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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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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亲,也得换一个。她猜想建德在结婚以后要与他的丈母同住,心里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结婚的日期和地点,更使她觉得儿子凡事没与她商量,因为他们预定行礼的一天是建德的父亲的忌日。这一点因为阳历与阴历的相差,建德当然是不会记得。而且他家的祭忌至终是由玉官一人秘密地举行,玉官要他们改个日子,建德说那日子是安妮择的,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至于在上海行礼是因女家亲朋多,体面大,不能不将就,这也不能使玉官十分满意。她连叹了几口气,眼泪随着滴下来,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口中喃喃,不晓得喃些什么。
婚礼至终是按着预定的时间与地点举行,玉官在家只请出她丈夫的神主来,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一事不如意,事事都别扭,她闷坐在厅边发楞,好像全个世界都在反抗她。
第二天建德同新娘回来了,他把安妮介绍给他母亲,母亲非要她披起头纱来对她行最敬礼不可。她的理由是从前她做新娘时候,凤冠蟒袄总要穿戴三天。建德第一次结婚,一因家贫,仪文不能具备,二因在教堂行礼没有许多繁文礼节。现在的光景可不同了,建德已是做了官,应该排场排场。她却没理会洋派婚礼,一切完蛋糕分给贺客吃了之后,马上就把头纱除去,就是第二次结婚也未必再戴上它。建德给老太太讲理,越讲越使老人家不明白,不得已便求安妮顺从这一次,省得她老人家啼啼哭地。安妮只得穿上一身银色礼服,披起一条雪白的纱。纱是一份在身上两份在地上拖着,这在玉官眼里简直不顺。她身上一点颜色都没有,直像一个没着色的江西瓷人。玉官嫌白色不吉祥,最低限度,她也得披一条粉红纱出来。她在乡下见人披过粉红纱,以为这是有例可援。什么吉祥不吉祥且不用管,粉红纱压根儿就没有。安妮索性把头纱礼服都卸下来,回到房中生气,用外国话发牢骚,老太太也是一天没吃饭。她埋怨政府没规定一种婚礼必用的大红礼服,以致有这忤逆的行为。她希望政府宣布凡是学洋派披白头纱、不穿红礼眼的都不能算为合法的结婚。
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学人到庐山去度蜜月,安妮勉强出来与玉官辞行。玉官昨天没把她看得真,这次出门,她虽鼓着腮,眼睛却盯在安妮脸上。她觉得安妮有许多地方与雅言相仿佛,可是打扮得比谁都妖艳得多。在他们出门以后,老太太的气也渐渐平了。她想儿子和媳妇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们,意见不一致,也犯不上与他们赌气。她这样想,立时从心里高兴,喜容浮露出来。她把自己的卧房让出来,叫匠人来,把门窗墙壁修饰得俨然像一间新房。屋里的家私,她也为他们办妥,她完全是照着老办法,除去新房以外,别的屋子都是照旧,一滴灰水也没加上。
第09节
第九节
半个月以后,一对夫妇回来了。安妮一进屋里,便嫌家具村气太重,墙壁的颜色也不对。走到客厅,说客厅不时髦;走到厨房,嫌厨房不干净;走到那里,挑剔到那里。玉官只想望好里做,可是越做越讨嫌,至终决意不管,让安妮自己去布置。安妮把玉官安置在近厨房的小房间,建德觉得过意不去,但也没法教安妮不这样办,因为原来说定婚后是要分居的。
安妮不但不喜欢玉官,并也不喜欢天锡。玉官在几个月来仔细地打听安妮的来历,怀疑她便是那年被她小叔子抱走的雅丽;屡次要告诉她,那是她的骨肉,至终没有勇气说出来。婆媳的感情一向不曾有过,有时两人一天面对面坐着,彼此不说话。安妮对建德老是说洋话,玉官一句也听不懂。玉官对建德说的是家乡话,安妮也是一窍不通,两人的互相猜疑从这事由可以想像得出来,最使玉官不高兴的是安妮要管家。为这事情,安妮常用那副像挂在孝陵里的明太祖御容向着玉官。建德的入款以前是交给老太太的,自从结婚以后,依老太太的意见仍以由她管理为是。她以为别的都可退让,惟独叫她不理家事做闲人,她就断断不依。安妮只许给她每月几块钱零用,使她觉得这是大逆不道。她心想,纵然儿子因她的关系做了“党戚”,也不该这样待遇家长。
安妮越来越感觉到不能与老太太同住,时时催建德搬家。她常对丈夫骂老太太这“老蟑螂”,耗费食物讨人嫌。老太太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纵然把委屈诉给人听,也没有可诉的。她到教堂去,教友不懂她的话;找牧师,牧师也不能为她出什么主意,只劝她顺应时代的潮流,将就一点。她气得连教堂都不去了。她想她所信的神也许是睡着了,不然为什么容孩子们这么猖狂。
还有一件事使玉官不愉快的,她要建德向政府请求一个好像“怀清望峻”一类的匾额,用来旌表寡妇的。建德在衙门,才干虽然平常,办事却很稳健。他想旌表节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玉官屡次对他要求找一个门径,他总说不行。无论他怎么解释,玉官都觉得儿子没尽心去办,这样使她对于建德也不喜欢。但是建德以为他父亲为国捐躯,再也没有更光荣的,母亲实在也没有完全尽了抚孤成人的任劳,因此母子的意见,越来越相左。
安妮每天出去找房子,玉官只坐在屋里出神。她回想自守寡以来,所有的行为虽是为儿子的成功,归根,还是自私的。她几十年来的传教生活,一向都如“卖瓷器的用破碗”一般,自己没享受过教训的利益。在这时候,她忽然觉悟到这一点,立刻站起来,像在她生活里找出一件无价宝一般。她觉得在初寡时,她小叔子对她说的话是对的。她觉得从前的守节是为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种种的自然结果,她要回乡去真正做她的传教生活,不过她先要忏悔,她至少要为人做一件好事,在她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
她要离开她儿子那一天,没有别的话,只对他说她没对不住他,以后她所做的一切还是要为他的福利着想。儿子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漫敷衍她几句便到衙门去了。儿媳妇是忙着找房子,一早便出门。她把几座神主包裹停当,放在桌上,留下一封信,便带着天锡,悄悄地到下关车站去。
第10节
第十节
回到家乡,教会仍然派她到锦鲤去。这次她可不做传教工作了,因为上了年纪的人,不能多走路,所以教会就派她做那里的小学校长。天锡与她住在一起,她很注意教育他。杏官在城里住,反感觉到孤寂,每常写信要天锡去住几天。
玉官每要把她对于安妮便是雅丽的怀疑说给杏官知道,卸又防着万一不对,倒要惹出是非来。她想好在她的小叔子也死掉了,若她不说,再也没有知道这事的人,于是索性把话搁住。她觉得年来的工作非常有兴趣,不像从前那么多罢虑。教会虽然不理会这个,她心里却很明白现在是为事情而做事情,并不要求什么。建德间中也有信寄回来,有时还给她捎钱来。这个使她更喜欢,她把财物都放在发展学校的事业上头,认识她的都非常地夸赞她,但她每说这是她的忏悔行为。
两三年的时间就在忙中消失了。玉官办的学校越发发达,致她累得旧病不时发作,不得不求杏官来帮助她。杏官本也感觉非常寂寞,老亲家同在一起倒可以解除烦闷。她把城里的房子连同玉官的都交给了教会管理,所得的租金也充做学校经费,那锦鲤小学简直就是她们办的。
地方渐次平静,村里也恢复了像从前一般的景况,只是短了一个陈廉。一想起他,玉官也是要对杏官说的,可是他现在在南洋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她只记着当时他是往婆罗洲去的,就是说出来也未必有用。在朝云初散或晚烟才浓的时候,她有时会到社外的大王庙那被她常坐的树根上少坐,忆想当年与陈廉谈话的情景。衰年人的心境仍如少年,一点也没改变,仍然可以在回忆中感到愉悦。
锦鲤几个乡人偶然谈起玉官的工作,其中有人想起她在那里的年数不少,在变乱的时候,她又护卫了许多妇女,便要凑份子给她做生日,藉此感谢她。这意思不到几天,连邻乡都知道了。教会看见大家那么诚意,不便不理会。于是也发起给她举行一个服务满四十年的纪念会,村庄的人本是爱热闹的,一听要给玉官做寿,开纪念会,大家都很兴奋,在很短的期间已凑合了好几百元。玉官这时是无心无意地,反劝大家不要为她破费精神和金钱。她说,她的工作是应当做的,从前她的错误就是在贪求报酬,而所得的只是失望和苦恼。她现在才知道不求报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大众若是得着利益就是她的荣耀了。话虽如此说,大家都不听她的,一时把全个村庄布置起来。
传道先生对大众说既然有那么些钱,可以预备一件比较永久留念的东西。有些人提议在社外给她立一座碑,有些说牌坊比较堂皇,玉官自己的意思是要用来发展学校。杏官知道她近年对于名誉也不介意,没十分怂恿她。她只写信给建德,说他母亲在乡间如何受人爱戴,要给一点东西来纪念她。建德接信以后,立刻寄五千元,还说到时候他必与安妮回来参加那盛典。
玉官知道建德要回来,心里的愉快比受那五千元还要多万万倍,纪念大会在分头进行着。大众商议的结果,是用二千元在社外建筑一道桥,这因为跨在溪上的原来只有一道木桥,村人早应募缘改建,又因大王庙口是玉官常到那里徘徊的地方,还有对岸的树林,政府已拨给学校经营,所以桥是必要修筑的。
动了四五个月的工程,桥已修好了。大王庙也修得焕然一新,村人把它改做公所,虽然神像还是供着,却已没有供香火的庙祝,桥是丈五宽,三丈长,里面是水泥石子的混凝体,表面是用花岗石堆砌起来的。过了桥,一条大道直穿入树林里头,更显出风景比前优秀得多。
纪念会的日期就要到了,建德果然同安妮一起回来,玉官是喜欢得心跳不堪。她知道又是病发了,但不愿告诉人。安妮算是给她很大的面子,所以肯来赴会。当时也与杏官见过面,安妮却很傲慢,好像不大爱理那村婆子似地。她住了一两天就催建德回南京去,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在水厕的缺乏。
建德在乡人的眼光中已是个大得很的京官,因为太太说要早日回京,便不得不提早举行这个纪念典礼。玉官在那天因为喜欢过度,倒是晕过几次,杏官见这情形不便教她到教堂去,只由她歇着。行过礼以后,建德领着大众行献桥礼。大众拟了许多名字,最后决定名为“玉泽桥”。当时的鼓乐炮仗,喧闹得难以形容,加以演了好几台戏,更使乡人感觉这典礼的严重。
第二天,建德要同安妮回到城里,来与玉官告辞。杏官在身边,很羡慕这对夫妇,不觉想起她的亡女,直向建德流泪。玉官待要把真情说出来时,又怕安妮不承认破口骂人,反讨没趣。她又想纵然安妮承认了,她也未必能与他们住在一起。她也含着眼泪送他们过了那新成的玉泽桥。
回到学校里,左思右想,又后悔没当着安妮说明情由。等到杏官来,她便笑着问她假如现在她能找着她的丈夫或她的丢了的女儿,她愿意先见谁,杏官不介意地回答说那是做梦。如果她能见到女儿一面,她已很满足,至于丈夫恐怕是绝无希望的了。说过许多话,玉官忽对杏官说,她要到城里去送送儿子和儿媳妇上船去,杏官因为她精神像很疲乏,不很放心,争执了半天,她才教杏官陪着她去。
她们二人赶到城里,建德与安妮已经到口岸去了。幸而船期未到,玉官与杏官还可以赶到。她们到教会打听,知道建德二人住在洋牧师家里。见面时,安妮非常感动。她才起头觉得玉官爱她的儿子建德是很可钦佩的,玉官对他们说她的病是一天一天地加重了,这次相见,又不知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希望他们有工夫回来,说得建德也哭起来了,他允许一年要回来探望她一次。
玉官在那晚上回到杏官的药局,对杏官说她还有一件未了的事要赶着去办完。杏官不了解她的意思,问了几遍,她才把要到婆罗洲找陈廉的话说出来。她说,自从她当了洋教士的女佣以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受着杏官的恩惠。原先她还没理会到这层,自从南京回来以后,日日思维,越觉得此恩非报不可。杏官既知道陈廉的下落,心里自然高兴万分,但愿她自己去。玉官从怀里取出船票来,说她日间已打听到明天有船往南洋去,立即买了一个舱位,只有她知道怎样去找,希望杏官在家里照顾天锡,料理学校,她也可以藉此吸吸海风,养养病。
第二天一早,杏官跑去告诉建德说他母亲要到南洋去休息休息,当天就要动身。他也不以为然,说他母亲的心脏病,怕受不了海浪的颠簸,还是劝她莫去为是。来到药局,玉官已上了船,于是又同杏官和安妮到船上去。建德见她在三等舱里,掖在一班华工当中,直劝她说,如果要走,可以改到头等舱去,何必省到这步田地。她说在三等舱里有伴,可以谈话,同时她平日所见的也都是这类的人,所以不觉得有什么难过之处。安妮是站都站不住,探一探头便到头等舱的起坐间去了。杏官看看她的行李非常简单,只有一个铺盖和一个小提箱。她笑问玉官说,那小的箱子装些什么?玉官也笑着回答说那还是几十年随身带着的老骨董:一本白话《圣经》,一本《天路历程》,一本看不懂的《易经》。玉官劝他们不必为她担忧,她知道一切都无妨碍,终要平安和圆满地回来。她指着建德回头来对杏官说他还是她的女婿,希望她不要觉得生疏起来。她此行必要把事情办妥才回来,请她回锦鲤静候消息。又复劝勉了建德一番,船上催客的锣才响起来。
杏官们上了舢板,还见玉官含泪在舷边用手帕向着他们摇幌,几根灰白的头发,也随着海风飘扬。到了岸边,船已鼓着轮,向海外开去。他们直望到船影越过港外的灯台,才各含着眼泪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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