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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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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弱女子,无以为生,如果不死,便多半会落入娼家;汤斌也觉得父亲的顾虑是件很严重的事。
“爹!”他说,“我去一趟。”
“衢州怎么走,你知道吗?一直深入仙霞岭,近江西了。往返六千里路,谈何容易?脱口就说了出来,见得你不诚不敬!”
受了父亲的责备,汤斌自己想一想,果然轻率;因而不敢再作声。
“我想只有我们父子俩一路去。”汤祖契说,“清兵已经南下;史阁部拥立了福王世子——一这位世子虽是头号纨袴,不过经此巨创,也许有所作为。再说史阁部拥护他,当然是看得他有出息。我们看看去!”
于是父子俩跋涉南下,虽然走得脚上起了水泡,到晚来只要有一席容身之地,汤祖契一定还要课子;。也只有听得汤斌的琅琅背诵,侃侃讲义,他才能忘掉道路流离的苦楚。
到得南京一看,汤祖契的心,整个儿凉了!福王父子在洛阳的一切,他原是深切了解的,总以为老福王让李自成“吃福禄酒”吃掉,小福王无论如何想起父亲脔割生烹的惨绝人寰的死相,也会食不下咽。谁知不然!在马士英、阮大锨报弄摆布之下,搞得乌烟瘴气,光是朝朝演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夜夜选秦淮妓女侍寝,就把汤祖契气得觉都睡不着!
“这简直成了禽兽世界,不可以一日居!”汤祖契说,“我们赶快走吧!到衡州去。”
“是!”汤斌很兴奋地说,“衙州是诗礼之乡!”
因为,孔子的南宗在衙州。
宋徽宗末年,金兵入侵,掳了徽、钦二帝北去;康王赵构,由于哲宗所废的盂后的主持,接承大统,是为高宗。在建炎初年南渡,建都临安;那时在曲阜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他奉了子贡所手刻的孔子楷木像,扈从而南,定居在衢州。
高宗赐了衢州的官田,孔端友依照曲阜的规制,建立家庙;终南宋之世,一百六十余年,衍圣公都由孔端友的子孙承袭。宋亡元兴,不承认衢州孔家承袭衍圣公的资格;而且孔庙也毁在兵火之中,于是曲阜恢复了衍圣公府。衢州孔家则被称为“孔子南宗”。
明代宋兴,当然没有再度更张,以南宗承袭衍圣公的必要;但衢州孔家的境遇,比较好得多了,永乐初年,重建孔庙;正德元年,将南宗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授职为“五经博士”,这是个世袭的职位,不须到国子监供职,专管衢州孔庙的祭祀。
正德十五年,衢州孔庙移建于衢州府城中的“西安县学”;南宗孔家的门第,渐次兴旺,汤祖契的哥哥,因为偶然的机缘,成了孔家的食客。因此,汤斌随父到了行州,很容易地得到了瞻仰孔庙的机会。
流寇的猖狂,福王的荒淫,马阮的奸恶,江淮四镇的跋扈,以及一路流离中所看到、听到的悲惨景象,使汤斌从极端痛苦中,得到一个领悟,这已不是改朝换代的亡国之痛;是礼乐消沉,人心崩溃,空前未有的亡天下的大危机!在衢州孔庙中,汤斌徘徊苦思,决定双肩担负起振兴文教,挽救人心的重任。
往返奔波六千里,汤祖契终于带着儿子和侄女儿重新回到家乡,那已是第二年,也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的年底了。
衢州城内,一片荒凉;汤祖契访寻终日,才找到了家园的原址。父子俩一起动手,就断垣残壁间,草草搭起一座聊蔽风雨的茅棚,暂且安顿了下来。
重建家园的工作,相当艰难,但也相当顺利;顺利的是汤家一向待佃户忠厚,而汤祖契的热心、魄力,又是久为乡里所信服的,所以听说他们父子回乡纷纷不期而集。但是,“人多好做事,人少好吃饭”,接着这番顺利号召而来的,便是觅取粮食的艰困——大乱之后,所缺乏的一定是粮食、种子、农具和耕牛;这时唯有跋涉他乡去设法买粮食;人多粮少,就只有束紧裤带,半饥半饱。
汤斌少年时的境况优裕,但这几年伤心惨目的生活,已经把他磨练成一个最能吃苦的人;起先是不忍之心,吃得太饱,会使他想起活活饿死在沟壑之中的老弱妇孺,反党胃中不舒服。以后书读得多了,便有这样一个心得:“节用最关治道!”秦灭汉兴,如果不是文帝的俭朴,何来以后的盛世?“开元之治”媲美贞观,只以玄宗不知节用,几年工夫,就召来安史之乱。同时他也深深体察到,多少有抱负、才具的好官,原可以畅行其志,把自己的分内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处处妥贴,只以不知节用,在取予之间不谨,或则清誉有玷,受人扶制;或则一时收功,留下后患,特别是地方大僚,犯这个毛病的很多,像胡宗宪,能用俞猷、戚继光平定东南沿海的倭乱,但起居奢华,拟于王侯,一方面造成奢靡的风气;一方面又造成了贿赂的风气,贻害无穷。看到了这一点,汤斌不须立志,自然而然地就能够甘于藜藿。
汤家,很快地又显得热闹了;汤斌娶了马秀才的女儿,是个极贤德的妻子,婚后一年,生了儿子。依照族谱中的排行,汤斌这一辈用“文”字,下一辈用“水”字,汤祖契替长孙取名为汤溥。
汤斌的堂弟,也就是他那死在归德的叔叔的儿子,流落在曹州府,为一个鄙吝的土豪所收养。那土家知道汤祖契到处在打听侄儿的下落,曾有话传出来,不惜任何花费,但求寻着侄儿,因而把这个汤家的少年,视作奇货;伪造了一张契约,说汤祖契的弟弟,是把侄儿子卖了给他的,数年衣食,所费不赀。这样经过多次的谈判,托人居间调解,汤祖契才能把侄子赎了回来,为他娶妻,同时还分了两百亩田给他,希望他能撑起自己的门户。
然后,汤祖契自己也续了弦;那是出于汤斌的劝谏。汤祖契虽是望五之年,身体却异常健硕;但老来无伴,而且有些起居琐事的侍奉,又非儿媳妇和侄女儿所能尽心,汤斌觉得父亲应该有个伴,而他又是不主张纳妾的,所以表示希望有一位继母。
他的继母姓轩,是个老小姐,嫁了汤祖契觉得相当称心,因为那一双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儿子儿媳,对她尽心尽礼,异常敬重。不久,轩夫人生了一个女儿,汤斌则又生了一个儿子;人丁兴旺,而且上慈下孝,越发显得一片发皇的气象。
就在这俭朴安定的几年中,汤斌在学问上已大有成就;他是个于书无所不窥的渊博之士,但他没有陷溺在书城中,而且对那些成天钻人书本里,不问世务的人,不以为然。
因为正心诚意的理学,往往流于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试问于世事何补?还有一班学者,以考据的态度,穷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陆九渊的异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阳明一派如何抵触?于是门户之见,顽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骂王阳明,就算是卫道之士。这种态度,在汤斌看来,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读书人。
因此他有几句话,成为当头棒喝:“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能够将他的读书心得,经世致用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不愿做个隐士;同时他觉得必须应考人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才有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机会。
于是在中了举人以后,他在顺治八年秋天进京,参加顺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会试,中了进士。从这年开始,恢复明朝的制度,从进士中拣选庶吉士——一这是专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办法,大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选取新进士中,才资英敏而年轻的,在文渊阁读书,待遇非常优厚,由司礼监供给笔墨纸张;光禄寺预备早晚膳食;礼部供给蜡烛灯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内东华门附近找一所宽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时常到文渊阁亲自出题考试,查看学业的进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宫;派太监及锦衣卫官员,随行照料。
到了天顺二年,定下规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当宰相;因此,被选为庶吉士的,号称为“相储”。但庶吉士并非每科都选;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人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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