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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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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改革举措”就是“实现下岗分流,人员精简”。正式职工不太好惹,就从临时工开刀。于是数以百计的储蓄岗位临时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丢掉了饭碗。处长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评语是:“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使职工普遍产生了危机感,全行职工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第三个“改革举措”是“精简机构”。由于分行有二十多个处室,每个处室各管一摊,支行也有对应的科室。机构臃肿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问题出在各个环节,特别是总行和分行。申处长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支行的一半多处室,可分行机构纹丝不动,于是各个支行不得不一个科室对几个婆婆,光开会和收发文件都忙不过来。机构精简了,但是人员却没法安排,那么多“科级”、“副科级”怎么办?于是想出几个新名词“科级调研员”、“享受科级待遇”和“科级行员”,干科员的事,拿科长的钱,又引起了普通职工与这些人之间的矛盾。退下来的科长、副科长们也不服气,都不好好干。
就这样,“改革新举措”一个接一个出笼,三把火把全行烧的乌烟瘴气。我们私下里给申处长和计财处贾处长起了个绰号:“改革家”。只要有谁被处长叫到办公室里,出来以后大家都调侃般问:“怎么样,‘改革家’又有什么‘改革新举措?’”后来慢慢地,“改革家”的绰号传到了全行,很多人都这么叫。我们又觉得他们可能也听到了,觉得这么叫太刺耳,于是用了隐晦的叫法:英文“Reformer”,汉语音译为“瑞富门”。
随着我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我发现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所倡导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打着改革旗号的掠夺。他们的每一条措施都显得“跟中央保持着一致”,都有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实际上却是对诚实劳动者的剥削。因此我渐渐地对这种“改革”产生了厌恶和抵触情绪,开始怀疑自己每天做这些工作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了他们的帮闲。
由于“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全行出现了“不适应工作者”辞职下岗的“可喜局面”。高学历的、血气方刚的大学生、研究生纷纷辞职、调出。其中一个硕士研究生,来行后就被分到城区支行做信贷员拉存款,由于不是本地人,本人又不善辞令,因此存款总是完不成任务,结果几乎每月只能拿到基本工资。他们支行行长还说:硕士有个屁用?都是些书呆子,拉不来存款,架子还挺大。那研究生也想走,临走时找我谈了话,他说自己不想每个月八百块混下去了,自己的价值不止这么一点。我劝他好好想一想,行里真正的科班硕士研究生出身的还不多,日后可能会得到重用。他说他要去找行长谈谈,看看行长是否挽留,要是挽留就留下来。过了两天他来找我说,他找行长说自己想调走,行长只说了一句:好,去办手续吧。
面对这种情况,申处长却一点都不担心。他说,让他们走吧,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去留随他们的便。这些人不安心工作,成天要待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心里想,哼,人走了留下指标正好走后门不是?你是恨不得再多走几个。当然,我没敢说出来。在这种小气候的影响下,大家全都心灰意懒,都在暗暗找自己的退路,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我刚进人事处时感觉到的那些正气和勤于学习的风气,此时已经荡然无存。
应当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好干部,我没有足够的胆量和这些人面对面斗争,因为自己还要在这里谋生。我只有靠消极怠工,或者跟他们唱对台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那几年行里频频举行各种各样的考试,有职称的、有上岗资格证的,我每次都监考。我心想,你们腐化堕落,凭什么来难为职工?职工考不上上岗资格有下岗的危 3ǔωω。cōm险,决不能让你们得逞。于是凡是我监考的考场,全都出奇地宽松,我甚至冒着风险给职工们通风报信,让大家抄个痛快。尽管很多职工我一辈子可能就只见这一面,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后来我调离了银行到H公司以后,有一回到银行去办事,几个储蓄员小姑娘认出了我,感激地对我说,我们都记得你呢!你是好人!我心想,一生中有几个人记得我的好处,这辈子也算值了。
一九九七年底一九九八年初,全国最后一次房改。申处长任分房小组组长。分房子是单位里矛盾最尖锐的时候,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初的三个多月里我们都没见过处长几面,处里的日常工作由段副处长负责。
由于这次分房是“末班车”,怕以后赶不上了,我连忙和刚参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结婚证。这次分房也很怪,全部是暗箱操作。本来有个打分标准,把房源画个表贴出来,根据排序先后进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这次采用“宣布”的形式:把职工叫进去,告诉你哪里有套房子,你要不要?这种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闹,结果闹的凶的、没后台的几个被贬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后台的挑到了好房子。我进行晚,排名靠后,也懒得吵闹,于是轮到我挑时他宣布“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楼,你要不要?”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事后才知道在分房子时候申处长还是照顾了我的。
廉书记又一次显示了高风亮节。他本来是副厅级,完全可以住面积二百四十平方米的“行长楼”,可他却偏偏挑了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处长楼,楼层也不怎么好。后来,我曾经问他为什么放着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说:我是纪委书记,要做出表率,按照国家政策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住这么大的房子已经是超标了,房子够住就行了,要那么大干什么?又不开舞会,另外我这人喜欢清净,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分房子还有个奇怪现象:领导们的司机房子好,行政处管伙食的科长房子好,伙食科长一人独占两套房子。后来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公愤,伙食科长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原因何在?因为行长家里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长用公款操办的,十多年风雨无阻。至于司机嘛就更不用多说了,几乎所有单位的小车司机都享有特权,因为……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那年秋天我受申处长指派,跟计财处的那位“瑞富门”一同去查处某二级行发奖金没有执行“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的情况。到了一个办事处找职工谈话,一个职工冷冷地说:我们现在没什么钱。每个月八九百块工资,孩子上学都要用掉一半多,水电煤气电话每月都是二百多,剩下的还有多少?我爱人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只三百多块。支行好不容易发了人平一千块奖金,要按“级别”拉开,我们能有几个钱?还让不让人活了?“瑞富门”一本正经地说,“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实现‘按贡献取酬’,你贡献大,可以多拿嘛!你们支行不执行就是不对的。”我在旁边听他的话实在忍不住了,来了个阵前倒戈,说道:“分行的政策本来就不合理!按级别发放是搞级别的不平等!同一个级别上不也是平均主义吗?哪里是按‘贡献’取酬?打破了哪门子平均主义呀。”于是,我们的“联合稽查”不欢而散。这事申处长知道以后,也哈哈一笑,竟然没批评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九、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邓小平逝世了。那天早晨上班时我听广播里响起了哀乐,顿时心中难过起来。本来我这个人从不为那些高高在上政治家们流泪,他们的死活并不关我什么事情。而对邓小平,我更是有很多不满之处:一是腐败的蔓延,二是一九八九年事件。
然而几天后单位开追悼会,通过电视看江泽民致悼词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眶竟然湿润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内心里对这位老人原来是有感情的。不过,我不想在众人面前落泪,于是就拼命地压抑着自己,想忍住泪水。然而当我听到江泽民念到“全国人民感谢他”这一句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在地上。是的,我作为人民的一员,感谢邓小平。正是他,把那密不透风的铁幕掀起了一角,让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从此让我们明白怎样作为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正是他,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从此不再被那无孔不入的精神枷锁压得喘不过气。
邓小平生前厌恶个人崇拜,一直不允许印刷他的肖像,他去世以后才印制了一批画像。追悼会那天下班以后,我走街串户想买一张他的画像。无奈买的人太多,大小书店竟然全部脱销。我没有放弃,一直跑了大约十几家书店,终于在一个小书摊上买到一张邓小平的肖像,回到宿舍后郑重地挂在了墙上。画上的老人微笑着,注视着我。我凝视了一会,又忍不住掉了眼泪,向他鞠了三个躬。后来女友来我宿舍玩时,吃惊地问我挂邓小平的画像干什么,又不好看,我还跟她吵了一架。
不仅是我为邓小平的逝世流泪,我的母亲在看电视时也流了眼泪。邓小平逝世那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三,第二天太原市政府就发布了命令,禁止进行元宵节庆祝活动。母亲后来说,邓小平真是好事做到底,一直等我们的灯笼卖到最后一天才去世,要是早几天去世,我们一年辛苦做的灯笼一个也卖不出去了。
应当说我对邓小平的情感是复杂的,爱恨交织。我们这个几十年受压制、受侮辱的家庭,能够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渐渐走向富裕,靠的就是邓小平的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爱他。我始终难以原谅他对腐败的纵容和对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压制,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又恨他。不过我还认为他是睿智的,在国家陷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把稳了舵,没有出现更大的动荡和社会的崩溃;一九九二年当改革陷于停滞的时候,又是他拖着老弱之躯南巡,亲自推动改革的继续深化,并最终明智地走向了市场经济。
中国虽然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和内乱,但也付出了道德进一步沦丧、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腐败大面积蔓延、两极分化严重的惨重代价。然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向前看,立即着手解决这些日积月累、堆积如山的问题。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殷切地盼望着,他们能够走出这勇敢的一步。
一九九七年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香港的“七一”回归。那时我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补贴女友的生活费和为她找工作上了,手中一直没什么积蓄。当时电视机的价格还很贵,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彩电还要卖两千多块钱。可是我的民族情感驱使着我一定要看“七一”回归典礼,于是六月三十日下午我向同事借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信用卡上的一千多块,又透支了五百多块,和女友一起到汉商汉口商场买了一台“厦华”牌二十五寸彩电带回吴家山的家中。晚上我把天线支好,和女友一起熬夜看了接收仪式。那时的心情,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找工作
一九九七年,我的女友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的问题迫在眉睫。那几年全国经济不景气,大学生毕业分配成了头痛的问题。我处于人事岗位,按理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想想办法把女友弄进我们银行。但是,我并不愿意女友到我们银行工作,一是当时经过“改革”,我的收入下降到一个月九百多块,进这个银行也没啥意思;二是我对人员臃肿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前景不看好,总觉得早晚有一天银行会精简人员,好不容易进来,说不定哪天又被裁下去。
我当时比较看好留在大学任教。在我看来,大学教师压力不大,而且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可攻,就是指假如某人真有纵横商海的本事,就可以一边当教师一边经商,而且可以利用大学教师的地位广泛结交社会关系;所谓退可守就是指利用大学内的便利条件继续深造,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正因为如此,留校任教成为当时的热门职业,别说本科生,就连好多硕士、博士研究生也不一定挤得进去,竞争十分激烈。
我毕业以后和系主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这个人不喜欢过河拆桥,在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系主任很是欣赏我这一点,一直鼓励我读他的研究生。但是,一则我害怕数学,二则我觉得财经非我所好,与其自己费劲地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如把这个名额让给有志于财经研究的人。因此,我对系主任的好意一直都是支支吾吾的。在一九九七年春节过后向系主任拜年时,我跟他讲了想让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这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开口求系主任办事,系主任虽说本科生留校有点难度,但又说留校主要看系里的意见,爽快地答应安排我的女友。
从系主任家里出来,我欣喜万分。原本以为难于上青天的事情,竟然这么轻易就办成了。我欢天喜地跑到学校把这一喜讯通知了女友,却没想到她不但没有露出欣喜的神色,反而噘起了嘴。原来我的女友跟我一样对这所大学十分失望,不愿意留校任教。我说,现在人家研究生留校都那么难,你就将就一下吧。就这样,我一直以为女友留校是铁板钉钉了,也就没再管过这事。
转眼到了“五一”节,我又到系主任家里看望系主任,问起了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系主任惊讶地说,咦,不是她跑来跟我说她不愿意留校吗?我见她态度坚决,就把那个名额让给一个研究生了。我一听,顿时觉得五雷轰顶、双眼发黑。从系主任家里出来我直奔学校,问女友怎么回事,女友说自己确实不想留校,就在系主任征求自己意见时说了不愿意留校的想法。听了女友的话,我简直气疯了,恨不得抽她两个耳光: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竟让她这么漫不经心地给推了!我气哼哼地问,那你打算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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