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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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D·W·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1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3．5万名新党员。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10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3．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11月4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且常使他们不知。“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交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3）

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

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10月30日，分裂爆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气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卍字旗帜时，德国问题才算解决！”他喊道，“我们全都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们决不会推卸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我们将听从命令，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会见冯·赛塞尔上校。11月1日，他们在一个兽医家里见了面。这个兽医是个名叫“奥伯兰联盟”的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希特勒试图让赛塞尔相信，卡尔不外乎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议，如同他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赛塞尔和洛索夫与他自己和鲁登道夫联合起来。但是，赛塞尔再次宣布，他不愿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发生任何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也不会这样做的。希特勒承认，将军们固然反对鲁登道夫，但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都会不顾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采取行动，“现在正是时机”，希特勒警告说，“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就会倒向共产党人一边。”

虽然赛塞尔与卡尔二人都认为纳粹不外乎是“废物一堆”，但二人都采取了行动。11月6日，三位政治巨头与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开会磋商。卡尔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他们一致同意推翻魏玛政府，但必须大家同心协力将之推翻，不能像某些组织那样，自行其是。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希特勒。卡尔说，用正常的办法是否能把斯特莱斯曼赶下台，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必须准备一种特殊的方法。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不过，如果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大家就得合作。大家必须按照考虑周到、准备充分的计划去执行，且需同心协力。”

接着发言的是洛索夫。他支持卡尔及聘用武力镇压任何起义的决心。“如果有可能成功，本人准备支持右派专政”，这位将军说。若成功的希望有51％，他就参加。“不过，如果只从骚扰变成起义，不到五六天便会以失败而告终，那我就不合作。”结论是，他与冯·赛塞尔上校将着重要求“战斗同盟”合作——或干点别的。

当晚，希特勒在施勃纳·里希特家里会见了他的几个顾问，以便草拟自己的行动计划。大家一致同意于下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事日是有两个原因的：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5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次日上午，密谋者们再次会面，参加会面的有“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鲁登道夫或许也出席了会见，但后来他矢口否认。肯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他们为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稠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中，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这样，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11月8日凌晨3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是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叠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作改变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的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炫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