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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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连一般性的“错误”都算不上的三条，竟然害得我的父亲蹲了六年监狱，背了二十六年黑锅。当我的父亲看到这短短一百零一个字，决定了他大半生命运的“罪状”时，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哭呢还是该笑。

我的父亲平反后，按照政策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也可以把家安在开封市。父亲当时有一些动心，我也很想离开这小县城到大城市去。但是我父母一商量，觉得太谷县教育质量不错，到开封市就很难说了。就这样，为了我和姐姐今后升学，父母又一次牺牲了自己，决定留在太谷县。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一、春天的几个瞬间

从一九八○～一九八八年那几年，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子。那时改革还是“帕累托累进”式的，也就是全国各个阶层、每个家庭都受益；不像现在，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侵吞国有资产的、搞违法经营的、搞权钱交易的，都暴富起来，都趾高气扬的。八十年代初，虽然也是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都是宣传靠勤劳致富“万元户”们。我作为一个见证人可以证明：邓小平所号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是像现在一些人所刻意曲解的那样，是号召让所谓“腐败分子先富起来”，而是让种田专业户、副业专业户以及其他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先富起来，给了饱受饥寒之苦的中国人民理直气壮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可以说，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家始终遵循着当时邓小平的号召，依靠诚实的劳动，一点一滴地积累，才到了今天这个“小康”的水平的。我们拥有的每一分财富，都不是靠投机取巧得来的，而是凝聚着我们自己的血汗。

渐渐地铁Z局的人越走越多，到了一九八二年冬天，在太谷县留守的已经不过几百户了。“南住宅”的邻居们越搬越少，我们家占的房子又多了一套。此时，住得已经算比较惬意了。但没过多久，单位就把“南住宅”卖掉了，剩下的人全部向“北住宅”集中。于是，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我们还是又一次搬家了。公家的福利房就是这样，人家让你住你就住，不让你住你就得走。

一九八二年底，我们家搬到“北住宅”。“北住宅”以前是干部和资格老的工人住的，有自来水，房子面积也大一点，每套大约三十平方米，还有一个小院子。一年以后，邻居也搬走了，我们占了他的房子，居住面积又扩大了一倍。刚到“北住宅”的时候，我从前面在这套房子里住的那一家扔掉的垃圾里，找到了不少毛泽东像章，有大有小，有的还做得非常精致；还发现有不少文革时期的邮票。可那时小孩子不懂事，觉得邮票边上的那些齿孔碍事，于是就用剪刀把它们剪了，玩了几天之后又扔了。后来懂事之后，为此真是后悔不迭。

离“北住宅”不远的城墙根下，就是我母亲刚到太谷时做苦力的太谷糠醛厂。不知当时建设时是怎么考虑的，太谷糠醛厂竟然坐落在太谷县城的西北方向。太谷县位于黄土高原，爱刮西北风。每当西北风起，整个家属院都笼罩在糠醛厂散发出的那种甜丝丝的、令人恶心的菘酐味中，即使是在大热天也要紧闭门窗。

我们家位于“北住宅”的最外围，因此比一般人家里后面多了一个院子。有了这一块土地，大人们就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菜，有西红柿、黄瓜、豆角、小白菜等。到了夏天，每天的新鲜蔬菜，吃都吃不完。

搬到了“北住宅”不久，我们家又陆陆续续地添置了一些家用电器：一台成都“双燕”牌单缸洗衣机，一架柳州“双马”牌电风扇，还有一台广州“南方”牌收录两用机。然而，那个时代中国家用电器的生产技术不过关：洗衣机总是洗不干净衣物，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经常漏电；收录机用了四年就只能当收音机用了；只有那台电扇，算是凑合着用到了九十年代。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二、清除“精神污染”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对老百姓控制的稍微放松，大量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失业、待业现象严重，以及国门打开后进入中国的思想良莠不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犯罪高潮。十年文革浩劫，贻害了整整一代青少年，当这些人从最初的政治狂热中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但大好年华已经白白浪费，文化知识却一穷二白。有一部分人发奋读书，争分夺秒地进行“补课”，在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各类学校；而更多的知青返城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又无一技之长，高考也名落孙山，于是开始自暴自弃，结成了流氓团伙，或纵欲酗酒，或寻衅滋事，或扰乱治安，或偷盗抢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当时，这些现象引起了高层恐慌。

一九八三年的中国老百姓，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著名的“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从上半年开始，太谷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对“二王”的通缉令，“二王”杀人如麻的谣传，使得老实憨厚的太谷县老百姓谈虎色变、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二王”出现在自己面前。大概是“二王”在老百姓那里引起的恐慌激发了高层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于是，一九八三年秋天，电视里播放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始对治安犯罪“从重、从严、从快”地进行打击。

铁Z局有个姓赵的老司机，是专门给领导开小车的。赵师傅有个儿子，当时正好二十多岁，成天和领导们的那些公子哥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八十年代初的年轻人，有很多都是因为“文革”荒废了学业，破灭了理想，终日生活得很空虚。后来有一天，几个公子哥喝了酒以后在外面游逛，看到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戴着块手表。那时一块手表要一百多块，相当于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算是很值钱的财物了。几个公子哥乘着酒兴，说咱们把那老东西手表抢过来如何？于是就上去把那老头子抢了。这帮人不走运，没多久遇到“严打”，全被抓起来了。领导们有权有门子，几个公子哥关了一些日子也就没事了。别看平时领导们的公子跟老赵的儿子一起厮混，这个时候就看出真正的差别：最后轮到老赵的儿子当了替罪羊，判了个“抢劫犯”给枪毙了。

当时还有点“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味道，一九八三年我上初中，刚开学，每天上学的路上就发现张贴着不少法院的布告，基本上都是枪毙的；还见过一次游街，由戴墨镜、口罩的警察和武警坐着汽车押送那些插着亡命旗的罪犯去刑场。在这种“从严、从重、从快”的大形势下，免不了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太谷线材厂也有一个青年临时工胡××因为“强奸幼女”而被枪毙了，据说是因为看了黄色手抄本走上邪路的，当时二十一岁。几年以后，这个人的罪又被法院给“纠正”了，又说他没有“强奸”，只算是“猥亵”；还有一个国营理发店的三十来岁的寡妇，因与一个男人私通，被当作“流氓罪”判了几年，在看守所里面把她打得死去活来，指头都残废了。我小的时候，她还给我理过发。

几乎与“严打”同步，全国又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中学里重点是黄色手抄本、黄色图片、封建迷信用品等。我的一本课本的书皮是用画报包的，上面有意大利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照片，也被老师收了去当“黄色照片”给处理了。后来才知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是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株大毒草的，而那些“黄色照片”和手抄本，则是顺便拔除的小毛毛虫。可以说，当时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法治”的地步，政治运动的余味还没完全褪去，每一次运动都会出现扩大打击面、运动过火等现象，也总有一些人做了不走运的牺牲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一、勤劳致富

随着政治狂热的消退和政策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渐渐地开始琢磨起挣钱来。可是连续几十年的折腾，家家户户都是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因此那时的挣钱只有两条：要么投机取巧，靠坑蒙拐骗白手起家；要么勤劳致富，一点一滴地积累家庭的财富。

最早开始的致富门路是养君子兰，当时谣传说养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几千、几万元。于是，当时的工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养君子兰，到哪里买君子兰，到哪里卖君子兰。后来，还真有人来家属院，出几千块钱的价钱买君子兰。有几户家里养着君子兰的，此时都神气起来，见了人们就吹有人出几千，甚至几万买自己那盆君子兰，可都不卖，等等，还会再涨价的。我的父母当时没有养这玩意，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就这么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们半辈子挣的工资还多。后来君子兰的传闻渐渐过去了，那些养君子兰的人开始着急起来，几百块钱就卖，可还是卖不出去。前不久过春节时，我去花市买花，第一次见到君子兰，一盆只卖几十块。

君子兰风波结束以后，又谣传有一种新的致富方法——饲养蚯蚓。当时，太谷县东门外有几个人租了几间房子，办起了蚯蚓饲养场，按每份三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种叫“大平二号”的蚯蚓种，说等繁衍多了他们再收购出口日本。母亲从街上拿回来的宣传资料上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当时人们都很老实，看到白纸黑字盖着红印章的宣传资料就深信不疑。一段时间内，我们整个铁Z局家属院里和太谷线材厂，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蚯蚓。我母亲也相信了那宣传，加入了养蚯蚓的行列，和几个工友一起狠狠心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元买了一份，拿回来后像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

蚯蚓喜欢在松软的有机物里生长，于是一下班，我的母亲就上街拾马粪，回来以后把臭气洗干净，剩下松软而洁净的马粪纤维给蚯蚓铺上；蚯蚓喜欢潮湿和高温，于是我母亲不停地向马粪上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我母亲在伺候蚯蚓；蚯蚓喜欢吃腐烂的水果，我母亲就跑到果品公司买人家处理或者扔掉的烂水果。我们家养的蚯蚓长得特别的好，不断地繁衍增殖。这时还有很多邻居、工友想养蚯蚓，找我们家买，母亲就以比街上便宜三分之一，每份二十元的价格卖出去。

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东门外那个蚯蚓饲养场也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时人们都还很穷，一份蚯蚓二十块钱损失了也都很心痛。母亲不忍心看到人家受损失，就把卖给私人的那些钱又退了回去。不过，由于我们家养得早，蚯蚓繁殖快，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八百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全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挣个巧钱的想法。那时她在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那时每天厂里都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我的母亲每天中午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把一盘二十五公斤重的铁丝从仓库里扛上百米开外的汽车才一分钱，每天中午少的时候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最多的一天装一百六十盘，挣一块六毛钱。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的母亲每天靠装车，每个月总能获得比人家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

后来有一段时间，太谷县外贸公司搞来料加工的劳动保护手套业务。加工一副手套，工钱是三分钱。我的母亲从外贸公司领回原料，下班回来就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一天可以做几十副手套，挣一块多钱。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于是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母亲在厂里人缘好，盖房子时好多工人来帮忙，招待一顿饭就成了，连钱都不要。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五百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我的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全家人吃了几年。

后来，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的母亲看准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再把它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的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一时间买者若鹜，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的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帐，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我的母亲就不敢再干了，因为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政策变。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后来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