸中读到的一群“从18到60岁”的女性，她们聚集在教区教堂里进行“第一减肥”计划（一种神奇减肥法，它迫使身体多余的脂肪听从命令，只要你把上帝放在首要位置）；一个国家，就像这些据说已经“失去饮食控制”的女性，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不仅是在饮食方面，而且在思维、文化和哲学方面；一个国家，使人看到已经偏离或打破了使身体处在界限内和生存的秘方及密码。希腊人对此有一个概念。他们有一个词——甚至两个——形容失去或尚未找到中点和局限的物体。当然，“狂妄自大”。放纵、过度，强制和非理性力量，索福克里斯曾说，上帝用死亡惩罚它，20个世纪后，霍布斯对此断言，把“幸福”变成“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的欲望的持续过程”，把“人类的总体倾向”说成是“对一个又一个权力的永恒和无休止的渴望”，不可避免地导致“死亡”。然后，特别是“无限”，这种“无限”的表达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来说，是万物之准则，是它们未经生殖的起源，是产生罪恶感和潜在的畸形（严格地说，形状残缺）的原始混乱——这在柏拉图那里变成另一个词，或是用于不确定、形式的、难以命名的、纯粹的和无目的的物质性，或是用来形容残暴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因而，又一次，用于形容死亡。美国到了那个程度吗？它是否处在黑暗的边缘？它在世界的地位，它在地缘政治中的狂傲，中产阶级男女们个人生活中不断增加的狂热消费和负债累累——他们是这些古代法则的化身？如果你情绪低落，这是当前美国认同的另一个症状、另一个迹象、另一个恶兆。

迹象三，与前面所述没有直接关系，但这次后果却与这个国家根本制度有关：被割裂的美国社会和政治空间；它与日俱增的区隔，有人称之为它的分裂，它的巴尔干化，它的部落化——美国向多元国家、马赛克社区、族群和集体的狂想曲的转变，这使一个伟大作家——这次，不是希腊，而是罗马——所设立的可敬目标、这个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变得难于实现。我充分意识到，这不是新近的现象。丹尼斯·拉考尼、戈登·伍德和埃丽斯·马林斯特拉斯等学者对此曾做过详尽的研究。从一开始——事实上，从无数注定要生活在一起的竞争团体在新泽西、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英国殖民地登岸之时起，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众”与“一”，民主与共和的困难辩证法。人们只需思考宪法批准前的激烈辩论；只需回忆反联邦党人辩论的深刻敌意，杰斐逊以及所有那些像他那样担心看到中央政府的专制取代美国刚通过独立战争摆脱的英国统治的长篇大论；人们只需记得美国第一代民粹主义先驱发起的反对“共和派”套用孟德斯鸠理论的伟大思想战斗，仅此便传达出一种这个问题是多么持久的感觉。但是，新颖之处在于，过去多种思潮中的一种，在两个世纪以后，成为一种共识。曾被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三人组描绘成“派系的邪恶”，人人都相信假以时日会被克服，最终却征服了时间，如今作为美国话语和制度实践的主要成分显现。新奇和现实是在过去20至3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诞生于1960年代的一场群众性、大规模、真正的文化革命，我们目前还在评估它全方位的影响），赋予了长期以来只是众多诱惑之一、不自信、有时羞愧的东西以尊严与合法性。这群众性事件是少数族裔权利运动的兴起。借用一下夏多布里昂的话语，这是那些美国人的“复仇”，由于太长时间的屈辱，他们充满了过度强调他们认同的期望。这是对印第安人或黑人做出补偿的要求。这是另一种鼓动社区的大觉醒，他们并非毫无理由地认为，美国的土地是一片冤魂出没的土地，住满了他们自己的殉道者的魂灵，涂着他们自己的血，呼唤着正义。这是半宗教式的觉醒——无论如何，比许多所谓的宗教觉醒更宗教化——它触及整群男女，他们声言，用一种突然符合所有美国主要末世学的奇怪姿态，这个世界只有当它起码变成适宜他们的亡灵居住时，才适合生灵居住。这是整个“肯定性行动”运动。这是“政治正确”及其大历史报应的微澜。在它身后，由于对竞争受害者地位的机制的熟悉，其他少数族裔群起效尤，要求对他们遭受过的真实或出于想象的不公正做出赔偿。所以，就是这些少数族裔，如拉美裔，他们没有抽象的不公正去谴责，没有跨历史的暴行去要求补偿，但他们却追随这个运动，以他们文化遗产的名义，以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实践、他们的信仰的名义，或者，当然，以他们真正的焦虑的名义，也向往分享一块身份认同的大饼。简而言之，这是一场被不完美地归类为“差异权”的大运动，因为此处“竞争”与“差异”同样至关重要。这个棘手难题的模仿式竞争的模式并没有揭示全部真相，因为这“也”是一个不具竞争性的差异的问题，它导致对无限权力的无尽要求，因而侵蚀公共法律，有使社会纽带解体的风险。最终，这个过程达到一个不自然但合理的结局，这些人造城市，这些富人和老人的保留地，这些私人、设防的空间，这些大门紧闭的社区，我在亚利桑那的太阳城看到了它们的原型，这也许预示着这个国家可能的未来；如果不去反对，这种种族隔离的诱惑，也许将聚合起一块块各自不同的飞地，不仅仅为了那些追求安全或好气候的人，也为了犹太人、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侏儒、盲人等等，这将使签署1787年宪法的代表们所建造的整个制度大厦轰然坍塌……

第14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3）

现在，我将简要地谈谈最后的迹象，因为在整个旅途中我太经常想起它：无所不在的灰色区域的扩张，导致社会和公民的无人地带，即极度贫困的领地。当然，我知道这个概念在美国与欧洲的含义不同。我知道在美国如果你的年收入低于1。93万美元，你就是穷人——这在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国家却符合中下阶级的收入。我读过的统计数据显示，3700万美国“穷人”中有1/2或甚至2/3的人将不再继续那样的生活，起码眼下他们拥有汽车和房子。不过，其他人仍然如此。还有最后的1/3或1/2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处于统计数据中的哪个位置，但我个人可以证明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家或有一天找到工作是天方夜谭。这些饱受摧残的人群，人类碎片残余，这些社会已决意丢弃的人们，生活在波士顿、哈雷姆或华盛顿“未改造”地区的垃圾桶旁——这些人几乎被现实排斥在外。一离开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或旧金山的界线分明的地界，我就不断遇到他们，这些人看来已经一劳永逸地切断了把他们与美国生活方式及其习惯绑在一起的缆绳。尤其是从赖克斯岛到内华达女子监狱，那些可怕的美国监狱。我事后才意识到，让我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们的拘禁制度（它起码不比欧洲大多数国家或我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更糟），更多的也许是他们现在正在接收的新犯人的种类（一大批违法轻犯，许多犯人被指控，但仍在等待审判；许多长期失业的年轻黑人或拉美裔，可怜的吸毒者或毒品犯，不同非法身份的移民，没有任何权利——我在想这个问题，我不能肯定他们在法国甚至是否会被关起来）。这是否意味着，正如美国极左派所声称，美国已经选择了用镇压来对付贫困？我们是否应该，像一个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的信徒，得出结论认为它已经选择建立一个刑罚国家，而不是社会福利国家，一个监狱国家模式，而不是福利国家模式，建立一个首先包括警察然后是监狱的控制网，而不是一个最低收入和保证医疗保险的系统？当然不是。我肯定自己不会极端地做此断言。但美国在世界关押比赛中仅次于俄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美国并没有那么多无法在改造后重返社会的重犯也是一个事实。美国监狱就以这种方式加入一个全球体系，它生产和藏匿赤贫人口，制造他们，然后判决他们销声匿迹，把他们排出社会之外。他们变成行尸走肉、与世隔绝——医生也许称他们为“异体”——一个社会在其铠甲和形象中发现的难以克服的缺陷。这是我的调查所发现的第三个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事实。

那么？

我仍然认为没有理由对这个国家绝望。

不论有多少无序、功能失调和漂移不定，至少在我看来，分离、文明冲突的内战的危险，在今天远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问题。

不管政治和社会的空间是多么被割裂，不论这种虚无主义的狭隘记忆的超级膨胀；不论构成国家无形大厦的伟大社会肌体的超级肥胖症——这越来越不是一种隐喻；不论少数族裔聚居区的严重苦难；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这些不祥之兆将是国家认同及其代表这一认同的所有政治形式的衰败、分裂，以致最终内部分崩离析的先兆，我无法让自己相信欧洲所预见的美国模式的崩溃。

再一次，理由同样来自历史和我在旅途中所得出的一系列印象。

当你像拉科尼和其他人那样，开始思考美国“国家认同”这个问题时，首先引起注意的是美国从未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是我们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所认知的那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些对纯粹联邦主义怀旧的人，那些为一个他们认定业已被部落文化损害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叹息的人，那些相信能够制造出一个世纪前被称为“百分之百美国人”的传统“熔炉”的人，正在为一个从未存在的模式哀悼。在一个仍被对君主制、专制和权力滥用的挥之不去的恐惧攫住的国家，这个模式简直不可思议。正像黑格尔所指出的，美国从来不是、也从未寻求成为那样一种“合众国”，其范式在于通过把“政府”（在欧洲，我们简单地称之为“国家”）和“国家”（总是领土的）分开来解构统一的概念。人们应该记住，这个国家的认同，它的根基，它的名字——“亚美利加”——或者说，它决定采用一个起初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阿美里戈·韦斯普奇，佛罗伦萨探险家的名字，因一位德国绘图师而成为不朽！），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轮廓大致成为从火地岛到白令海峡的大陆（你能想象法国人或德国人像新英格兰定居者们称自己为“美国人”那样，同样不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