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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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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八、市场经济
在无尽的忧郁中，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来到了。那一年，报纸上开始刊登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据说邓小平路过武汉时，发现武汉破破烂烂的，就说了一句“武汉还是老样子”，连火车都没有下。虽然我一向关注政治，但刚刚失去了亲人和精神祖国，我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也就没有关心邓小平南巡。现在想一想，我还是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很可敬，都已经快九十岁了，还那样关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不辞辛苦地为改革鼓气。虽然我对他做过的某些事情不满意，但是我仍然认为他不失为一位可敬的人。
一九九二年的中国，正是“走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计划经济道路”的转折关头。上半年还在激烈地争论，到了下半年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时，我担任了系学生会和分团委的宣传部长，因此也为十四大画了不少宣传画。中国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加以批判，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往往横遭厄运，多年来人们对“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噤若寒蝉，不敢多提，对“什么是市场经济”都不熟悉。因此，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早期，必然会出现种种看似荒唐的现象。
到了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受市场经济风潮的影响，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经商热潮。Z大学本来就是一个铜臭气十足的地方，顿时如鱼得水。那一段，老师们纷纷下海，学生们纷纷经商。大学校园里，也办起了“星期天市场”，一到星期天主校内唯一的一条干道两边都是来自校内外摆摊的。就连一向清静的图书馆里，也贴着诸如“买汽水到五楼找刘老师，买袜子请到地下室找王老师”之类的广告。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肇始。
作为对什么都好奇的年轻人，我也不能免俗。于是我跑到汉口的武圣路文化市场，批发了一些画到各个寝室去卖。可是当时我太主观了，批发的画都是自己喜欢的风景画，那些球星歌星美人图一张也没进。结果货不对路，剩下好多没有卖出去。幸亏后来家里做起了走马灯，才把那些风景画当走马灯的灯转给用上了。以前太谷灯具厂做走马灯的灯转，都是人工画在纸上的，皱巴巴地很不好看，不透光，也特别怕下雨。我在批发画时，看到有那种双面封塑的风景画，心想这个东西用来做走马灯转肯定不错，于是写信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听说以后，就来到武汉，买了不少那种画回去，果然非常适合。
除了卖画，我还打起招牌走上街头联系家教。以前我也做过几天家教，是别人联系好以后我去，成功了就给人家十块钱。现在，我自己也要当一回中介了。我这个人，比较在意门面工夫，又会画画。别的联系家教的人都是一张白纸上写俩字：家教，到闹市街头放在地上就行了。我则不同，专门找了一块三合板，用一根木棍一钉做成招牌，再用学生会宣传用的红色电光纸一蒙，上面用黄色广告色写几个美术字：Z大学，家教。我举着这个招牌走在闹市街头，非常醒目，生意自然非常的好。最多的一次，一个星期天就做成了十笔业务，二百块钱的营业额（「注」当时的规矩是：介绍成功以后，学生、家长每人各出十块钱给中介）。不过那天确实辛苦，冒着“秋老虎”的炽热的阳光，过了江以后从江汉路沿着中山大道走到武圣路，又从武圣路走到武汉商场，又从武汉商场走回江汉路，全靠两条腿，回到宿舍时脚脖子都肿了。当然也曾经有过不快：有一次在我中山公园门口摆摊时，来了一个“城管”，二话不说就要抢我的牌子。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当时围了不少人看热闹，纷纷指责那个“城管”，说老大不小的人了，跟人家穷学生过不去，结果那家伙灰溜溜地走了。我心里也有气，把摊子一收，从此不干了。
我们班的其他同学，也各有各的买卖。其中一个同学批发了整整一大箱子瓷器，在“星期天市场”摆了几次摊，没卖掉几件。“星期天市场”取消了以后，这位同学的瓷器就一直在床底下放着，后来送了一些给人，还剩下的都扔到楼下听响了。那时也有些空虚，他一个接一个往下扔瓷器时我们都围着看，听到下面“嘭”的一声，个个都很开心。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九、梦醒时分
考上大学以后，随着我在学校里诸事不顺，整日心情抑郁，我的脾气越来越坏。当时，我把这些统统归咎于女朋友身上。认为就是因为她在一九九一年我报志愿的时候，让我填了武汉这个破破烂烂的城市，这个根本就看不上眼的学校和这个根本就不喜欢的专业，才使得我在学校里这么不顺。再想想以前她对我的冷漠和伤害，心里更是有气。现在回想起来，我有些负疚：其实人多半是为自己考虑的，女友愿意跟我在一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何况女友要求我填报Z大学时也并没有强迫我，也说了如果你一定要填北京的学校也可以的话。是我自己愿意牺牲的，做出决定就不应当后悔。可我当时就是那么狭隘，敢做不敢当。
所以，我对女友也是越来越冷漠。一九九二年高考前夕，女友来信询问我她报什么学校好。我一看来信就两眼冒火，忍不住骂道：他妈的，去年为了迁就你，害得我考了这么一所破学校，今年轮到你报考了，却来问我报什么学校？这不分明是“问客杀鸡”吗？气愤中，我回了一封信，冷冷地说：你自由选择。其实女友不是不想来Z大学，而是连续两年高考落榜的她实在是输怕了。恰好我上大学那一年，Z大学在山西的录取分数线奇高，比本科录取线高出三十分。女友一看，高处不胜寒，心里害怕。虽然我也清楚这些，但我觉得她的犹豫实在太自私了。心想我可以无私地为你牺牲，你为什么不可以为我牺牲一次？
女友接到我的冷冰冰的复信以后，也还是没有主意，又跑到我们家问我母亲。我母亲这个人通情达理，跟她说，孩子，无论如何，你今年都要考上；你觉得哪里有把握，你就报哪里，不要因为小亚害了自己。小亚那里，我自然会去说。我的母亲在我女友补习的那一年，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母亲饭做的好吃，经常在干完活以后，在中午、晚上做些好饭好菜送到学校里给她补充营养。有了母亲这一席话，女友就填报了把握相对比较大的山西财经学院，并且考上了。
那年我又背了一门工业会计不及格放暑假回来，女友也觉得有些对不住我，天天到我们家来解释，哭着说她已经输怕了，实在不敢再想太远。我心里有气，根本就不理她。后来我提出要分手，也被她哭着拒绝了。其实那时女友对我还是挺好的，每天都来找我，几乎是百依百顺，但我就是不能原谅她。开学返校以后，女友几乎每三天一封信，而我却总是不愿意回信。到了学校以后，看见在学校里出双入对的鸳鸯们，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就这样在不快和冷淡中我度过了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到了大学二年级放寒假时，我腰上的伤复发那次更加加深了我对女友的恶感。当时我只是蹲下去擦皮鞋，结果一站起来旧伤就痛了，疼得我半个多月不能站起来。那时我躺在床上，心里对女友不住的骂：正是因为你，我才会去辍学、打工、受伤。此时我已经完全被新仇旧恨所控制，见到她时已经全然没有了温情，只有指责、抱怨、愤怒和不满，女友总是逆来顺受。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我们迟早是要分手的。
正在这时，女友又做错了一件事：一天家里来看我时，跟我闲谈中提起我大学毕业分配的事，她说，毕业分配最好是回到山西省，这样两人可以分在一起。女友当时还挺想跟我在一块，但她所就读山西财经学院不甚有名，分配的选择余地不大，只好让我弃高就低了。其实，要是两个人感情真的很好，这事也就没什么不正常。但我已经被愤怒所控制，因此这句话听着特别刺耳。当时我正因为腰痛躺在床上，一听到这话就忍着腰痛站了起来，痛骂了她一顿，反问她：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脸面要求我做到这些？接着我又历数了她的种种不是，狠狠羞辱了她一番。女友听了我的话，委屈地哭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劝她，随她去哭，后来赶她走。女友走时，我母亲出来送，结果女友突然在大门前给我母亲跪下，哭着恳求我母亲劝劝我原谅她以前的错误。我站在一边，不仅丝毫未受到感动，反而觉得可笑。
到了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女友仍然不断给我来信，起初频率大约是一个星期一封，每一封少的要写六、七张纸，多的写十三、四页。我看到她的信，心里稍稍解了点气，但依旧懒得回信。期间我还在“五·一”前后回了一次山西，到山西财经学院找了她一次。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放假回家，因为要路过太原市转车，就想到山西财经学院去看看女友，顺便跟她一起回家。到了山西财经学院她宿舍一看，没找到人，心想可能回家了，于是在学校大门口等公共汽车到火车站。正在等车时，我看到对面一辆公共汽车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女友，另一个是个男学生，他们手拉着手。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两人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我做了一次克格勃，不动声色地尾随他们进了女友的宿舍。当我推开门时，看到那男生躺在女友床上，女友正坐在床边。见到我来了，女友先是错愕，平静下来后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学同学，这是我的高中同学。一分钟以后，女友就让那个男学生走了。那个男生走了以后，女友又对我说，那人只是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没有什么。我也不是傻子，当然看得出来这是在撒谎，但当时我冷笑着，也并没有戳穿她。
我先于女友回了家，女友也仍和从前一样来找我，好象没有被我发现一样。只是这一次放假，两人之间的感觉更加疏远了。有一次，女友也对我历数了我好多不是，还对我说：小亚，你快点长大吧，别总象个孩子；我需要你坚实的肩膀，你不能总是让我心里没底。我听了这话，心里有些反感，但那时我已经逐渐适应学校的生活了，心情开朗了一些，所以控制住了情绪，在暑假期间也始终没和她摊牌。我开学走时女友又来送我，在火车站临上车时，我给她丢下冷冰冰的一句话：“我等你的悔过书。”等火车开动时，我看见女友又跟着火车跑了一段跟我挥手，眼神似乎跟往常不同。当时也没有多想，后来才领悟到这是在跟我们之间的情感永别。
回到学校以后，我等了两个礼拜后不耐烦了，就决定不再等下去。于是，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了一封大约四十多页的绝交信，回顾了我们长达五年零六个月的感情史，告诉她已经没有交往下去的可能。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一边写一边哭。那封信写得十分尖刻，充满了嘲讽和指责。我觉得那样的信，是没人能够回得了的。果然，她没有回信。
后来我们还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四年春节。见面时那女孩哭着说，她把一生最纯洁的感情给了我，是我误解了她，问我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几乎动了心。第二次见面则是在一九九五年的春节，已经都相当平静了。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收到过她的一封来信，信中表达了她对自己的分配前景的忧虑，我没有回信。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联系。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也各自有了家庭，也很少想起这些事情了。现在再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些错误。女友的错误，在于缺乏为爱情而牺牲的勇气。而我的错误，则在于为爱情作出一些牺牲之后，把这种牺牲当作资本苛求她。我那时心胸狭隘，确实不够一个男子汉，总是陷在以前痛苦的回忆里，又因为大学里成绩不好而心情烦躁，不能原谅她以前年幼而给我造成的那些伤害；总是以一种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她，斥责她，折磨她，给她的心灵造成了创伤。为了这些，我现在反而感到有些愧疚。
唉，不说了，毕竟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惨淡经营
一九九二年春节卖花灯生意的失败，没有让我的母亲退缩与气馁。她从第一次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到处请教老师傅，把花色品种增加到了十个。为了增加产量、节约成本，父母二人没有雇佣别人，自己每天劳作十五、六个小时，也从不休星期天。糊花灯时，经常满手粘的都是胶水，也没时间做饭，二人就天天弄点青菜，下点挂面或者方便面吃。当时，父亲已经五十七岁了，每天趴在电焊机上这么长时间，导致肩周活动不便，我放假回家时，看到父亲在院子里那棵白杨树上钉了一个螺丝刀，肩膀疼的时候，就在上面蹭一蹭。后来，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回家，就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棒，父亲后来说那个按摩棒挺好用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开始走进半死不活的困境。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百万大裁军，十几个铁道兵师转业为铁路工程局。这些工程局大都是由年富力强的转业兵组成，技术过硬，战斗力强，离退休人员少。此时我国已转向市场经济，企业要参与竞争自己找活干，铁Z局和人家一比，哪样也不占优势，在竞争中渐渐败下阵来。
除此之外，由于铁Z局建局时间长，很多老职工退休以后，都是其子弟“接班”参加工作。铁Z局是大单位，“铁老大”，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国有企业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从小就养成一种优越感，也不好好念书，就等着父辈退休自己顶班。上了班以后，新一辈很少有老工人那么肯吃苦耐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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