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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帝王-第5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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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吸了口气,坐姿端正,目不斜视,“张兄方才说的不错,想要众人做事,就得利字当头,我辈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也无人不求升官封侯,便是不在意家财万贯,也不能不在意青史留名。但我辈读书人,受圣人教诲,日夜手持典籍,诵读不辍,尔来二十有余年,难道圣人之言,进了肚子之后都拉了出来,没一个字留在心里?我不信。”
苏禹珪的目光清澈而锋锐,“天下人做天下事,但天下事不是件件都利己的,倘若人人只求利己,天下事恐怕件件不能利己——在你弱小无力的时候,即便整日劳苦,只怕连饭都没得吃,连衣都穿不起,甚至不能传宗接代,就更不必说还能读上一本书。不利己而利人的事,谁去做?是乡间农夫,还是山野盗贼?读书人,聆听圣人教诲,为官者,手握世间权柄,倘若苏兄口中‘学而优则仕’的这些人,都不能为江山谋为社稷谋为大唐谋,日后何来江山何来社稷何来大唐,天下又如何还有唐人?没有唐人,我们是何人,我们的子孙是何人,何人来保证他们不被欺凌,又有何人来保证他们安居乐业?老有所依,幼有所养,壮有所用,岂非成为笑柄!”
苏逢吉埋头不语,张一楼陷入沉思。
苏禹珪站起身,双手置于腹前,“禹珪不敢求天下读书人都是好人,也不敢求天下官员都是好官,但肃清吏治,正如张兄所言,是砸人饭碗的事——其实说是抢人饭碗更妥帖一些。百官赖此而立功,立功而后受赏升迁,但若是果真人心不足之辈,觉得砸碎的多,而自个儿得到的少,不愿将金山银山分给天下人,而只想收入自家囊中,禹珪不才,愿以律法为剑,与此辈殊死相搏,便纵血溅五步,哪怕尸首分离,也要问一问天下读书人,二十年的圣贤书,是否都读到茅厕里去了!”
……
天成以来,朝廷大兴贡举,天成二年高中的士子中,原本以“二苏”最有才学最为有名。数年以来,“二苏”中的苏逢吉活跃人前,善与人交,一张脸从未被人忘记,反而愈发深刻。而那位寡言少语的苏禹珪,则渐渐被人遗忘,若非“律法十二章”横空出世,只怕有人来有人走的朝堂,已不会再想起“二苏”这个说法。
……
新政赏罚之事,在李从璟回洛阳之前,朝廷就已对相关官员考核的差不多,如今正在赏罚时候,许多官员都不免被调动,提拔的、贬谪的,不一而足,六部衙门每日都有许多官员往来。
李从璟来崇文殿跟李嗣源言说孙芳传案最新进展的时候,碰巧任圜正跟李嗣源谈及此番新政赏罚的一些棘手情况。
“在先前的巡查中,现居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孔循,一直被视为推行新政得力的藩帅,但今日汴州进奏官却派人悄悄递回消息,言说孔循推行新政并不得当。具体情况都在奏章里,请陛下观之。”任圜递上折子。
孔循此人,先前是朝中大员,在李嗣源即位之初,与安重诲交好,两人曾擅权过一段时间,后来孔循算计安重诲,让安重诲推了王贵妃的说媒,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赵王李从荣,两人随即闹翻,孔循也被外放汴州。
依照任圜的说法,孔循在新政大考中的评价应该不错,但如今事情都要落下帷幕,却有汴州官吏偷告上司的状,而且还是进奏官——所谓进奏官,藩镇留在洛阳方便朝廷与藩镇交流的官员,一般都是节度使信任的人,先前苏愿就是西川进奏官。
趁着李嗣源看折子的时候,任圜与李从璟低声交谈,“孔循在汴州的官声并不好,传出过许多不法之事,一来因为孔循与赵王的关系,二来因为传出来的事不太严重,朝廷一直只是斥责了事,并未真正查办。若是汴州进奏官的话属实,孔循在新政之事上欺上瞒下,此事便不好了结了。”
李从璟道:“天下官员,无非三种,一是贪官污吏不能做实事的,一是能做事且官品良好的,但大多数还是第三种,即位于两者之间的,这些人为官的举措甚至是官品,都与朝廷风气有关,朝廷政治清明,则此辈行良政于地方,若是朝廷政治昏暗,则此辈也鱼肉乡里。新政大考,对官员是如何区分对待?”
任圜叹息道:“推行新政得力且又品性良好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如朱长志、赵钟鸣、何晨光之辈,多的还是如今日之前孔循这样的人,能推行新政,但官品也并非没有瑕疵。对这些人的课考就比较难,要细分对待,具体到个人看瑕疵大小与推行新政的成绩,两者相比较,能用的仍旧用,但若是推行新政不甚得力且又官品有亏,则要罢黜甚至是治罪了。”
李嗣源放下奏章,冷哼一声,“汴州进奏官递来的证据,已经不容小觑,这孔循是第三种官员,已是没多大可疑。”
他看向李从璟,“孙芳传的案子,查得如何?”
李从璟递上奏章,“牵扯出来的局面比预计严重得多,此人善于钻营,在地方聚众自重,在朝廷左右逢源,三省六部受波及的官员不少,也就是各寺各监没多少牵扯。”
李嗣源看过奏章,沉吟道:“朝廷处理孙芳传案,本就是借机拉开整顿吏治的序幕,若说先前新政大考,注重的是新政推行效果,那么此番整顿吏治,就是对‘为官之道’四字的审评。新政大考的目的在于擢优汰劣,重用一批得力官员,是对天成新政的总结,那么整顿吏治,就是为‘长兴新政’清扫障碍,铺平道路。新政大考时,大唐尚在征战,动静小,此番整顿吏治,四方太平,就该放手为之。”
放下奏章,李嗣源继续道:“孙芳传案,牵扯出来的官员,按律法悉数治罪,一个都不能姑息。依朕看,孔循案可以与孙芳传案合并一处,借由孙芳传案整治洛阳,借由孔循案将整顿吏治之事推向州县,此事一并交由秦王处理。”
说到这,李嗣源气势严厉了几分,“孙芳传案结束,洛阳吏治的整顿却不能结束,孔循之案,则是拉开整顿州县吏治的序幕!”
李从璟点点头,“对地方州县吏治的整顿,就从汴州开始,第一阶段的重心,可放在汴州、滑州、郓州、青州一线。”
李嗣源哂笑一声,“除却滑州义成军,汴州宣武军、郓州天平军、青州平卢军,几乎囊括了当今藩镇中势力最大、最有不该有心思的几个,天下藩镇,除却边镇与河东、河中、保义之外,就数这几个藩镇的军队势力较大,对削藩抵触最狠。”
李从璟道:“箭射出头鸟,摆平了这几个藩镇,新政才好推行。”
李嗣源对李从璟道:“朝中重臣、天下藩镇、州县官员,对新政有抵触的,本身吏治一片混乱的,现在是最后也是最有可能闹事的时候了,你要做好相应准备。如今不同以往,新政深化、吏治整顿,虽然需要朝廷以武力为后盾,但再也不是拉出一支军队,去血洗地方藩镇就能解决问题的事情。事情依然腥风血雨,处理起来却要细腻得多,你要多加留心。”
李从璟起身道:“陛下放心便是。”
……
李从璟与任圜结伴出殿,路上任圜叹道:“削藩削藩,其实削的最重的,并不是节度使,而是藩镇军。节度使其实并不难处理,朝廷已经有打算,那些愿意为国效忠的节度使,可以入朝拜将,视其才能在禁军任职,便是才能差些的,朝廷也不介意虚封十六卫大将军的头衔,给他们一生富贵。但是藩镇军呢?藩镇把持地方大权,不仅仅是藩镇军把控良田,家属从中得利,凡是地方上能生财的门路,都在他们的手中,便是州县官吏,也大多出自藩镇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八个字,不难理解,但又何曾好理解了?其中的血与泪,看得见的有多少,看的清楚透彻的又有多少?朝廷能安置节度使,但是能安置成千上万的藩镇士卒与其家属吗?”
“无论朝廷给予何等待遇,只要是削藩,他们的利益就要受损,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即便节度使不闹腾,藩镇士卒也要闹腾,那些本不愿闹腾的节度使,被藩镇士卒胁迫而闹腾的,也不是一两个。有人说,朝廷削藩,本可以令节度使带藩镇军,进驻洛阳周边,编为禁军,如此一来阻力就要小得多。这是何其愚陋之言,且不说藩镇士卒愿不愿离家为国而战,那些骄兵悍将到了战场上,又有多少能不惦记自家事,肯在战场上舍身拼命的?”
任圜望着李从璟道:“在藩镇整顿吏治,要对付的不仅是节度使,不仅是州县官员,更是那些藩镇军,陛下又不许殿下带大军随行,臣实为殿下担忧。”
李从璟笑道:“时至今日,桀骜难驯的藩镇大不如前,藩镇内部的州县官吏,也有很多是朝廷委派,并不如任公说得那般可怕,更何况忠心朝廷的藩镇也不缺。吏治整顿是携‘大势’而行,藩镇士卒纵有不满,但真敢反抗朝廷的,也未必有多少。”
任圜忧心忡忡,“那也不容易啊!”
李从璟道:“若是容易,前人早就做了,何必等孤来做?”
任圜苦笑摇头,不知该说什么了。
……
李从璟的本意是先了结孙芳传案,再去理会孔循,但就在孙芳传案马上就要尘埃落定,李从璟下令刑部、大理寺即将在洛阳抓人的时候,汴州传来急报。
传来急报的,是正在汴州一带履职的军情处统领赵象爻。
赵象爻将急报递到军情处,军情处将密保呈送李从璟面前。
密保上说,汴州宣武军士卒异动连连,孔循府上近来人来人往,其中颇有赵王的人,似在酝酿一场大风暴。
——赵象爻能得到这些情况,并非是军情处时刻监视宣武军、孔循。在李从璟对孔循还没动手,甚至连准备都还没开始做的时候,军情处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手去密切监视宣武军与孔循。
赵象爻得到消息,却是因为汴州官吏,也就是汴州进奏官的同伴,察觉到了宣武军、孔循近日的反常,怀疑进奏官向朝廷揭发孔循的消息已经走漏,孔循已经在作出相应应对布置,故而向其传递消息,请求朝廷速作决断。传递消息的人路遇截杀,恰好被赵象爻撞见。
而此时,孙芳传案牵扯到的一大批太原官员,正在押解洛阳的途中,不日即到汴州地界。
李从璟收到消息后,在宫中见了正面会李嗣源的李从荣一面。
李从璟、安重诲、李琪并及三司和二十名官员,为审理孙芳传之案,在六部衙门旁找了几间屋子,临时搭建了办公场所。等李从璟见完李从荣回到这里的时候,已是脸色阴沉。
汴州进奏官向朝廷密报孔循不法之事,没有多少人知晓,而如今李从璟还没打算对孔循动手,孔循即已知道了消息,并且开始着手做应对准备,这事就极为不寻常。
谁向孔循告了密?
洛阳吏治,藩镇吏治,州县吏治,要来一次大整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739章 大浪来袭群鱼跃,风雨一路洗鲜血(一)
李从璟在刑部大牢找到了孙芳传,因为是首犯的关系,他被押解来洛阳的时间很早,正因为对他审讯得比较得力,张春来、孙兴等人才浮出水面。孙芳传如今面色并不太好,虽然没受什么刑法,但连日来遭遇的精神折磨,应该比身体上的创伤更加痛苦。
孙芳传告诉李从璟,他跟汴州宣武军节度使孔循并无交情,对方不可能因为要保全他,而将太原官员半道截下来。孙芳传之所以认命,是因为即便没有太原那些官员作为人证,仅李从璟现在掌握的证据,也足够让他丢掉性命。
李从璟与孙芳传谈了半个时辰,经过仔细观察,前者认为后者并无说谎的迹象。
从关押孙芳传的监牢里出来,李从璟又先后去见了孙兴、张春来。
在太原官员即将进入汴州地界的时候,宣武军有异样调动,孔循也有不同寻常的表现,这当然会让李从璟不得不顾忌,孔循是否有意截下那些太原官员,不让对方入朝,或者干脆让宣武军佯装成盗贼,半路杀之。
如果孔循不是为了孙芳传,那便极有可能是为了孙兴、张春来。
作为之前短暂的朝堂重臣,如今有数的地方大员,坐镇汴州要地,要说孔循与朝中官员没有密切往来,李从璟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既然推行新政不力的孙芳传,因为与张春来、孙兴等人有所勾结,所以朝廷不能及时察觉他的真面目,那么孔循在汴州进奏官告密之前,同样被视为推行新政恰当的官员,就极有可能也是朝中有人帮他掩饰。
——汴州进奏官的告密之举,固然有为自己谋、想要立功的原因,但何尝不是新政得人心、朝廷得人心的表现?
面对李从璟的讯问,孙兴的表现是拒绝说话,打定主意要守口如瓶。李从璟用上了刑讯手段,也没能让对方开口。这位在前段时间的审讯中,已经精神濒临崩溃交代了许多东西的刑部侍郎,在听闻汴州异动之后,出奇的状态稳定下来,咬紧牙关奋起抗争。
这让李从璟基本确认,汴州异动,与孙芳传案涉及的某些朝廷重臣有关。并且那批太原官员中,就有能影响某些个朝廷重臣荣辱甚至是生死的人。孔循要控制、杀害那些太原官员,是为保全某些个朝廷重臣,也是为保全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循极有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汴州进奏官告了他的密。他的种种举动,并不是在得知朝廷要整治自己后的反抗。
如果是这样,单是为对付太原官员,孔循就不惜让军士作乱——不管他采用何种方式,最终都不可避免有罪,那只能说,太原官员的确关系某些个朝堂大员的命脉,而那些朝堂大员,则关系到孔循的命脉。
孙兴的及时“醒悟”与惜字如金,则是可能看到了一线生机,正是这一线生机,让他决定把态度由合作转变为不合作。
这让李从璟察觉到,孙芳传案与孔循案,怕是水深得很,如若不然,在他面前,孙兴也不可能还妄想求得那一线生机。
在孙兴这里得到有限的东西后,李从璟又见了张春来。
出乎意料,比之平日行事乖张,看起来很厉害很强势的孙兴,张春来这位平素言语不多、为人和善本分的户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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