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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十案-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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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不说大家会不会知道？
那当然不会知道啦。老宋有点儿失望
小姑娘：可是。。。
老宋：可是什么？
小姑娘慢条斯理地说：可是我在作文里面写过啊。
老宋：等等，你说什么？在作文里面写过？
原来，小姑娘在写作文的时候写了《我的爷爷奶奶》，里面写了老头老太太每天早上去早市买菜，又便宜又好，路上还能散步锻炼这些事，还被评为范文过。
老宋：那么，有人问过你作文里面写的内容么？
小姑娘：当然有啦，老师就问过我写的是不是真实的事情，作文只能写真的事情，不能瞎编。我说当然是真的啦。
老宋：这么说你把这件事告诉全班了？
小姑娘：当然没有啦，我从来没告诉过他们，我写的是作文！叔叔你怎么老是这么笨呢？
老宋：……—％￥#··！！
还好，那位模范教师正是教他们班语文的。
而与那位教师的初步交谈，显示此人心理状态很好，回答问题从容不迫，对警察们的工作很配合。老宋于是询问起小姑娘那几天的行踪来，冷不丁问一句 – 27号那天，她参加早操了吗？
参加了，我记得看见队列里有她。
第一节课呢，她有没有上课？
那不是我的课，不清楚。
哦，那天您第一节有课么？您当时在学校么？
没有，我的教案忘带了，我骑车回了趟家去取。
。。。
谈过之后，老宋他们基本已经可以认定这位模范教师有问题了。原因是那个小姑娘家失窃，但当时并没有公布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情，而这位教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其他各天的行踪都说得比较模糊，唯有发案的27日，一天的每一分钟他几乎都能记起自己当时在干什么！
而且，他在案发时的行踪，无人可以证明。
不过，推断归推断，依靠这个抓人不行，怎样能够突破他的心理防线呢？其中一条线索引起了老宋的注意。传达室的老工人证实，此人当天早上曾骑着车离开学校，很快返回，时间不超过30分钟。那么，这之间真的象他说的回家取教案了吗？
老宋看看地图，告诉身边的几个警察 – 明天，早操开始的时候，你们几个从学校骑到他家，用最快速度再赶回来。
那您呢？
你们别管。说着老宋也推出一辆自行车来。
第二天，老宋也是早操从学校出发，目标，却换了那老夫妇所在的地址，到了地方，歇了六七分钟（估算的作案时间），掉头往回，到达学校一看表 – 整整三十分钟。
半天，那几个警察才陆续回来，最快的也要四十多分钟。
你们怎么这样慢？老宋板了面孔。
没办法队长，上班高峰，到处都是人，根本骑不快阿。
就是他！我说么，看这距离我就觉得他半个小时打来回不够阿。老宋嘿嘿一乐，颇为得意，得意之外又有点儿困惑，这个漏洞很蹊跷，这位天天骑车上班下班，怎么对回趟家要多长时间算不清呢？难道因为他是教语文的？
事后才明白，这名为人师表的窃犯之所以犯了这样大一个错误，和教语文数学没关系，却和他是模范教师大有关系。
之所以说出现这个漏洞和作案者曾是模范教师有关，因为他所说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回家取教案，是根据自己上下班的经验计算的。不幸的是他工作很认真，每天的习惯早来晚走，都是路上行人不多，车辆也不多的时候，而学生上早操的时间，正是上班的高峰期，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同样的时间就不够他跑一个来回了。
而且，根据向校方其他人员了解情况，此人这之前还有两三次早操期间不在学校的情况，都是在半个月之内。
他干吗去了？老宋说，不用问啊，踩点儿去了！
他得证明那小姑娘作文里写的老两口生活规律并非虚构才行，否则假如这小姑娘有赵本山的潜质，堂堂一个老师让自己学生忽悠了岂不冤枉？
下一次找这位老师谈话的时候，挑早操的时候，找借口请他带着回家一趟，回来的时候冷不丁问一句 – X老师，上次您好像说27号回过一次家吧，照咱们这个速度，恐怕赶不及吧？
刷，汗就下来了。
还有，这之前两次，22号，25号，您早晨上哪儿去了？
这就编不出来了。
案子破了，说来很是令人唏嘘，这位老师其实就是个一念之差。他刚交了个女朋友，小伙子很是爱惜。有过这样的情况，费了心思给女朋友借来两盘经典大片的录像带，找遍了朋友家的录像机却放不出来。中国的录像机电视机都是P制，而美国录像的制式是N制，当然放不出来了。这怪谁呢？说来要怪毛主席。
京城十案之十 后悔小混蛋
近四十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流传。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一九六八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十八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血色浪漫》，“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有关“小浑蛋”的死有诸多版本，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二百多个红卫兵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 “见到红卫兵，就办”。
无论是王朔还是谁来扮演，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去除夸张。从学生证上撕下来的照片已经残破不堪，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笑得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四十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告诉记者，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六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一九六六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的血统论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八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今年七月这个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已经没有印象曾经有台阶了。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在八十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还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四十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十个兄弟，碰上了八十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一百八十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十一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炫？看电影就要坐前排？”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一九六六年夏，几名玩主中有头脸的人物趁乱从新疆、宁夏、青海回流北京，齐聚西城平安里大影壁后面的一个小酒馆，检讨北京玩主被连锅端掉的经验教训，拟定了四条玩的规则。当时，一个人用包排叉的黄草纸把这四条道规纪录了下来：一、不欺负好学生；二、茬架不许追到家里去，不报复伤害家人；三、佛爷跳槽必须经过玩主。四、不抬人（全世界黑道共同的缄默原则），盗亦有道。这几条为后来周长利一统南北城奠定了共同的行为道德基础。记得当时还讨论了一个案例。新街口一个叫小狐狸的因为抬人，被几个道上人报复，找到他的家里去，给了几刀，几乎毙命。那么，抬人是否应受到无界限的报复？讨论的结果是，家门里面安全是更高原则，无论如何，不得逾越。周长利当时对这条原则还有一个他的解释。他说，你可以堵在他的家门外边，等着他出来。但是，如果他的家长出来轰你，你必须走开。
关于佛爷跳槽必须在玩主之间解决的规则，目的是保护生产力，防止出现一仆事二主的情况发生。否则，佛爷在压力下极易挺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强为，风险加大。当时就有西外的一位神佛为逃避几位惹不起的哥哥的追索，自动往里面折的事情发生。好学生，就是不玩的人。不得侵害骚扰圈外人，是最高原则。
主和老红卫兵的第一战，西单闹市，一九六七年六月
一九六七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陷入低潮。文革初期声名赫赫的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在连遭最高权力中心的愚弄、压制甚至镇压后，转入针对 “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秘密政治斗争。从这年的一月份起，每天都有几千甚至上万的“黄军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没头的群氓，发泄愤怒，传布消息，从黎明到黄昏，经日不散。而经过六六年流血八月的残酷打击的玩主们，休养生息，并开始复苏。这时，他们基本上以地域为界，以有名望的玩主为核心，自发组成后来的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当时以德胜门为中心的北城地区码头密集，加之历史恩怨，冲突尤为剧烈。在这一狭窄的地区，就有德内、德外、后海、什刹海几个大的帮派。如果加上周边的新街口、西直门、太平湖、外馆和地安门等，可谓群雄并立。由于老红卫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玩主方面羽翼未丰、群龙无首，在那个夏天之前，双方基本相安无事，各玩各的。而周长利家住得胜门左近，他那时还没有聚集起自己的基干力量，甚至在在家门口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那时还不被人称作“小混蛋”，而是另一个带有侮辱性字眼的外号。当年，边亚军、四横竖等人与周长利初识，每天都到远离德胜门的锦什仿街的一个朋友家聚齐，而他们跟着周长利学打架，则是从得胜门脚下，逐步扩展地盘、收编队伍开始的。周长利在全市玩主中树立威望，并一统江湖，则是从与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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