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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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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钱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开车到外地出差,结果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汽车撞到水泥隔离墩上又翻了个底朝天。当我们从扭曲变形的车身中爬出来,惊魂未定地报警时,附近村庄的几十个农民拿着撬杠等工具奔到现场。看到我们人都还活着,那些人就跟我搞价钱,要我们付一千块钱帮我们把车子翻过来。我们这是因公出差,车子也有保险,自然不会要这些一没票据、二无工具的农民帮忙,就客气地向他们道谢后请他们离开。然而,那些农民就如同等待觅食机会的秃鹫一样围在那里不肯走,几个人把我们车上洒落在外面的香烟、打火机等东西捡起来塞到自己兜里,更多的人则围着已经摔开的汽车后备箱。当时我们的后备箱里还放着手提电脑、业务资料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我走上前去请他们走开。他们却不走,指着散落在后备箱里的洗发水和饮料说:反正你们也没有用了,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吧。我当然不干,只好冒着汽车起火的危 3ǔωω。cōm险守在那里防止他们哄抢。直到二十分钟后交警来了,那帮农民才不情愿地散去,走时一步三回头。后来我们清点后备箱里的物品,发现少了同事的一双新买的皮鞋。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二、柳巷北口
一九九七年春节我忙着给女友找工作,因此过年没有回家。那一年我母亲找太原钟楼街一家商场的段经理代销我们家的灯笼,姓段的仗着自己是坐地户欺负我母亲。尽管那一年灯笼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却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时亏本吐货的价格结帐。可怜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做的货堆成了山,被姓段的这么一坑,除掉成本合计只挣了七千块的工钱。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连悲伤带气愤得把一些焊好的灯笼架子踩扁,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母亲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不做灯笼靠什么生活呢?于是,咬咬牙还是又做起了花灯。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里的灯笼几乎全部卖光了。为了挽回损失,我的母亲和父亲又没日没夜地干活。恰好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反常地炎热,连太谷县的气温也常常超过四十度,这是我们家搬到太谷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白天太热,父母也舍不得买空调,所以就晚上干活、白天睡觉。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父亲上街批发了很多三四毛钱一包的廉价方便面,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面。夜晚干活光线不好,连气带累,我母亲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当时我正因为给女友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姐姐小孩也刚出生不久。为了不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父母一直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俩。后来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汉来散心时我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过年能回去帮助父母卖灯笼,那么父母也不至于被人家坑得那么惨。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回家帮助父母卖灯笼。回家之前,我在商场里给母亲买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保温杯,以便母亲卖灯笼时候有口热水喝。母亲知道我回来帮忙,春节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国营的五金门市部租了一个柜台,我从太原站下车就直接来到商店里。
这家五金门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营业面积,晚上我们家把货堆在商店里,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腾出来继续由人家卖五金建材。除此之外,商店门口一块地方还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臂人搞印刷。门市部有三四个营业员和一个经理,人都还不错。那个独臂人原来是太原市的一个流氓团伙成员,与另一个流氓团伙打架时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这个人又因为行凶被判了八年徒刑,出来后就靠做标牌锦旗,印制名片、饭菜票等活计谋生。此人面相凶恶,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营业员,当时才十六七岁年纪。当初这个独臂人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就经常有事没事地到那个商店转一转,渐渐混熟了,就总是请人家吃一块五一碗的凉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着这个“叔叔”出去,被独臂人连哄带骗弄上了床。后来这小姑娘怀了好几次孕,独臂人都让她做了人流。即便是这样,独臂人对这小姑娘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我母亲租柜台那天刚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来,不知哪句话惹了独臂人,被独臂人一脚从屋里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来。那天独臂人不在时,商店的王经理叹息着对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钱,一碗凉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这种人一沾上就脱不了身,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这样的恶邻,我母亲非常担心我言语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对这种人要敬而远之,千万别惹事。”母亲在商海里滚打了多年,历练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领,对这个独臂人总是笑脸相迎,给他敬烟抽,有时见他一只胳膊拿东西不方便还主动上去帮帮忙。人都喜欢吃敬酒,独臂人见我母亲对自己这样厚道,也变得客气起来,还经常跟我母亲唠唠家常。听母亲把我们家情况一介绍,这个骂自己父亲是“老王八蛋”的独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亲来,张嘴闭嘴叫大姐。后来有一天,独臂人见我跟母亲坐在一起抽烟,就凑过来跟我们唠嗑,对我说:“你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们家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以后你可得孝顺你妈,要不你还算个人吗?”我听了以后暗笑,心想我还用得着你这样的人教训?不过我还是连连点头称是。
此外,当时商店里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张头,六十多岁,是太原重机厂的退休工人。老张头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小儿子出国留学后都在美国定居了,老伴也跟了过去。老张头根据自己一辈子的经历,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当中国人倒霉,中国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老张头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一个不剩地移民到美国。他的大儿子在山西省政府里混了个处长,觉得挺满足,总是拖着不想出去。老张头自己虽然已经拿到了绿卡,但还是不走,专门留下来监督这个大儿子出国。一提起大儿子,老张头就气都不打一处来,总是骂:三个儿子就数这小子没出息,当了个鸡巴处长就觉得了不起了,鼠目寸光!
一九九八年的春节,山西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朔州假酒案”,一百多人被来自山西文水的含有大量甲醇的伪劣酒致死致残。其实不止是小作坊产劣质酒,就连某个在全国赫赫有大酒厂,其“名酒”多半也是附近农民勾兑的,勾兑好了就卖给酒厂,然后酒厂再灌进印有自己名牌商标的酒瓶卖出去,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老张头看了载有“朔州假酒案”的报纸以后,对我说:“你看看,我说甚来着?中国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要是有真本事,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国,再把爹妈接过去吧。”虽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我也能理解他,因此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当时太原市的钟楼街、柳巷一带有十七八家卖花灯的,数我们家的货质量最好,生意自然也很兴隆。其他卖花灯的生意人中,有个叫吴三牛的,是太原郊区农民。他老婆看着我们家生意好自己的货却卖不动,非常着急,竟然跑到我们商店门口拉客人,说我们家的灯笼贵,他们家的便宜。这种行为在生意人里是最忌讳的,但我母亲厚道,也没跟她吵嘴。不过,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家看完我们家花灯后,再看看他家做的花灯,即便是便宜也还是回头来买我们家的货。
吴三牛是个老实人,在农民中算是手比较巧的。他比我父母都年轻,做花灯的特点是产量高、质量差、价格低。一开始他带着自己一儿一女干活,但后来儿女成家后嫌做花灯太累不干了,吴三牛就领着自己的侄子干。吴三牛的这个侄子属于那种特别没良心的人,学会了手艺后立刻自立门户跟吴三牛竞争,吴三牛卖二十块一盏的冬瓜灯,他卖十五块一盏。吴三牛一见,倔脾气就上来了,马上降价成十块。就这样双方互相杀价,最后吴三牛一个冬瓜灯竟然只卖一块五毛钱,别说赚钱,连原料都不止这个价。吴三牛能吃苦,做的灯笼多,他侄子拼不过去,就干脆放了一把火烧了吴三牛的仓库。后来公安局来破案,吴三牛念及是叔侄关系就作伪证说是不小心失火的,救了他侄子。这次事情以后,他侄子好了一两年,但不久又故态复萌。
太原市冬天很脏,我们卖灯笼需要每天站在外面风吹日晒,也没条件洗澡,身上脏兮兮的。当时我的头发脏得如同毡子,根本就梳不动;身上穿的白衬衣早就变成了黑色。一天我母亲看到电视里做广告说,太原开化市商场里正在举行西服展销活动,一套“将士托”牌的纯羊毛西服只要三百八十块。于是我母亲就让我去开化市转转,看到有合适的就买一套。那天我带了三四千块灯笼款,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到开化市,跟营业员说要买一套西服。那个营业员看了看我这蓬头垢面的样子,断定我是个民工,就带着我到了“一百元区”看劣质西服。我一看是化纤面料,就说我要纯羊毛的。那营业员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对我说:“纯羊毛的很贵呀。”我估计,她心里八成是想,就你这副样子还买得起纯羊毛西服?
那一年我和我母亲每天在太原守摊卖灯,父亲就留在家里照应,前面提到的任忠生装货送货,配合得十分默契。本来花灯销售行情还不错,但出了“朔州假酒案”以后,太原市也就不好再大张旗鼓地搞元宵节庆祝活动了,我们家花灯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即便是这样,也比上一年强得多:总计卖了将近四万块钱的货,其中在柳巷北口卖了三万块钱,还有一万块钱是另外新找的一个代销的卖的。我们卖灯笼的时候,那个前一年坑我们的段经理还到我们商店晃悠了一圈,大概是还想代销我们家的货。我母亲虽然对他恨在心上,但也还是笑脸相迎,就是不提给他代销的事情。姓段的也看出来自己没戏了,就又跟我母亲东扯西拉两句走了。
不过,那一年我们还是被一个代销的人给骗走六千块钱的货。那小子叫张建民,长着一副忠厚脸,但实际上是个奸猾小人。张建民卖了我们家的货,等到我母亲去找他结帐时,他却说那卖货的钱因为自己赌博,被公安局给当成赌资没收了,现在身无分文。我们家是小本营生,我母亲一向做的是信义买卖,也没签什么合同,只是张建民拿货时打了个收条,上面写着金额、数量和品种。当时我母亲想告他,但后来又觉得光凭收条证据似乎不足,一打官司还要掏钱交诉讼费请律师,弄不好赔的更多,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三、下岗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只讲产量产值,不需要自己操心亏损还是盈利,亏损的企业靠上级的拨款仍旧维持着生存,因此国有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被掩盖起来。一九七六年时,全国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陷于亏损状态,投资利润率、百元资金产值率不断下降。八十年代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改革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但没有改善国有企业的处境,反而因为监督缺位造成国有企业资产的进一步流失。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人小偷,领导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变了厂长经理的大口鲸吞,把国有企业掏成空壳后一拍屁股走人,自己发财或者异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搞竞争。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使是残次产品也是不够用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竞争。到了物资丰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头了。于是,一股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风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失业大潮中,我在郑州的两个表姐、两个表姐夫、表嫂,在武汉的堂兄、堂嫂均成为数千万失业大军的一员。我的父母虽没有领到“下岗证”,但也跟下岗人员一样,一连几年拿不到工资。
我最早听说下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辍学的那半年。不过那时不叫下岗,而叫“放假”。当时铁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没有活干,纷纷“放假”回家。那时正是一九八九年事件刚过,新领导人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因此下令银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就是没有活干也要贷款发工资。后来我在银行的时候见到过不少“安定团结贷款”造成的呆帐坏帐,企业早就不存在了,帐却还挂在银行。到了一九九二年,开始实行内容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破三铁”改革,结果矛盾激化,出现了被裁员回家的工人跳楼自杀和报复企业领导的事情,于是渐渐地也就不提“破三铁”了。
“破三铁”不提了,可国有企业的困境却愈演愈烈。银行的“安定团结工资”救救急可以,但长期靠银行贷款养活着几千万人的嘴坐吃山空,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些亏损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发工资,转眼就山穷水尽了。说到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我作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会赞同某些养尊处优的经济学家和官僚们所说的那样是所谓“改革的阵痛”。在我看来,这是长痛,为以前的统治者试图一步登天地搞社会实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作为从小在铁路工人社区长大的工人子弟,我自然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一直着意地关注。多年来,我比较注意研究和思考国有企业现象。恰好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触及很多国有企业,与企业的干部职工接触。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一些在西方国家企业根本就没有的劣势,这是导致中国国有企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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