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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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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还有个外号叫“瓜把势”，意思是特别会种瓜。他在自己开出的四分小片荒地上，种了酥瓜、甜瓜、香瓜、面瓜、菜瓜、打瓜等瓜类，在一九六三年夏天获得了大丰收，收获时每天我母亲都要摘下满满两大篮子的瓜果回家。酥瓜是一种长型的小瓜，不太甜，但水分足、口感特脆，轻轻一碰就粉碎；甜瓜则是花皮、绿肉、红瓤，比现在的哈密瓜甜的多；面瓜是黑皮，淡黄色的肉，放在太阳底下看时，果肉能够映射出一些金星。家里人都吃不完，就送了不少给街坊邻居。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一九六六年以后就又不许开自留地了。
当时全村数外公的瓜种得最好，品种最多。外公除了种自留地，还给生产队种瓜，培训年轻人。但是吃大锅饭以后，年轻人对庄稼把势已经不是那么用心学了，所以外公的绝活没有传下来。我的外公一辈子都是老实的庄稼人，干活踏踏实实。跟种庄稼不一样，种瓜需要一棵一棵地打理，外公在瓜地里干活时一蹲就是一天，背都被太阳晒得爆皮了。外公给队里种瓜时，遇到有没长好的瓜摘下来以后，想想种瓜的辛苦，从来舍不得扔掉，都留下来自己吃。
那时社员们不偷别人自留地里的东西，只偷生产队的东西。因此当西瓜快熟了的时候，外公就一天二十四小时住在生产队的瓜棚里看着。每天中午我母亲放学以后，都要到地里替换外公回家吃饭。外公怕母亲饿着，就先准备一些淘汰下来的歪瓜、小瓜给母亲吃。母亲等外公走了以后，看看满地的大西瓜，心想干吗不吃好的，非要吃这些小破瓜呢？于是自己摘了一个大西瓜弄开吃。可我母亲那时才十一二岁，不懂得哪个瓜熟，一打开发现还是生的，吃了两口又酸又涩，就扔掉了。外公吃完饭看到地上扔的瓜，心疼坏了，满地里追着母亲打，嘴里还喊：“给你挑了瓜你不吃，非要祸害好瓜！”第二天，母亲再替外公看瓜时，发现昨天还长得好好的大西瓜都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外公怕母亲偷瓜吃，就在每个西瓜下面挖一个坑，竟然把西瓜埋了起来。
外公种冬瓜也是一绝，个头大的冬瓜足足有四、五十斤，最大的一棵达九十多斤，比一个十来岁小孩还高。当时报纸上曾经刊登过某地一个农民种出了一个重达六七十斤的冬瓜，还进京献给党中央。外公种的冬瓜比那个还要大，可惜外公成分不好，没资格上报纸的。
我母亲从小脑袋瓜好使，当时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还戴上了红领巾。当时母亲就读的学校位于离村子四里的界河路镇，是一所正规的小学，里面的教员都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由于我母亲学普通话学得特别好，每次各个公社学校的老师进行现场观摩教学的时候，都是她朗读课文。她的作文也写得很好，每一篇作文都被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里，供学生们学习。我母亲于一九六五年小学毕业，当时中国正在搞“抗美援越”，小学毕业语文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给胡志明伯伯的一封信》。
一九六五年的时候，生活已经改善了一点。那年夏天，我的母亲从生下来第一次买了一件新衣服。当时村里的供销社进了几件衣服，其中有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褂子，母亲穿上试了试，觉得特别好看。一问价，要五块钱。五块钱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于是外婆嫌贵没买。回家以后，母亲总是惦记着那件短袖褂子，跟外婆撒娇，软磨硬泡。外婆见她实在是喜欢，也就给了她五块钱让她买了。母亲拿着钱往供销社跑的时候，快乐的觉得身上像长了翅膀一样，胡同里荡漾着这个十四岁少女清脆的笑声。
可以说，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算是我母亲少年的记忆中唯一晴朗的日子。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几乎可以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事：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国民航到母亲所在的那个村子招收航空服务员，也就是今天所称的“空姐”。母亲十四岁时身高就长到了一米六五，也继承了外公与外婆的美貌，口齿清楚，普通话又标准，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几乎就走了。可是正在全家欣喜若狂时，却传来了泡了汤的消息。原来，民航服务员需要政审，而我母亲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于是自然就没有她的份了。民航的那几位招工的同志看到这个十四岁少女失望的神色，心里也觉得挺难过，就安慰了她几句。后来，又来人招收过铁路乘务员和赤脚医生，都是先被选中，又因为出身问题被撸了下来。
尽管我母亲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小学毕业，但是当时滑县有个土政策，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被允许读正规初中，只能上那种半耕半读的初中。即使这样的初中也只上了一年，到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学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来临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七、在大森林里
一九六二年，我的父亲解除劳教，被安排在新河农场就业，当了一年农场职工。当时家里已经搬到河南郑州市，父亲在回家探亲时恰逢东北铁路工程局（「注」该局系建国初期组建的铁路工程单位，原称“海拉尔铁路工程局”，后改称“东北铁路工程局”，七十年代改称“铁道部第Z工程局”，简称铁Z局，父亲参加铁路时，该局还叫做“东北铁路工程局”）在郑州招收工人，就报名参加了铁路，跟随单位去了大兴安岭，在茂密的大森林里呆了三年。
在去东北报到的路上，新参加工作的工人们坐在火车里，怀着对建设边疆的浪漫幻想和兴奋，有说有笑，一路欢歌；有些知识青年还吹起口琴，拉起手风琴。等到了齐齐哈尔，一下火车，就见到车站上敲锣打鼓，红旗飘飘，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于是大家更兴奋了。本来一路上走了几天几夜，也没有怎么正经吃顿饭，人们都想着要饱餐一顿，再美美睡一觉，就奔赴工作岗位。谁知每人只发了两个窝窝头，一块咸菜，就又让人们坐上闷罐子车，继续向前开去。走着走着，前面到了铁路终点，于是又下火车改乘汽车。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父亲往远处望去，只见黑黢黢的一片大森林，无边无际。远远的看到有孤零零的一盏马灯，车上带队的人就拿出花名册，点几个人的名下车；每到一盏马灯前，就有几个人下车，父亲他们几个是在最后一站下的车。下车后，只见林间空地上有一个帐篷，挂着一盏马灯。进了帐篷以后，发现里面居然没有床铺和被褥，只有一些由白杨树枝钉成的木排放在地上，上面铺了一些草，这就算床了。白天还在欢声笑语的工人们，此时一个个都沉默不语了。
渐渐地天气冷了起来，工地上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洗澡，人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后来单位发了御寒的羊皮袄，羊皮的味道吸引了森林里的狼，每天晚上围着帐篷转，多的时候，从狼嗥此起彼伏的声音来判断起码外面有几十只狼。有些狼还用爪子刨帐篷，“哧，哧”的声音搅得人无法入睡。于是工人们都起来，拿着木棒铁棍，冲出去打狼，可是狼是一种很机敏的动物，每次人们冲出去，却见不到狼的踪影。
起初，父亲在一个叫加格达奇的地方修铁路。当时的加格达奇还是大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集镇，原本只有一个单位：林业局工人及其家属，一共只有二、三百号人；全镇只有一个商店、一个饭铺子。铁Z局工程队的到来，使得这个荒僻的小集镇逐渐有了些生机，如今，加格达奇已经发展成一个有一、二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那个年代，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盛行。修建工程常采取“会战”形式。我的父亲就曾多次参加这种 “会战”：现场到处插满红旗，成千上万名工人一起上阵干活，边上还有人敲锣打鼓加油鼓劲。实际上这种貌似干劲｛炫｝高｛书｝涨｛网｝的“会战”效率很低却浪费惊人。工人们往往干上一小时休息半晌，围在枕木组成的篝火旁边烤火边说说笑笑，一项本来不大工程往往上千人拖上个把月才完工。
距离加格达奇西北不远，就是鄂伦春族自治旗。鄂伦春人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世代以打猎为生。我国音乐家吕远曾经写过一首名为《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的歌，歌中唱道：“亲爱的的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噢，盖起了多少厂房噢……”而实际上，由于大量砍伐木材和修建铁路，鄂伦春族赖以为生的大森林开始不再平静了，猎物也越来越难打了，因此他们对待在加格达奇修建铁路和伐木的“汉族兄弟”一点也不友好。
大兴安岭确实是个自然宝库，不仅空气新鲜，物产也很富饶。鄂伦春人偶尔也将打来的猎物卖给加格达奇那家唯一的饭馆。那一段时间，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吃过不少稀罕的动物，有驼鹿、狍子、松鸡、狗熊、雪兔、獐，等等，价格也非常便宜。不过，大兴安岭也有令人恼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别厉害，甚至能够将铁路工人们住的帐篷叮穿。除了蚊子，还有小咬，这玩意成群结队，专吸人血。到夏天时在外施工，必须把全身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八、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的父亲听老工人说了一件事。当时刚刚经历过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被林场招作临时工。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前后，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和铁路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 3ǔωω。ｃōｍ险地区，惟独将这些民工“忘记”了。洪水到来后，把这些民工和家属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重返林场时，几百名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里，无一幸免。现场尸骨纵横、惨不忍睹。三十年以后，父亲向我转述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满腔悲愤：难道民工不是人吗？难道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一起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些粮食？那些饥民背井离乡、辗转到关外只不过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可万万没想到这里竟成了他们的葬身之所。
一九六四年夏天，父亲所在工程队附近的加格达奇林业局有一位工人妻子上吊自杀了。当时加格达奇是个小地方，林业局的工人和铁路局的工人之间互相都很熟悉，我父亲也认识那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两口子都很厚道。那位自杀的女人是山东人，原本已经结婚生子。一九六○年大饥荒袭来，那女人的父母兄妹均被饿死。眼看着全家都已经饿得奄奄一息、束手待毙，那女人心一横从山东老家逃到东北求活，辗转来到加格达奇。
当时，加格达奇还是个偏远小集镇，女人特别少。林业局的工人虽然都有不少积蓄，但好多工人年纪不小了还娶不到媳妇。这位工人当时已经三十出头了还是单身，遇到这个比自己大两三岁、孤苦伶仃的女人后，就想娶她做媳妇。于是，这个女人以嫁给林业局那位工人为条件，每月往老家邮寄粮食和钱。正是这些宝贵的钱和粮食，帮助原来的丈夫和孩子们捱过饥荒活了下来。
随后的几年里，这个女人又为新的丈夫生下两个男孩，但心里仍然牵挂着原来的丈夫和子女。就这么着，几年时间里那女人每年都从东北到山东往返几次，两边都难舍难分。假如两个丈夫之间有一个不好那还好做出选择，问题是东北的丈夫对这个女人非常疼爱，又算是这女人全家的救命恩人；山东老家的丈夫则因为是自己媳妇做出牺牲才救活了全家人的性命，对这个女人更是好上加好。可怜的女人夹在两个好男人之间，无论丢下哪边都无法承受。天天受到煎熬，最后只得以死求得解脱，留下两个孤独的男人和几个年幼的孩子。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古怪，姓“遆”，一般的汉语字典里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字。此人是个土木建筑专业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遆疯子”。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分裂为两派：支持共产党的和支持国民党的。每年十月一日，支持共产党的华侨张灯结彩，挂五星红旗；每年十月十日，支持国民党的华侨则敲锣打鼓，挂青天白日旗。遆疯子一家属于支持国民党的一派，独独出了个遆疯子拥护共产党。一九五五年，二十二岁的遆疯子读大学期间与家庭决裂，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大陆。刚回来时到处被作为爱国华侨的典型披红挂绿，很是荣耀了一阵子。
谁知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正当踌躇满志的遆疯子即将完成学业，打算用所学的建筑知识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的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遆疯子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注定了他在劫难逃。于是，这个与家庭决裂的爱国青年被打成右派后送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路成了我父亲的同事。遆疯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满腔热情竟然受到这样的报应，受刺激太深，显得疯疯癫癫、语无伦次，也不和其他人打什么交道。因此，当时跟遆疯子一起干活的工人们大多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知道他的绰号。
我父亲和遆疯子处境多少有些类似，同命相怜，二人之间关系远比一般人密切。遆疯子和别人在一起时满口疯话，但跟我父亲在一起时却总是沉默寡言，偶尔和我父亲谈一谈自己的家庭和亲人。遆疯子一辈子都没有结过婚，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疯子，别人躲都躲不及，谁敢接近他？到了一九八○年，改革开放开始了。遆疯子见政策放松，就申请回印尼探亲并获得批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结束了他二十五年噩梦一般的生活。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遆疯子并不是真疯。
在东北时有一次局里在哈尔滨举行文艺汇演，我父亲也去参加了。父亲他们这个处所演的节目是大合唱《好不过毛泽东时代》。那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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