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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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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国际主义。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希特勒(“是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家社会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岐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11月4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这次亲自相见,是戈培尔迷信于元首的开端。几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

“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24小时,戈培尔又在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斯特拉塞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1926年1月24日至25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据斯特拉塞尔的哥哥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对新纲领一章 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忿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作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2月14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斯特拉塞尔或戈培尔。他未犯这种错误。也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两人都对他忠诚,他们只不过是想将他从施特莱彻和埃塞尔之流身边引开罢了。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北方干部,而是将他们引上正轨。他用左派的语言圆滑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矛盾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作为折中。他让党跳出政治圈子,将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他说,党原来的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将(意味着)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稣。在统帅府前被钉上十字架致死、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得到复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领导党和国家达到振兴的目标。

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入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斯特拉塞尔简短地、神精紧张地作了回答。他失败了。戈培尔呢,除喊了几句口号外,一句话不说,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坚信,班贝格的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2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1919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在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3月初,斯特拉塞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作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3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3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地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施威灵在汉堡东面约60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2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耒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讲演?”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4)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仍忠诚于斯特拉塞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6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绝妙地将手势、动作和语言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昨天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7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3500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1.5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4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他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再振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的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聘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平、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7月25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

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斯特拉塞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斯特拉塞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11月7日,戈培尔起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5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需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3辆汽车和25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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