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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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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危及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地帮助弱者，凭良心做善事，是我的父母留给我的一项美德。我不喜欢唱“大公无私、舍己救人”之类的高调，我觉得，要是大多数国人能够做到同情弱者、扶危助困，那这个社会也不至于像现在乌烟瘴气。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六、北方旅社
铁Z局三处机关搬走以后，成立了一个太谷办事处，管理以前留下来的房产和家属院。原来处机关所在的那个大院因为靠近火车站，因而改成了一个旅馆，叫“北方旅社”，由一些本单位的知青和家属经营，每年要上缴几千块钱管理费，自负盈亏。那些知青和家属吃着大锅饭，一个比一个懒。客房里墙壁自从七十年代处机关进驻时粉刷了一遍以后，从来都没有粉刷过；顶棚早已破旧不堪，露出不少黑糊糊的大洞。由于是“大集体”性质，也没有人愿意投资，整个旅社没有一台电视，餐厅里连个冰箱都没有。旅馆就是这样，有时客源少，有时客源多，因此没有冰箱，买回的肉和菜放着就不新鲜了；如果不提供伙食，客人住宿就很不方便，不愿意住。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旅社里买了一些卤猪蹄，时间放得太长了。一位客人吃饭时点了猪蹄，吃着吃着，里面竟然爬出一条蛆来。那客人比较老实，说，怎么生蛆的猪蹄还卖呀？结果，旅社的职工仍然收了人家饭钱。久而久之，旅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门可罗雀，别说上缴管理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办事处没办法，就把“北方旅社” 发包给职工经营，条件是要上缴管理费、养活知青。那时一般人都不看好这个旅社，没几个人去承包。我的父母回家一商量，觉得旅社靠近火车站，地理位置不错，只是由于经营无方才逐渐失去客源的。因此，只要我们家把它搞干净点，做生意厚道一点，再投资弄点电器，也还是能挣钱的，应当试试。于是，父亲跟办事处签订了合同，并且进行了公证之后，我们家就开始对旅社投资了。
我父母拿出几千块钱，买了些涂料和油漆，粉刷了肮脏的墙壁，修理好残破的顶棚，把所有门窗都油漆了一遍，修补好缺损的玻璃窗，新购置了床单、被套，并且仔仔细细地打扫卫生。正好那是暑假，我们全家四口天天都在旅社里干活，每天都弄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家里还把彩电和新买的冰箱搬了过去。半个月以后，一个面貌一新、窗明几净的“北方旅社”终于出现在旅客面前。为了和别的旅馆竞争，我们家还在火车站门口设了一个接待处，每天有火车到站时，就带领职工接站，接到了以后先送上大碗茶让旅客解渴，再派人带领旅客到旅社。如此一个多月，生意终于红火起来，旅社创办史上头一次出现了客满的情形，尤其以回头客居多。知青们多少年来第一次领到了奖金，个个积极性很高，变得勤快起来。我的父母也很高兴，以为这又赶上一次勤劳致富的好机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候办事处新换了一个主任。这个新主任名叫王××，原来和我父亲一起开吊车，也算是工友了。但是王××这个人不正派，当年我母亲刚调到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的时候，曾经向王××学过一天算盘。当时我父亲在商丘驻勤不在家，王××一看就觉得有机可乘，就天天来我们家，每次来时都在头上抹很多头油，把头梳得跟被狗舔过一样油光锃亮。王××的老婆长的不好看，也没有工作，于是王××就嫌弃她，想撬我们家墙角。当时我外婆还在我们家里，王××每天跑来帮着我外婆干活，挑水、和煤，还不停地说我父亲的坏话，企图挑拨我父母的关系。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渐渐地我母亲和外婆都察觉此人心术不正。我外婆和母亲都是非常正统的人，母亲为了孩子连唯一一次爱情都可以舍弃，哪里看得上这个见异思迁、油头粉面的小人呢？不过，又顾及朋友面子不好当面戳破，还给他找一个台阶下。恰好那时线材厂财务、出纳、统计三个岗位我母亲都要一肩挑，于是母亲和外婆二人订好计策，每天我母亲加班到晚上十点，如果王××还在我们家里，外婆就亮着厨房的灯；如果走了，就关上厨房的灯。那段时间，我母亲每天下班，都要看看家里厨房是否亮灯，如果亮着，我母亲就在外面转悠不回家。王××每天晚上来等，但每天都扑空，只好逗我和姐姐玩，弄得我和姐姐都还觉得这人挺好呢。最后，王××急不可耐，有一天干脆一直等到快夜里十二点了也不走，我母亲一看夜太深了，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回来。王××碍着有我外婆，就要我母亲跟他到外面去“谈点事”。我母亲早就防着他这一招，于是没有伤他的面子，很委婉、很客气地反问道，有啥事在家里不能说呢？王××心怀鬼胎，一时语塞了。后来我母亲帮助他老婆在太谷线材厂找了个临时工做，也算对他们家有恩了。但王××给脸不要脸，反而从那时起嫉恨起我母亲来。
王××小人得志，当上办事处主任以后，感觉报仇雪耻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找我父亲谈话，说后人不问前面事，这旅社要收回重新承包给另外一个职工老李。我父亲当然不答应，说我们家为了这旅社费了那么大的劲，而且还签了合同，进行了公证，是受法律保护的。然而，王××一心报复，居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县公证处出了证明：“经我处重新审查，发现铁Z局三处太谷办事处不具备法人资格，因此我处于一九八七年×月×日出具的谷证字第×××号《公证书》予以撤消，不具备法律效力。”公证撤消后，王××还把那个职工老李和我父母叫去谈话。谈话时，王××不阴不阳地斜着眼看着我母亲，说：“我与你没有‘特殊关系’，与老李也没有特殊关系，那我怎么能够把旅店只给你们呢？”我母亲一听，就知道这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于是轻蔑地说：“不就是一个旅社吗，有什么了不起，今后我不靠这个旅社，我照样能发财，你信不信？”说完，我母亲拉着父亲回家了。此后几年，我母亲就没做什么生意，一心供我和姐姐上学。
就这样，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忙活了好几个月、刚刚有些起色的旅店转入了他人之手。当时我父亲还不清楚其中的蹊跷，要求王××补偿我们家的投资，也遭到拒绝。王××对我父亲说：“你们家投到旅社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砸，随便搬，但要补偿是不可能的。”那一阵子全家都心情抑郁，我父亲到处上访告状，四处碰壁，真是欲哭无泪。不过，那旅社交到老李手中以后也没有变成“摇钱树”。老李这个人挺贪，奉行“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原则，结果还不到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王××作为奸邪小人，自然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结果引起了众怒。半年以后的一天晚上，王××在自己家里，被两个蒙面人用麻袋套住脑袋，用木棍痛打了一顿。那二人似乎对他有深仇大恨，简直就是往死里打。王××的老婆当时正在屋里洗澡，听到王××的哀号声急忙赶出来看怎么回事，连衣服都没穿，头上也被打了一拳，当场就昏倒在地上。两个蒙面人直把王××打得昏迷过去，才从容离开。王××两口子被邻居救起后还向县公安局报了案，几个公安来晃了一圈，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作为铁Z局太谷地区办事处的领导，王××本来就口碑不好，如今又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是一件相当丢人的事情，顿时威信扫地。好长时间，王××连家门都不敢出，伤还没好就匆忙调回商丘了。后来到了一九九二年，有去商丘的工友回来说，他们看到王××因为赌博，被公安局抓起来在胸口挂了个牌子游街呢。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七、第一次上北京
虽然北方旅社被人从手里生生夺走，父母心里郁闷，但值得他们欣慰的是，我于一九八七年考上了山西省的省级重点高中太谷中学。据老师们介绍，考上这所高中的人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能考上大学，百分之二十的上大专，百分之十的上中专（当时中专也是很走俏的，不象现在得到处找生源），以至于当时一提自己是太谷中学的学生，人们就以一种羡慕的眼光来看待你，仿佛你已经是一只脚迈进大学门槛了。
为了鼓励我再接再厉，考上重点大学，临开学前夕我母亲带我去了首都北京旅游。乘火车时，旁边位子上坐满了返校回京的大学生，对面则坐着一个七十来岁、退休的老军人。一路上，我的母亲总是问那些大学生大学生活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刻苦学习，考上学校的经历，并且给他们很多赞扬。
当时我的母亲已经三十六岁，但相貌年轻，衣着得体，谈吐也很有风度，那些大学生先是把母亲当成北京什么大公司的经理，又把我当成她的弟弟。等我母亲跟人家说自己只是个小县城的工人、我是她的儿子时，大学生们一个个都惊讶极了，还有一个学生干脆跑到车厢别处去，把另外几个同学也叫来看，问他们说你看这像不像母子俩？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位老军人，虽然话不多，但一直怀着赞许的目光看着我们母子俩。后来，等我母亲离开一会儿时，那老军人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看得出来你很幸福，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
母亲领我游览了故宫、十三陵、长城、香山、颐和园。每天都跟打仗一样步履匆匆，但我过得很是快乐。到北京那天下午，我和母亲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以毛主席纪念堂为背景照相时，突然间狂风大作，下了一场暴风雨，然后又迅速雨过天晴，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纪念堂上空。我顿时感到这似乎是主席显灵，于是虔诚地留了影。这张照片现在还在，一脸的虔诚相。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八、狗的故事
狗是一种非常忠诚而且有灵性的动物，因此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养狗。七十年代末，我的父亲抱回来一只小花狗，给它起名叫“大利”。那时家里还不很宽裕，细粮很少，偏偏这大利有点邪门，竟然只吃细粮，不吃粗粮，于是很快就饿得皮包骨头，每天围着人“唧，唧”直叫唤，却还是不吃粗粮。后来父母一看，说这狗是天生的富贵命，咱们穷人养不起，还是帮它找个好人家吧，免得跟着咱们受罪。有一天，我父亲把大利送给了几个开着拖拉机进城的农民。
转眼到了一九八六年，我母亲已经调到了太谷县灯具厂。这是一个只有三十来个工人的袖珍大集体企业，离我们家只有大概五六百米路程。这时家里生活已经变好了，于是全家人都想养一条狗。终于有一天，＇网｜。cc＇母亲的一个同事小李子送来了一条小伢狗崽，是一只杂色小笨狗（「注」当时太谷县狗的品种不多，一般只有两种：狼狗，如德国狼狗、日本狼狗，以及本地产的笨狗，笨狗的特征是耳朵耷拉，个头较小）。那条小狗长得特别有意思，背是黑色的，毛是灰色的，胸前和爪子则是白色得，如同穿着一件小西服一样。当时正是冬天，那条小狗来我们家之前在炉火前面取暖时，被滚烫的煤渣烧了尾巴，烧掉了一小段，其余的都还烂着。
小狗趴在那里，摇着烧得烂糊糊的尾巴，真是既可爱，又可怜。母亲买了些烧伤膏和绷带，给小狗缠上。由于这是我们家这么多年第一次养狗，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欢欢”。
慢慢的欢欢长大了，越来越活泼，总是在院子里蹦来蹦去。每当我父母下班、我和姐姐放学，欢欢都像见了亲人一样扑上去，伸出舌头来亲吻我们，嘴里还“唧，唧”地叫着。当时，欢欢尾巴上的伤还没有全好，绷带还缠在尾巴上，一高兴就直摇尾巴，结果绷带松了，就如同在尾巴上挂了一面小旗，使劲摇着。
欢欢很聪明，在生活中逐渐学会了听“立正”、“磕头”、“握手”等命令，再做相应的动作。每当我拿一块饼干或是一块肉喂欢欢时，就命令它：“磕个头”或者“握个手”。于是欢欢就急匆匆地趴在地上“磕头”，或者把小爪子伸出来“握手”，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太谷街上有一些坏小子，专门套别人家的狗杀着吃，为了欢欢的安全，我们都尽量不让欢欢出门。当时外公住在我们家里，天气好时，外公喜欢坐到大门外晒太阳，欢欢喜欢自由，总是盘算着想出去。外公每次开门出去之前，总要看看欢欢在哪。这时欢欢就老老实实地趴在狗窝里，做出不打算出去的样子。外公年纪大了，动作慢，等外公慢吞吞地开开门时，欢欢就像箭一样“噌”地窜出门外。等外公关好了门出来时，欢欢已经站在门外望着他，然后就欢快地找它的伙伴们去了。碰到这种情况，外公总是说一句：“这小狗……”
我们全家都喜欢狗，于是吃饭时欢欢都有一张椅子。每到吃饭时，欢欢就蹲在椅子上望着大家等着人喂它。全家人边看着它笑，边你给一块肉、我给一块馒头。有时喂得不及时，欢欢就急得“呜，呜”叫唤，还流口水。后来有一次，父亲当年在宣传队的同事专门从商丘来看父亲，吃饭时欢欢早早地就落了座等着。那几位工友一看，惊讶地叫道：“哎呀，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等大家都落了座，开了几瓶啤酒，看到欢欢坐在那里等吃饭，就有一个工友说：“看看它会不会喝酒吧！”于是倒了一点啤酒给欢欢的盘子里，谁知欢欢居然“吧嗒吧嗒”地把酒都喝掉了，于是大家更惊讶起来。等那帮工友回到商丘以后，添油加醋地把情况一说，“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会喝酒”的传闻便在商丘的家属院传开来。
那次欢欢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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