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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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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

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来了一个同门,是汤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介,本名冲壁;因为有“耿介拔俗”这句话,所以改了单名。他是河南登封人,顺治九年与汤斌同时成为进士,在翰林院时,与汤斌同住一间屋,彼此以淡泊宁静相砥砺,成为金石之交,情谊极深。

翰林院散馆,两人都授职检讨,只是分发的衙门不同,汤斌派在国史院,耿介派在秘书院。当顺治皇帝选派学行俱优的翰林出任地方官时,耿介亦在名单之中,被任为福建按察副使,辖区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瓯六府,经常出巡,事先下札,严厉禁止迎送馈赠,真正耿介拔俗,不愧其名。

到了康熙元年,由福建调到江西,做鄱阳湖东岸的“湖东道”。这个缺后来裁掉了,耿介因为治绩优,调为直隶大名道,辖区当河北、河南、山东交会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也是有名的烦剧难治之区:他的居官信条是:除积弊、革冗费、戒贪墨。恩威并用,政绩大着,是个响当当的清官。

在大名道任上,自然也遇着“逃人”的案子,而且因为地处冲要,比汤斌在潼关遇到的多得多,一年工夫,有三百多件,平均每天就有一件。

耿介也跟汤斌一样,认为“功今固严,曲其全由我”;三百多件“逃人”案,本地的百姓,没有一个牵连在内。光是这一项惠政,就使得属下百姓感戴不止了。

在任只有一年多,由于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告归。服满以后,家居不出;这年想起汤斌,由登封到睢州专诚访晤,登门才知道他“仕优而学”,到了夏峰。耿介也是久仰孙奇逢的,回里以后,摒挡就道,跟汤斌做了同窗。

汤斌接到消息,亲到山下迎候,接着了欢然道故,喜不可言。

三藩乱起,朝廷诏举贤才赴军前效力。这时最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个大学士熊赐履,奉旨主持此事。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他比汤斌晚两科,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也是个“道学先生”,由于皇帝崇尚理学,熊赐履深受敬重,他著过一部谈心性的书,题名《闻道录》,说“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这个议论很新奇,但其人之庸,也是可以的了。

他跟汤斌的理学,路数不同,只是汤斌并无门户之见,所以笃信程朱的熊赐履,对他并无恶感;问到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从前读过汤斌的文章,只是不识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汤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极了!我想上奏章举荐他。”

“举荐此人,诚然适当。一不过,”魏象枢顾念汤斌的境况,代为辞谢,“他此刻在苏门读书,家贫亲老,恐怕到军前效力的行装都办不起。我看免了吧!”

熊赐履听得这话,只好死了举荐汤斌的心。

但即令征召,汤斌也一定会辞谢,因为这时孙奇逢下世,夏峰子弟,无不哀思浓重,失了常度,在孙奇逢死前的那几个月,汤斌日夕所思的,就是如何从老师那里多得一些教益。而孙奇逢也持着约略相同的想法,他已经九十二岁,除了重听以外,看来身体还相当健旺,每天一早起身,拜谒过祠堂,就端然坐在兼山堂上,应接问业的弟子。或者远道慕名而来的宾客,仿佛整日都无倦容。其实那是凭多少年修养的功夫在支持;他是最知天命的,得此高寿,已觉上天眷顾特厚,抱着随时可以撒手尘寰的想法,就更不肯虚耗寸阴,想到理学上的一些成就,大致都已传授了弟子,但平生所经历的忧患艰险,所见到忠烈义行,没有机会能够纪录下来,流传千古。是一大憾事,要趁有限余生,加以弥补。

这就很容易地想到了汤斌,因为他一向有志于表扬忠臣义士,而且兼具史识、史学、史才之长处,是记述他的遭遇的最适当的人选。

“孔伯!”他说,“行年九十有二,家近京畿,颇有见闻,不忍湮没;如果我不告诉你,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义烈之行,不为后人所知,想来你亦当引为憾事!”

“是!”汤斌兴奋地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等我细细告诉你,此亦是千秋之业,我们定一个日课,我迷你记,记好了我再看一遍,如有说漏,我替你订正。”

“是!我照老师的吩咐做,时间我看不必固定,老师得闲,或者兴致好的时候,随时唤我好了。”

“不!还是每天定个时候的好,就在晚饭以后吧。”孙奇逢征询汤斌的意见,“我们从哪里谈起?”

汤斌想了想说:“就从‘范阳三烈士’谈起。”

“也好!”孙奇逢说:“‘范阳三烈士’是他人所赐的美名,实在愧不敢当。当时畿南负乡里重望的是鹿忠节公鹿善继的老太爷,名讳一个‘正’字,大家都称他鹿太公,急公好义,极有肝胆,不晓得暗中救了多少人。我与张果中,亦是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召,勉襄义行。当时的情形是如此

东林与阉党之争,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争;当熹宗即位之初,东林的声势甚盛;但君子坦然疏略,敌不过小人的昼夜环伺,到了天启三年“京察”,正人被斥,顾秉谦、魏广微入阁,东林便可危了。

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结论中说:

积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月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于么魔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个弹章一上,接连上疏攻魏忠贤的,不下一百多人。魏忠贤颇为恐惧,但终以“奉圣夫人”客氏的力量,蛊惑熹宗,竟得无事,而魏忠贤跟东林的结怨,则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其时辽东经略熊廷弼正罢职待罪,他本无罪,是受人的倾轧排挤。在他当御史时,对东林并不和睦;而东林君子,反以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有守辽之功,颇为看重。于是由于冯铨与熊廷弼有仇,劝魏忠贤借熊廷弼兴大狱,杀异己,把杨涟等人竟牵连罗织在内了。

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建议。魏忠贤的意思,本想加以别的罪名,徐大化认为不如指杨涟等人受了熊廷弼的贿,事涉封疆,杀他们更加容易。魏忠贤深以为然,指使锦衣卫北镇抚司的主管许显纯,逮捕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下狱,指杨、左受贿二万银子,其余亦多少不等。

阉党的手段极其恶毒,先“追赃”,五日一追比,等“赃银”追出来以后,再送到刑部治罪。东林君子,无不清贫,哪里来这笔“赃银”缴纳,因而每隔五天,便受一次毒刑——明朝锦衣卫的镇抚司,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所以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史可法曾经花了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入监见了他的老师左光斗一次,所见到的,已是“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了。

其时群情愤激,甚至有痛哭流涕的;于是孙奇逢置了一个大柜子,上面贴一张纸条,写的是:“愿救左公者,纳银此中。”左光斗对于京畿有许多善政,老百姓感思图报,踊跃输将;三天工夫就捐到了好几万银子,但赶到京师,已经来不及了。最为阉党所切齿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已经死在狱中。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时间正在铄土流金的七月里,隔了几天才能进狱收尸,尸首已腐烂,面貌不可复识。

丧事是由孙奇逢一手所经理。以魏忠贤的势焰熏天,孙奇逢敢作此举动,真可说是不怕死了!但孙奇逢自道是宫内大监多为近畿同乡,暗中为他多方调停,才不致被祸。结论是好人到处都有,公道终在人心;所以在任何黑暗恶劣的情况之下,都不必灰心,只要勇往直前,行心之所安,自有否极泰来的一天。

非常可惜的,孙奇逢只讲了这一些亲身经历,便已去世;还有许多珍贵的史料,竟未能传给汤斌。

在山中料理完了丧事,汤斌才回家乡。第二年主修了一部《睢州志》,家居读书养亲,到了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弘词,左都御史魏象枢和汤斌的同年,副都御史金钅求,交章相荐;诏命下达之日,州官亲自上门敦请。汤斌这年已五十二岁,想起轩太夫人的训诫,决定入征出山,拜别继母,入京应征。一到就住在那座野庙中,除了偶尔访晤魏象枢这些少数讲学的朋友以外,从不参加酒食征逐的应酬。

此外就只像陆陇其、万斯同等人,慕名来访,除谈学问以外,没有一句话及于利禄。其中有一个是同乡旧交,过从较密。此人姓宋,单名一个荦字,号叫牧仲,河南商邱人,是大学士宋权的儿子。

宋权是前明天启五年的进士,崇祯十七年当到顺天巡抚,驻于密云;到任第三天,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殉国。宋权不敢弃官自全,用计杀了李自成的部将黄锭,维护地方治安。多尔衮入关,命宋权仍旧当顺天巡抚,在任内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

旧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表旰食,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不幸有君无臣,酿成大乱,幸逢圣主歼乱复仇,祭葬以礼;倘蒙敕议庙号,以光万世,则仁至义尽,天下成颂。

因此,清朝谥崇祯帝为“庄烈憋皇帝”,陵寝名为“思陵”。宋权在同一奏疏中又说:

明朝军需浩繁,致有加派,有司假公经私,明征多怖暗征,公派外有私派,民团已极!请照万历初年为正额,其余加增,悉予蠲免。

明朝末年在田地上的加派,搞成老百姓不得不弃田而逃的怪现象,一方面田地荒芜,连年灾荒;一方面铤而走险,为流寇所裹胁,所以宋权这一建议,实在是经世济民的谟猷;多尔衮欣然嘉纳,而天下有多少人受惠于宋权这一番话的,已无从估计。

到了顺治四年,宋权擢升为国史院大学士;那时宋荦己十四岁,以大臣子弟而被派为侍卫,以后调任外官,这时复调回京,任职理藩院院判,他跟汤斌从小就熟识,又最佩服汤斌,如今异地重逢,倍觉亲热,所以经常到野寺中来相访,论关系在师友之间,每来总要请教文章政事,汤斌知无不言,视如兄弟。由于投契的缘故,两人结成了亲家,宋荦将他的长女,许配给汤斌的第三个儿子,今年十九岁的汤沆。

礼部书吏,特地到野寺来通知,博学弘词的试期,已经决定,定在三月初一。接着,宋荦带来了更详细的消息。

“仪制是,先在太和殿前行礼,然后在体仁阁下应试。”宋荦说:“试毕赐宴,待遇十分优厚。”

“喔。”汤斌问道:“应试的一共有多少?”

“大概只有五十个人左右。”宋荦又说:“陆稼书不幸,老太爷在原籍故世了。讣音一到,他痛哭失声,当天踉踉跄跄,徒步出都,赤足麻鞋,双目尽肿,看样子竟如疯了似地!”他不断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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