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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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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教这匹马去享福,付托有人,汤本把马卖了给他。

于是在百姓遮道攀留,父老涕泣相向的场面下,汤斌离任回乡。抵达睢州,已在年底;父子相见,无不悲喜交集。从此汤斌闭门侍父课子,琅琅书声与汤夫人的轧轧机声相应和,肃然的门庭中,自有盎然的生机。

家居不问外事,更不涉足官场;因此,汤斌对于京师的情形,十分隔膜。这样过了一年多,忽然听说有“哀诏”颁到,皇帝殡天了——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亥刻。

事起突然,因而许多离奇谣言,说是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了家。汤斌不信这样的说法;皇帝好佛,曾延请玉林、木陈两高僧人禁中讲法,而且由玉林以“龙池祖法派”的行辈,为皇帝取法名叫做“行痴”。这是汤斌所知道的。但好佛不一定出家,尤其以万乘之尊,弃天下如敝展,不顾社稷臣民,遁人空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而谣言越来越离奇,甚至说顺治皇帝的宠妃,薨于上年八月十九的董鄂妃,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辟疆的爱姬,出身秦淮的董小宛。皇帝在五台山出家,就是为了董小宛香消玉殒,以致万念俱灰的缘故。汤斌与江南文士,虽不甚接近,却与汪尧峰极熟;他曾作冒辟疆“水绘园”中的座上客,对董小宛的生平,知道得很清楚,为汤斌谈过,董小宛早在十年前就已下世,死时得年二十八,那年顺治皇帝才十四岁。

不久,民间传抄着四首吴梅村的《清凉山礼佛诗》,诗是五言古风,迷离倘。况,不知隐藏着什么“本事”,而有人说第一首、第二首,都有很明白的线索,第一首开头是这样八句: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咸,丝盖云中来。

双成是仙女,姓董。所以这一句是切一个董小宛的董字。

第二首开头是这样六句: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岩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自是一个董字。“萎落”明指身死,而开头的“凉风”和“蟋蟀”则更指明死的时间。

谈到第三首,就更神乎其神了,其中有一段说: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栏,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皇帝不留烟火人间,就是已人禅门。但也有人说,这正是皇帝驾崩,未曾出家的明证,“不得留人间”,当然是仙去,所以下面又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的话,房里是“天驷”,是说皇帝将巡幸某一个地方,而未曾启辟,突然晏驾。

对于这些传说,自然有亲友邻居,来问汤斌。他只能就事论事作解释;心知为非,却不愿肯定地说,到底如何?因为那是妄言。最后,终于明白了真相,是京中来客所谈,大行皇帝死于痘。起病于正月初四,到了初七,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泼水。才知是出痘。

同时下令刑部及京师地方衙门,开释系狱的囚犯,这是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的意思;但即使这样大行仁政,并不能为皇帝却病延年,到了初七夜里,特召学士两人至养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遗诏。这两个人一个是满洲正黄旗的麻勒吉,当顺治九年满汉分榜时,他是满洲状元;还有一个叫王熙,是京师的土著,顺治四年的进士,会讲满洲话,通满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门开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驾崩,于是宫中治丧,一片缟素;文武官员照满洲的习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红缨,然后依礼成服,朝夕哭临。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两个,皇二子福全九岁,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位反常地落在较幼的玄烨身上,这是出于一个日耳曼人的建议。

这个西洋人的华名叫汤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来华传教,以徐光启的推荐,被征参与修改历法的工作。人清以后,完成修历的伟绩,被授为钦天监;以后又得封号“通玄教师”,升官进秩至正一品。这些恩宠之来,都由于孝庄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场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缘故。选立嗣君之际,孝庄太后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烨出过,以立玄烨为宜。眼前就有令孝庄太后悲痛的实例在,所以此一建议,从太后到满洲亲贵大臣,无不接纳。

在嗣君于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颁遗诏;而公开的遗诏已不尽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满洲的从龙之臣,不满皇帝生前的作为,在取得孝庄太后的同意后,趁死无对证的机会,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这道遗诏,“罪己”的意味特重。一开头就说: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开宗明义就已表明,要纠正顺治朝汉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就是表示满洲人将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提到疏远亲贵,重用汉人之非。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里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则不但满人,汉人亦认为异常明智,那就是废除“内十三衙门”。明朝以太监为家奴,而满洲则以掳掠而得的汉人为家奴,称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宫内的一切庶务,但自“内十三衙门”一出现,上三旗包衣就失势了。

“内十三衙门”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编制,由太监主持。所以设立“内十三衙门”,就明显地表示出来,明朝留下来的太监,复得当权:“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乐于亲近汉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在“司礼监”办事的太监,代批章奏,更非知书识字不可;其中出类拔萃,经史娴熟的颇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远包衣而亲太监了。特别是宠任吴良辅这么一个太监,内十三衙门就是吴良辅勾结一个在宫内办事,颇见信任的满洲人佟义所创设的。

大行皇帝驾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会翻案,在遗诏中便有这样一款: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妄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评,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责,臣民无不额手称庆。

遗诏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危、苏哈萨克、遏必隆为“辅臣”,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

在四辅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号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个月,裁撤“内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属于宦官的一切职掌。其中供应皇家绸缎的衙门称为“织造”,分设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苏州的织造,放了一个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玺;他的妻子是八岁的小皇帝的保姆,有个儿子名叫曹寅,随着他母亲一起进宫,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诏颁到睢州,在县衙门大堂开读;汤斌以卸任官员的身分,也到场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关道的时候,曾奉朱笔亲加的考语:“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泪不止。

然而也因为这道哀诏,汤斌绝了复出之心,觉得满人的权力更见扩张,汉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时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经纪,那就是重建他母亲的“节烈祠”。

赵太夫人诰封为“赵恭人”。在顺治五年,由河南提学使檄令睢知州,在汤家故居的东面,兴建“赵恭人节烈祠”。汤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谨祭祀。到他辞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扬节烈忠义,将赵太夫人殉难的事迹,奉报朝廷;奉到旌表,题汤家的门楣为“节烈之门”。睢州知州戴斌因为旧祠湫隘,特地改建新祠;汤斌亲自监工,其时正是流火烁金的盛暑,汤斌每天衣冠整齐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这分孝心和惨重将事的精神,感动了工匠,所以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坚固。

到了奉主人词那一天,地方官员,一起都来行礼。然而死者的哀荣,无补于生者的思慕,汤斌想起母亲的慈爱,殉难的惨烈,放声大哭,昏倒在地;大热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起对他的父亲是越发孝顺了,因为对慈母的哀念,并诸于严父的膝下,他要尽双倍的孝思。而他父亲便血的宿疾,越来越严重;汤斌便开始学医,穷研药性,可是他父亲还是去世了。

这在汤斌是个无与伦比的严重打击,朝夕流涕,哀毁骨立。葬了父亲,在坟上种了五百株树;每隔数天,便要去省视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会掉泪,接着是补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树,就是他父亲的精魂凭依之处。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视继母轩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请命而行;轩太夫人慈爱而谦虚,称他“大少爷”。对这位大少爷,她事事满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爷似乎绝了仕宦之想,读书人不肯做官,在她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汤斌对这一层也感到疚歉和为难——难的是有些道理,解释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认为自己虽以王阳明为法,但处事或嫌操切,或用权术,或者是碰运气,口中说得极有把握,其实内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阳明那样,达到“圣贤亦不过如此”的境界而能够心安理得,无时不保持着一股“浩然之气”。这些毛病的根源,还在学养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顾读书。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还不晚。

这些道理对足迹不出里门,识字也不多的继母,如何讲得明白?无可奈何,只好编一套说词。

“娘!”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场风波甚险,我又不会弄钱;接娘到仟上,没得享福,倒替我担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饭,至少也让娘过几天清闲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总说望子成龙,荣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担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难道,”汤斌笑道:“娘在家就不会替我担心了?”

轩太夫人语塞,想了想说道:“官你还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个好官,不可只为自己打算。既然你处处为我着想,将来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

这几句话,说得汤斌肃然动容,“不可只为自己打算”,这话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来答道:“娘教训得是!等儿子自觉出去做官,凡是艰难险阻,都有把握应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话,做个荣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汤斌课子越勤;因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础,他才可以脱然无累,一心奉职,“我不是望你们早贵;少年要吃苦,苦则志定,将来不会失足。”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你们将来长成后,我未必还能教你们。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教法,跟别人不一样。”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开笔做文章”,这文章不是什么“班马文章”,是号为“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类的陈腔滥调八股文,学会了这样的文章,才可以进学、中举早早发达。

而汤斌不是,他课他的十四五岁的长子汤溥,十岁左右的次子汤浚,先读四书,以为立身之本,然后读《尚书》,让他们知道古代的典诰制度。读完这几部书,为学的基础,已经扎得很结实,然后才讲做文章,由他亲选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开始,再读《史记》、《汉书》,及于先秦诸子。到最后才学“举子业”,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课子越严,汤斌越觉得在性理之学上的功夫还不够;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丧服满的四十岁那年,赁了一匹驴子,直上到河南药门山的夏峰,从孙奇逢受业。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生来有快气,而内心谨饬笃行,以圣贤自期。前明天启年间游京师,与“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定交;其时正是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秽乱宫闱、无恶不作的时代,魏忠贤的爪牙,包括冯铨在内,被称为“阉党”,专与东林作对。由于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而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惨死狱中,而阉党诬以受贿,向家属追赃,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代为募捐赎罪;对东林死难者的家属多方调护,一时侠名震动河北,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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