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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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龄石大军溯江而上，第二年，也就是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六月，到达了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朱龄石打开刘裕的密信，上面只写着三句话：“全军主力都从外水攻打成都；臧熹、朱枚从中水（今四川彭山方山下入江的绵水口）攻打广汉（今四川射洪南）；并派老弱士兵乘十几艘高大舰船，从内水佯攻黄虎。”（唯一的遗憾之处是这条锦囊欠缺一点意外性，朱龄石在此之前肯定已经消化了刘裕战略思想的精髓，这封信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人员上的合理安排。但是刘裕以自己的名义写下这封信，就能够预防众人因为朱龄石资辈较低、不从将令的现象，以促使战略思想的全面贯彻。）
　　朱龄石得了锦囊，便布置下去，诸军倍道兼行。成都王谯纵果然被刘裕算中，他在得到情报后，认定内水的疑兵就是晋军主力，命令谯道福以重兵镇守涪城，以防晋军从内水攻来。这样一来，朱龄石主力走的进军路线就几乎成了蜀兵不设防的地段，大军很快抵达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离成都只有二百里。谯纵才命侯晖、谯诜率万把兵马驻扎在彭模，隔着外水筑起工事拒守。
　　时值盛夏，朱龄石本想以逸待劳，缓图攻城良机。部将刘钟则说：“这可不行，我们以虚兵进攻内水，谯道福那边肯定不敢动。现在大兵突然杀到，蜀兵已经丧胆，他们之所以据守险地，就是因为怕我们啊。如果现在以精锐猛攻，必获全胜，如若缓兵，蜀兵会明白我们大军全都在这里，到时谯道福从涪城杀回，我们就不好对付了。”
　　朱龄石听从建议，率领蒯恩、刘钟强攻彭模，力克险峻难攻的彭模北城，斩杀了侯晖、谯诜，转攻南城，一并拿下。与此同时，臧熹、朱枚也击败了蜀将谯抚之、谯小苟（十分有趣的名字），攻下广汉。
　　朱龄石下令舍弃船只，以步兵趋进，谯纵的士兵们都望风溃散。那位全无王者风范的成都王谯纵（当年众将要推他做主，他执意不从，还企图跳水逃避，这样没有胆识的人竟能做上割据一方的国王，可见天下大乱，已近极致）弃城逃跑。他的女儿都比他明事理，劝他说：“如今逃跑也难活命了，自取其辱而已，不如在城中等死，还可以死在先人的墓前。”
　　谯纵不听，投奔前来救援的谯道福，被谯道福鄙视了一把。谯道福斥责他说：“大丈夫创了这样的功业却放弃，还想去哪里呢！自古哪个人不死的，有什么好怕的？”说罢一剑掷去，正中谯纵的马鞍。
　　谯纵没办法，只好逃到一个僻静的所在，拉了腰带上吊自杀（关于谯纵之死，另有种说法是他在涪城被一个叫王志的当地人杀死，这两种说法，前一种见于《晋书》和《资治通鉴》，后一种见于《宋书》和《南史》。不管怎么个死法吧，这个怕死的国王到头来还是不得善终）。谯道福还想收众一战，士兵们却不愿再听从他的指挥，分了财物各自散去，谯道福投往广汉的僚人部落，也被当地人捉住送给晋军斩首。
　　刘裕西征两战，充分地发掘了王镇恶和朱龄石的帅才，也成功翦除了异己，收复了荆州、益州等地，一石数鸟。这时的刘裕已不只是优秀的军事家，而更是一名相当有为的政治家了。经过这一连串的胜利，刘裕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连继任荆州刺史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也不愿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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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讨灭宗室
　　司马休之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他身为晋国宗室，却一生颠沛流离，历经东晋、南燕、后秦、北魏四国，他的列传并见于南北两朝的史书《晋书》和《魏书》（与他情况类似的南朝宗室亦有不少，比如刘宋宗室刘昶的列传并见于《宋书》和《魏书》；南齐宗室萧宝夤的列传并见于《南齐书》和《魏书》，等等，关于这些人的事迹，我们将在后文陆续提到）。在朝秦暮楚的南北朝时代，我们无须对他的道德人品进行抨击，他也不过是大国博弈、政治斗争之下的牺牲品。
　　刘毅被诛后，司马休之继任荆州刺史，颇得江陵一带人心，由此却遭到了刘裕的嫉恨。这个时候的刘裕，对权力的渴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需要的是像刘敬宣那样即使不在身边也能够做到“早请示、晚汇报”的听话的部下，而不是能据守一方，有可能对他形成威胁的地方长官，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得不对司马休之有所动作。还别说，加罪的借口很快就被他找到了。
　　借口来自司马休之的长子司马文思，此人轻浮放任，喜欢四处结交好友，颇有些侠士之风。他袭了伯父司马尚之的谯王爵位，呆在建康一带，每日里只与亲朋好友、随从小厮们外出打猎，有时跑到别人的坟头上，感觉玩起来碍事，就一把火把坟头给烧了。这样的纨绔作风，在以往的皇族宗室中并不少见，但却偏偏冒犯了刘裕新颁布不久的严正法规。结果，堂堂亲王隔三岔五地吃官司，司马文思被折腾得十分不爽。同时呢，他也看不惯司马氏的江山被姓刘的大权独揽，便与手下人暗中谋划作乱。计划还没成形，就被刘裕的细作探明，向刘裕禀报。刘裕早就盼着这样的情报了，当即下令收捕司马文思一党，诛杀他的手下，并将司马文思绑了送到江陵，叫司马休之自己看着办。
　　司马休之明白刘裕这一手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却只上一道疏，向朝廷谢罪，承认自己管教不严，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的职务，并进一步治罪。对于自己的儿子，他并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认为应该废掉他的王爵。刘裕十分不满，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对司马休之摊牌，将还留在建康的司马休之次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一并赐死，自领荆州刺史之职。他把建康的事务都托付给刘穆之，亲自带兵讨伐司马休之。
　　司马休之已有防备，他与同样不满刘裕专权的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鲁轨联络，并向朝廷上表列举刘裕的罪状，以荆州兵马对抗刘裕。
　　刘裕听说司马休之的参军韩延之是个人才，有心招降，便给他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司马文思的事情，远近所知。我去年把他执送给司马休之，给他留足了面子，而司马休之这个人毫无愧疚之心，此乃天地所不容的。我受命西征，只捉拿他们父子而已。你们这些原先的官员，一概不问罪。当年刘毅的手下帮着刘毅规划谋反，不得善终。如今足下诸位为形势所逼，并不想谋逆，我一向虚怀若谷，敬贤爱才（即“虚怀期物，自有由来”），只望足下能够早日归顺。将来军临城下，刀枪可是不长眼睛，只怕到时不小心伤了足下诸位的性命。足下可将此信给你的同僚看，希望他们也能顺应局势。”
　　韩延之不为强势所屈，一封回信慷慨激昂，大骂刘裕无耻，可谓拒降书的经典之作：
　　〖“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恇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辱来疏，始委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即司马休之）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君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也！前已表奏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义旗以来，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而径表天子，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诳国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言‘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虚怀期物，自有由来’矣！刘藩死于阊阖之门，诸葛（即诸葛长民）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臧洪乃是东汉末年名士，因为上司张超复仇起兵，被袁绍所擒，面对袁绍诱降，义正词严，指斥袁绍，兵败被杀。韩延之引用这一典故，也显示其决心）。”〗
　　刘裕碰了一鼻子灰，一个劲地叹息，还让自己的手下都好好阅读这封信，说：“事人当应如此！”
　　（韩延之拥帝反刘的彻底，也表现在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上，他听说刘裕的老爹刘翘字显宗，就把自己的字也改成了显宗，并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韩翘，以示对刘裕的不敬。晋末名士陶渊明有感于韩延之的事迹，也曾在他的《读〈三海经〉》的诗中留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名句。）
　　劝降宣告失败，刘裕便以大军强攻，他命参军檀道济和朱龄石的弟弟朱超石率步骑兵从襄阳出发，江夏太守刘虔之屯兵三连（今湖北安陆西），接应檀道济。竟陵的鲁轨突袭刘虔之，将其击杀。刘裕有意提拔自己的女婿徐逵之，让他率领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为前锋，从江夏口（即长江与夏水的汇合处，今湖北监利西）出兵进攻鲁轨，两军在破冢（今湖北江陵东南一带）交战，徐逵之等人战败身亡，只有蒯恩的军队勉强守住。
　　刘裕的大军抵达了马头（今湖北公安西北），就得到了连败两阵、女婿战死的消息，他勃然大怒，立即指挥诸军渡江，直扑西岸的江陵。这一带的江岸都是数丈高的悬崖峭壁，鲁轨与司马文思领兵四万把守，在悬崖上排下阵势，刘裕的军队根本无法上岸。刘裕披挂整齐，准备亲自登岸，众将苦谏不听，主簿谢晦以死阻拦，才将他劝住。刘裕又强令建武将军胡藩登岸，胡藩用刀尖在峭壁上刺出一个个小的凹槽，正好可以容下脚指，由此一步步往上攀爬（可见胡藩是攀岩运动的早期开拓者）。随后的部众越来越多，跟着他奋勇上岸，与司马文思等人的军队展开肉搏战。荆州的军队没见过如此勇猛的架势，很快被击退。刘裕乘胜猛攻，司马休之的军队溃败，江陵被攻克。司马休之、鲁宗之北逃，并派人向后秦和北魏求救，鲁轨则据守石城（今湖北钟祥），以期作最后一搏，却被刘裕部下赵伦之、沈林子击败。司马休之、鲁宗之两对父子，以及那位誓死反刘的韩延之等一干人只好投奔后秦，宗室司马休之再度被迫离开了故国。
　　太尉刘裕取得了权力斗争的最后胜利，他被加封太傅、扬州牧，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最高待遇。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他又被加封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并增加都督南秦州，总共都督的州数达到了二十二个。至此，刘裕已是名义上的“一人之下”，实际上的“万人之上”，可以为所欲为了。
　

十一　刘裕的最后一次辉煌
　　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后秦的第二代君主姚兴病死，太子姚泓继位，接过了姚兴末年由于统治不力所留下的内外交困的烂摊子。十六国的末期，叛乱与战争比比皆是，只要有利可图，谁都没少干“落井下石”的勾当。后秦西面和北面的邻国西秦和大夏乘着新主登基，都来攻伐，西南的仇池杨氏则猛攻祁山，而后秦境内的各地羌人豪酋也纷纷拥兵叛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孝友宽和”却“无经世之用”的姚泓显然一筹莫展。
　　北方各国互相征战已有百年之久，即使从淝水战后前秦分裂算起也已有三十多年，此时形势已渐趋明朗。关东一带只剩下了北魏和北燕两个国家，北魏占据黄河以北的幽、冀、并州以及漠南的大片土地，北燕则只保有幽州的一小部分和平州。如此大的优势下，拓跋嗣自然也不满足于称霸关东，他的势力已经渗入到后秦统治的河南地区，时刻关注中原一带的争夺。
　　关中地区还有五个国家，昔日的强国后秦国土日蹙，只控制着关中平原渭水流域的狭长地带，以及关东的洛阳、许昌地区，北面的河套地区虎踞着大夏赫连勃勃的游击队，不断侵扰蚕食后秦边境。西面的凉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依次是西秦、北凉、西凉三个国家，其中西秦在第三代君主乞伏炽磐的经营下，日益强大，也对姚氏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形势如此有利，早有吞并关中、洛阳之志的刘裕当然不会错失良机，何况他还要用关中的土地与羌人的鲜血为自己的篡位添置大礼呢。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刘裕决定兴兵伐秦。他封世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留守建康的太尉府，尚书刘穆之为左仆射，管理京师一带的事务，实际上就是代刘裕本人总揽朝政。他还把左司马徐羡之、左将军朱龄石等亲信安排在京师，以备不测。
　　安排好大本营的事宜，刘裕就可以放心地亲率大军北伐了。这一次的北伐准备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充分，刘裕的大体战略规划是，从秦、晋边境的兖州、徐州、荆州等处多点进攻，由东、南两个方向对后秦形成半圆形的合围架势，一举拿下关东地区，继而齐攻潼关。
　　晋军共分为五路，由步军、水军两部分组成：第一路为步军前锋，由龙骧将军王镇恶与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自淮水、淝水开往许昌、洛阳方向；第二路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自襄阳进攻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策应前锋主力；第三路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领，自襄阳进攻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南）；第四路为水军，由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出石门（今河南荥阳西北），自汴水入黄河，直逼洛阳；第五路也是水军，是由北兖州刺史王仲德统领的前锋诸军，开通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北）入黄河。五路大军并进，气势如虹。刘穆之为王镇恶壮行，对他说：“刘公如今对阁下委以伐秦的重任，阁下可得好好加油啊！”王镇恶慨然发下誓言：“我若不能攻克关中，就再也不渡江回乡！”
　　后秦的统治中心在关中，关东地区是姚兴当年乘着东晋内乱夺来的，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兵力相对薄弱。王镇恶与檀道济的这一路进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