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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佛游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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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天文学家，他承担了一项设计，要在市政厅房顶的大风标上安装一架日规，通过调整地球与太阳在一年中和一天中的运转，使它们能和风向的意外转变正好一致。
我忽然感到一阵腹痛，我的向导于是就带我来到一间屋里，那儿住着一位以治疗这种毛病而闻名的著名的医生。他能用同一种器具施行作用相反的两种手术。他有一个很大的、装有一个细长象牙嘴的手用吹风器。他把这象牙嘴插入肛门内八英寸，将肚子里的气吸出来；他肯定地说他这样能把肚子吸得又细又长，像一个干瘪的膀胱。不过要是病情来得又顽劣又凶，他就要把吹风器先鼓满气再将象牙嘴插入肛门，把气打进病人的体内，然后抽出吹风器重新将气装满，同时用大拇指紧紧地堵住屁眼。这样重复打上三四次，打进去的气就会喷出来，毒气就被一同带出（就像抽水机一样），病人的病也就好了。我看到他在一只狗的身上同时作了这两种试验，第一种不见任何效果，第二种手术后，那畜生胀得都快要炸了，接着就猛屙了一阵，可把我和我的同伴熏坏了。狗当场就死了，可我们走的时候，那医生还在设法用同样的手术让它起死回生呢！
我还参观了许多其他的房间，所见到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这里就不再向读者一一说明了。因为我很想把事情说得简单一点。
至此，我只参观了科学院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专门辟给倡导沉思空想的学者们使用的。我再来介绍一位著名的、他们称之为“万能的学者”的人物，然后再来谈沉思空想的学者。这位“万能的学者”告诉我们，三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怎么样才能改善人类的生活。他有两大间屋子，里边放的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五十个人在那里工作。有些在从空气中提取硝酸钠，同时滤掉其中的液体分子，以此来将空气凝结成干燥而可触摸的物质。有些在研究把大理石软化做枕头和毛毡。还有些人在把一匹活马的马蹄弄僵，这样马奔跑起来就不会跌折了。这位学者自己此时正忙着两个伟大的计划，第一个是用谷壳来播种，他坚持说谷壳才有真正的胚胎作用；他还做了几项实验来证明他的主张，不过我脑子笨，搞不懂。另一项计划是，在两头小羊的身上涂上一种树脂、矿石和蔬菜的混合物，不让羊长毛；他希望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能繁殖出一种无毛羊推广到全国各地。
我们走过一条通道，就到了科学院的另一部分，我前面已经说过，空想的设计家就住在这里。
我见到第一位教授和他的四十名学生在这里工作。致意过后，他见我出神地望着那个占满了房间大部分空间的架子，就说：看到他在研究如何运用实际而机械的操作方法来改善人的思辨知识，我也许要感到不解，不过世人不久就会感觉到它是有用的。他又扬扬自得地说，还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这么高贵的点子呢。大家都知道，用常规的手段要想在艺术和科学上取得成就需要付出多大的劳动，而如果用他的方法，就是最无知的人，只要适当付点学费，再出一点点体力，就可以不借助于任何天才或学力，写出关于哲学、诗歌、政治、法律、数学和神学的书来。接着他领我走到了架子前，架子的四边都一排排站着他的学生。这架子二十英尺见方，放在房子的正中间。它的表面是由许多木块构成的，每一块大约有骰子那么大，不过有些还要大一点。这些木块全都用细绳连在一起，每一方块的面上都糊着一张纸，纸上写满了他们语言中所有的单词及其不同的语态、时态和变格，不过没有任何次序。教授接下来要我注意看，因为他现在要准备开动机器了。一声令下，学生们各抓住了一个铁把手。原来架子的四边装有四十个把手，每个学生转动一个把手，单词的布局就全部改变了。然后他又吩咐三十六个学生轻声念出架子上出现的文字，只要有三四个词连起来可以凑成一个句子，他们就念给剩下的四名做抄写员的学生听，由他们记录下来。这一工作要重复做三四次。由于机器构造巧妙，每转动一次，木方块就彻底翻个身，上面的文字也就会换到其他位置。
这些年轻的学生一天把六个小时花在这项劳动上。教授把几卷对开的书拿给我看，里边已经收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打算把它们全都拼凑到一起，用这丰富的材料，编撰一部包括所有文化和科学门类的全书贡献给这个世界。不过，要是公众能筹一笔资金在拉格多制造五百个这样的架子来从事这项工作，同时要求负责这些架子的人把他们各自搜集到的材料都贡献出来，那么，这项工作将得以改进，并加速完成。
他还对我说，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一门心思全都用到这发明上来了；他已经把所有的词汇都写到了架子上，并极其精确地计算过书中出现的虚词、名词和动词与其他词类的一般比例。
这位著名的人物说了那么许多，我万分谦恭地向他表示了感谢。我又向他保证：要是我有幸还能回到祖国去，我一定会说句公道话，就说他是这架神奇机器的唯一的发明者。我还请求他准许我把这机器形状和构造描画到纸上。我对他说，虽然我们欧洲的学者有互相剽窃发明成果的习惯，他们要是知道了有这么一架机器，至少可以捞点便宜，到时候谁是它真正的发明者就会很有争议了。尽管如此，我一定会多加小心，让他独享荣誉，没有人来同他竞争。
接着我们来到了语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儿讨论如何改进本国的语言。
第一项计划是简化言辞，将多音节词缩成单音词节，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事实上全是名词。
另一项计划则是，无论什么词汇，一概废除。他们坚决主张，不论从健康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简练的角度考虑，这一计划都大有好处，因为大家都清楚，我们每说一个词，或多或少会对肺部有所侵蚀，这样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因此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大家在谈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把表示那具体事情所需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来得更方便吗？本来这一发明肯定早就实现了，百姓们会感到很舒服，对他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可是妇女们联合了俗人和文盲，要求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能有用嘴说话的自由，否则他们就要起来造反。这样的俗人常常就是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许多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人还是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这方法只有一点不便，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很大，种类又很多，那他就必须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身上，除非他有钱，能雇上一两个身强力壮的佣人随侍左右。我就常常看到有两位大学问家，背上的负荷压得他们腰都快断了，就像我们这里的小贩子一样。如果他们在街上相遇，就会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个把钟头，再收起各自的东西，互相帮忙将负荷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谈话时间要是很短，工具往口袋里一放或者朝腋下一夹也就够用了。如果是在家中，那他就不会感到为难。因为用这种方式交谈的人在房间里准备了谈话时所需的一切东西。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优点：它可以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都能通晓的一种世界性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和器具，一般说来都是相同或是相似的，所以它们的用途也就很容易明白。这样，驻外大使们就是对别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仍然有条件同它们的君王或大臣打交道。
我还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先生用一种我们欧洲人很难想象的方法教他们的学生。命题和证明都用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块薄而脆的饼干上。这饼干学生得空腹吞食下去，以后三天，除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不准吃。饼干消化之后，那颜色就会带着命题走进脑子。不过到现在为止还不见有什么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墨水的成份有错误，另一方面也因为小孩子们顽劣不驯，这么大的药片吃下去总觉得太恶心，所以常常是偷偷地跑到一边，不等药性发作，就朝天把它吐了出来。他们也不听劝告，不愿像处方上要求的那样等待那么长时间不吃东西。
第三卷第六章
再叙科学院——作者提出几项改进的意见，都被荣幸地采纳了。
在政治设计家学院，我受到了冷落。在我看来，教授们已完全失去了理智，那情景一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到悲伤。这些郁郁寡欢的人正在那儿提出他们的构想，想劝说君主根据智慧、才能和德行来选择宠臣；想教大臣们学会考虑公众的利益；想对建立功勋、才能出众、贡献杰出的人作出奖励；想指导君王们把自己真正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础上加以认识；想选拔有资格能胜任的人到有关岗位工作；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一些狂妄而无法实现的怪念头，都是人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这倒使我更加相信起一句老话来：无论事情多么夸张悖理，总有一些哲学家要坚持认为它是真理。
但对于科学院中的这些人说句公道话：我得承认，他们并非完全都是幻想。有一位头脑极其聪明的医生，他似乎对政府的性质和体制完全精通。这位杰出人物非常善于应用自己的学识，他给各种公共行政机关很容易犯的一切弊病和腐化堕落行为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弊病一方面是由于执政者的罪恶或者过失所致，另一方面也因为被统治者无法无天。例如说，所有的作家和理论家都一致认为，人体和政体严格地说是普遍地具有相似性的，那么，人体和政体就都必须保持健康，同时一张处方两者的毛病就都可以治愈，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吗？大家都承认，参议员和大枢密院的官员们常常犯说话噜苏冗长、感情冲动和其他一些毛病；他们的思想毛病不少，不过心病更多；会发生剧烈的痉挛，两手的神经和肌肉会痛苦地收缩，右手更是如此；有时还会肝火旺，肚子胀，头晕，说胡话；也会长满是恶臭和脓胞的淋巴性结核瘤；会口沫直飞地暧出酸气扑鼻的胃气；吃起东西来胃口会像狗却又消化不良；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病症，就不必一一列举了。因此，这位医生建议：每次参议员开会，头三天请几位大夫列席；每天辩论完毕，由他们替每位参议员诊脉；之后，经过深思熟虑，讨论出各种毛病的性质和治疗方法，然后，在第四天带着药剂师，准备好相应的药品赶回报参议院，在议员们人席之前，根据各人病情的需要，分别让他们服用镇定剂、轻泻剂。去垢剂、腐蚀剂、健脑剂、治标剂、通便剂、头痛剂、黄疽剂。去痰剂、清耳剂，再根据药性及作用决定是否再服，换服，还是停服。
这项计划不会对公众造成任何大的负担，依我个人愚见，在参议员参与立法的国家里，这对提高办事效率大有好处，可以带来团结，缩短辩论的时间；可以让少数缄默的人说话，让许多一直在说话的人闭嘴；可以遏制青年人使性子，可以叫老年人不总是自以为是；可以将愚钝的人唤醒，可以让冒失鬼谨慎。
还有，因为大家都埋怨君王的宠臣记性很差，那位医生就建议，任何人谒见首相大臣，简单明了地报告完公事以后，辞退时应该拧一下这位大臣的鼻子，或者踢一下他的肚子，在他的鸡眼上踩一脚，或者捏住他的两只耳朵扯三下，或者弄根大头针在他屁股上戳一记，要不就把他的手臂拧得青一块紫一块；这全是为了防止他记不住事情。以后每一个上朝的日子都这么来一下，一直等到把事情办好，或者坚决拒绝办理为止。
他还指出，每一位出席大国民议会的参议员，在发表完自己的意见并为之辩护之后，表决时必须投与自己意见完全相反的票，因为如果那样做了，结果肯定对公众有利。
如果一个国家里党派纷争激烈，他倒又提出了一条可以让彼此和解的奇妙办法。办法是这样的：从每个党派中各挑出一百名头面人物，把头颅差不多大小的，两党各一人，配对成双；接着请两位技术精良的外科手术师同时将每一对头面人物的枕骨部分锯下，锯时要注意脑子必须左右分匀。把锯下的枕骨部分互相交换一下，分别安装到反对党人的头上。这项手术一定要做得精确，不过教授向我们保证，只要手术做得精巧利落，其疗效是绝对可靠的。他这样论证说：两个半个脑袋现在放到一人脑壳里去争辩事情，很快就会达成一致意见的，这样彼此就会心平气和。有条有理地来思考问题。多么希望那些自以为到世上来就是为了看看世界同时又要支配世界运动的人，都能这么心平气和、有条有理地考虑问题啊！至于两派领袖人物的脑袋在质量和大小上不一样，那医生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就他个人所知，那实在是无足轻重的。
我听到两位教授之间一场热烈的辩论，他们在争论：最方便有效而又不使百姓受苦的筹款办法应该是怎样的呢？第一位说，最公正的办法是，对罪恶和丑行征收一定税款，每个人应缴税额总数由其邻居组成陪审团公正合理地裁定。另一位却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有人自夸在体力和智力上有才能，自以为事，那就应该征税，征多少税，根据其才能出众的程度而定，不过这得完全由他自己来拿主意。最受异性宠爱的男子应交纳最高的税，至于税额多少，则应根据其所受宠爱的次数和爱情性质而定；这一点上允许他们自己为自己作证。他还建议，对聪明、勇敢和礼貌应该收重税，收税方法相同；有多少聪明、勇敢和礼貌，让每个人自己说。不过至于荣誉、正义、智慧和学问，则无需征税，因为这类素质太少见了，没有人会承认他周围的人具有这些素质，自己有也并不重视。
他主张妇女应根据其漂亮的程度和打扮的本领来纳税，这方面她们可享有与男子同样的特权，即怎么漂亮、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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