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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朝不过如此-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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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英国首先向清朝提出全面修改第一次鸦片战争所签署的条约的要求,说漏了,应该是无理要求。然后法国和美国自然也过来一起凑热闹,要求与英国一样“公平对待”。
他们的要求是:
1、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的整个内地,至少要能进入长江流域和沿海城市。
2、毒品贸易在中国是合法的正当商业行为。
3、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传教士也可以进来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
当时的清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咸丰皇帝,这种修改条约审批事项自然也最终上交到了他的手上。
咸丰皇帝感到很愤怒,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愤怒,他明确提出中央的指导思想:“这些洋人所提的要求都是瞎扯淡,甭答应!”
有了来自顶头上司的严词拒绝,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和两江总督怡良在与外国代表谈判的会上也自然挺直了腰杆,拒绝了各国的修约要求。
英美法外史遭到拒绝后马上添油加醋地向自己国家打报告,说什么中国不同意修改条约,什么态度蛮横,不教训一下不行了什么的,一定要打到中国同意为止。
其实不用代表们说,那三国早就准备要再打一场了,只不过当时英国和法国正忙着和沙俄打架争地盘,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兵力打中国,这事才暂时搁置了。
两年后,英国和法国打赢了沙俄,抢到了新地盘,这时他们有空了,士兵们也刚从战场上热身回来,士气很足,可以连续作战,终于可以准备继续侵略中国了。
当然,能不打的话,他们也不想浪费力气,战争还是挺劳民伤财的。
1856年,英、法、美三国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结果理所当然被拒绝了。
先礼不成,那必然后兵了。
可是打仗不是小事情啊,出师要有名。
为了给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名,英国人还费心费力地著书立传妖魔化当时中国政府的统治,提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向中国开战是为了解救水深火热的中国老百姓,以达到掩盖自己的侵略本质和强盗野心。
可是第二次又打中国,又找个什么理由好呢?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打,由英、法两国分别出资拍摄的《亚罗号的屈辱》和《马神甫之死》两部“大片”在1856和1857年先后上映,一举取得了喜人的票房成绩,也使《毒战》的续集成功开拍。
其中,影片《亚罗号的屈辱》讲述了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接到举报称,广州出现几名海盗,而且躲藏在停靠黄埔的亚罗号船上,梁国定马上带人上船抓了12人,其中2人是海盗,另外10人是嫌疑犯。这艘亚罗号是在香港注册,可是注册时间已经过期了,那么我们中国水师在自己领土和领海范围内整治海盗问题是我国内政,就算按照第一鸦片战争中的不平等条约中领事裁判权的规定,英国当局也无权过问。
但是英国人不是说过一句名言吗?这些不就是能改变现状的纠纷吗?所以英国人开始了一系列简单问题复杂化、微小问题巨大化的工作,不但发函给两广总督叶名琛,强烈要求清政府释放人质,还说什么中国士兵在抓人的过程中蛮横无理,借机撤下了英国国旗这种胡话,大力渲染中国人侮辱了英国国旗,也侮辱了英国全体国人,一定要道歉之类。
其实这种胡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中国社会是不可能成功的,如今政府的各种抓捕和统一执法行动一定会配备电视台的一组或几组记者,特别是这种剿匪的新闻老百姓最爱看了,摄像机镜头对准了全副武装的警察蜀黍,然后录下那一脚踹开大门冲进房间举枪吆喝着不许动的情景是多么的激动人心。这种带着电视台记者一起执法的做法不但可以满足老百姓对新闻事件的知情权,也可以为执法单位的执法证据,一举两得。
可惜当时是清朝,还是确确实实的咸丰年代,执法记录仪是没有的,民生新闻也是没有的,一线记者自然也是集体没有出世的,所以现场的各种证据理所当然也是没有的;英国人爱怎么说我们肯定也是管不住的。但是叶总督还是回函驳斥,对这种污蔑中国政府的做法给予了强烈的谴责,不过中国向来以德报怨,为了不和英国人继续吵下去,清朝还是把人犯送到了英国领事馆。
可英国人要的根本不是什么人犯,他们要的是战争,所以英国人拒不接受,并且在10月23日派出3艘军舰开始进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由此打响。
由于当时清朝的情报机构非常落后,完全没有预料到英国人三句话没说完就开打,各种失守马上出现,英军一路攻入广州城内。还好我们广州人抗击洋人是有传统的,英军入城时遇到了百姓和清军的共同抵抗,只好在10月29日撤出了广州,退到了虎门地区。这就是“亚罗号事件”的始末。
《亚罗号的屈辱》开播后第二年,也就是1857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法国人也不甘示弱,开拍并上映了影视巨作《马神甫之死》,为全面侵华点燃了导火线。
《马神甫之死》这部影片讲述了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我国广西西林县,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当地官府和土豪,欺压人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并纵容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无故在乡间起衅,进行抢掳奸淫,肇事多起。他们作恶多端,而又逍遥法外长达3年之久,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新任西林知县*凤根据村民控呈,调查据实后,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论罪处罚。这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二条导火线“马神甫事件”。
这两部影片的上映引起了英、法两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找中国讨回公道,一定要教训一下这个蛮不讲理的落后国家。
然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全面开战。
有一句话这样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我觉得它还有下半部分,那就是:有了共同的利益,宿敌也能交朋友。
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做出了铁证,因为参与侵略的国家除了英法之外,还有美国和沙俄,而且这四国更是联合成为一个侵华联盟。英法和沙俄刚刚打完架,不管胜负,干架的双方不可能那么快言归于好,可惜利益当前,昨天才相互揍得鼻青脸肿的双方今天就手拉手,一起跑来中国合作抢劫,这样的脸皮是深不可测的。
1857年12月,英法两国在两部大片所营造的浓重反华呼声的局势下集结了5000多人的侵略军来到中国海域,准备全力进攻广州。当然开战前侵华联军还是先给清朝通通气,给叶名琛总督发了函,大概就是说之前亚罗号的马神父的事情使他们很愤怒,要求赔偿损失,限期10天之内答复。
28日上午,英法联军在最后通牒无效后开始进攻广州,政府军猝不及防,广州被攻陷,叶总督被俘虏,广州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纳马上投降。
随后,柏贵在侵华联军的控制下官复原职,但是已经成为他们的提线木偶,任由入侵联军操纵。虽然可耻,但柏贵在广州也拿了个第一,成为了近代第一个中国傀儡政权的傀儡官员。
控制了广州之后,侵华联军在1858年4月到达天津的大沽口外,目的很明显嘛,队伍集结,部署一下战略就打到北京去了。清政府马上派出直隶总督谭廷襄到大沽和他们谈判。
可是英法阵营这个时候根本不想谈判,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候谈出来的条件是远远不能撑饱肚子了,他们还要继续打,打到清政府害怕、贴服为止。
为此,英法代表借故说清政府派出来的谭廷襄根本没资格和他们谈判,他们统统表示不和这些芝麻绿豆官浪费口水,我四个国家几千人马大老远跑来中国你们清政府想随便找个菜鸟来忽悠一下算了?没门!我们不谈!
英法两国忙着红脸生气,谭廷襄不知所措,这时候俄国和美国出来唱白脸了,他们俩一起出来当“和事佬”,两边装着说好话,结果却一把迷惑了清政府,使英法部队在5月20日偷袭了天津大沽炮台得逞,大部队一举抵达天津城下,嚷嚷着要打北京了。
此时的京城,天津兵败消息传来,朝廷乱作一团,咸丰皇帝马上派出大学时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马上出差到天津和洋人议和。
无奈,中国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当时桂良和花沙纳是被委以此次和谈的全权代理,是以四国不打北京为前提为目的的和谈,所以他们俩也不敢多说,几乎全部答应了四个国家的无理要求。
《天津条约》令营口、烟台、台湾、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地的口岸对外开放,外国商船可以自由航行于长江的各个口岸,外国人也能随意来中国境内旅游、传教和做生意。英法两国还能在北京安排公使上班。当然,英法俄美的士兵在中国打仗有损失,中国政府也要赔钱,一共赔给了联军600万量白银。
除此之外,条约的批准书一年以后在北京互换(疑问)。
满意了吧?之前英国人所认为通商口岸太少的问题经过广州和天津两战后切实解决了。这样二次鸦片战争就打完了?还早着呢。
《天津条约》签订后,入侵者和被入侵者都不满意。侵华联军认为利益还是不够(无法满足的胃口啊)。清朝认为条约太苛刻了,特别是那个外国人自由入境和传教的问题,当时的清朝还在与天朝打来打去,一个基督教的小册子就差点毁了清朝的统治,再多几个宗教进来还得了?清朝上下一致不同意。
其实这就是一场交易,买卖双方都觉得亏了,那买卖还做得成吗?不成,那再打吧。不过清朝自然是没有主动出战的勇气,只不过咸丰的态度稍微强硬了点,他安排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大沽口一带的防务工作,加强水师大练兵,准备迎敌,防御工事也要做好,还买了大炮,调集了蒙古骑兵,加强了天津大沽口的防御和战斗力。特别强调了不能让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
1859年,英法政府按照条约的规定各安排了一位公使来北京上班了,他们分别是英国的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两国顺便带了支号称“足够有力的舰队”顺便来北京换约。
清朝可不干了,带那么多部队进入京城我可怕怕啊,不行,咸丰要求英法公使要从北塘登陆进京,而且行不得超过20人,也不能带刀枪进来。
英国方面强硬回绝,表示一定要带兵进京办事。6月17日,英军舰队集结大沽口岸示威,25日,在最后通牒无效后突然进攻白河,拆毁防御工事,并且开始猛烈攻击大沽炮台。
这次英法的入侵就没有开头那么爽了,咸丰一早做了好准备,大沽炮台对侵略者进行猛烈的回击,不但守住了炮台,而且狠狠地打了入侵者一巴掌,导致英法联军损失惨重,共有10多艘兵舰被击沉,400多人被击毙。
大沽之战可谓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反击转折点,可惜清朝根本没有把握好这次胜利,咸丰皇帝也不是什么狠角色,他们很傻很天真地希望全世界都是相亲相爱的,不要打打杀杀,都希望乘着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和入侵者们好好坐来下喝喝茶、聊聊天,看看能不能从此和平相处。
其实我分析了一下当时清政府是不是懦弱而是自卑,自从第一鸦片战争开打后,清朝一直给洋人压着打,没有丝毫的反击之力,泱泱大国就这样给践踏,清朝已经从骨子里都认为自己是打不赢外国人的,甚至认为这次大沽反击战的胜利也是一种侥幸,所以清朝希望乘胜和谈,拿着自己扳回一举所得到的筹码和入侵者们谈谈,不要打了,就这样算了吧。
正所谓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联军败北的消息传回英、法两国后,两国的各种杂志都被政客所利用,添油加醋地报道这次失败。
结果他们成功了,英法两国的民众的怒火被顺利煽动且不断扩大,街头巷尾都充斥着对清朝政府的谩骂和愤怒,全体民众不约而同地要求一定要对中国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还声称要把中国的皇帝赶出皇宫、赶出北京,让西方人统治中国,成为中国的主人云云。
这就是西方世界所谓的民主政治,所谓的法治人权,所谓的西装革履所撑起的绅士精神。战争本来只是为了满足某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和欲望而实施的手段,却被这帮人煽动起整个开战国的民众的支持,结果英法政府理所当然就“顺势”开展了更大规模的侵华行动。
1860年2月,英法两国开了200多艘舰船,带了2万5千多人卷土重来,针对大沽之战开展大规模的报复战争行动。
☆、第86章 神算子伊格
其实清朝在二次鸦片战争后期的失利,除了因为英法两国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外,我们还不得不提起一个名叫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那提也夫的(以下简称伊格)家伙,他的出现,为英法联军的进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伊格表面上是俄国的公使,一直在英法与清朝两个敌对势力之间当唱白脸,当和事老,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个特工,专门负责在二次鸦片战争中刺探清朝部队的军情,然后向英法两国打小报告,而且他的小报告都非常准确,使英法联军在后期的每一场战争都取得了先机。
《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朝加强大沽口的防御军事力量,却忽略了北塘地区的防御力量,这个漏洞是致命的,而且不巧就是给伊格这家伙发现了,作为战争中的两面派,伊格在向英法联军报告军情时打开地形图,然后胸有成竹地往北塘地区一指,振振有词道:
“兄弟们,往这儿打必能取胜。”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开了30多条军舰,由和事佬俄国人带路,偷袭“漏洞”北塘,一举突破了清朝的防线,占领北塘后,联军从水陆两路出击夹击大沽炮台。这次清军腹背受敌,敌人前后开枪,大沽炮台的又转向不足,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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