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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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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院校及部队的军事教育亟须改进。院校教育亟待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教员必须是所教功课的精通学者、所在学校的忠诚教员、所教学员的知心朋友，教材方面则政治理论必须适应抗战的形势，军事理论必须适应抗日战争。军队的军事教育关键是教材问题，即引导指战员学什么，练什么。院校和军队的军事教育是互补的。院校侧重普遍问题，军队侧重具体问题，但两者都要为实现军事教育的基本方针来改进。
我军军事教育的基本方针自然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教育与作战的联系，所学的与所用的联系。
但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联系而不是脱节呢？小说下载
这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我军军事教育与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把作战经验（主要是自己的，也参考前人的）集中起来，整理出来，实施于教育中去，贯彻到教育中去，使教育为了作战，适应作战的要求。这一优良传统的保持，在部队中比在学校中要好些，在前方比在后方要好些。我军一贯所实施的战前教育与战后教育，就是一例。即如对行进之敌袭击（埋伏），在敌未到前把有关的指挥员们带到预期作战的地方去（自然是在情况许可时），侦察地形，研究敌人来的方向与发现我军时可能的动作，作出规定，使各指挥员先行考虑与研究，有时并在当地作实兵演习，有时只令干部沙盘上作业。如对敌伪据点袭击，则于战斗前除进行各种侦察外，并且可能使一两个指挥员化装到敌据点附近甚至进人内部去实地侦察，回来绘一详图，召集有关指挥员实行研究，然后进行袭击，使得战斗中可能发生的意外问题大多可于战前体会到，并可求得对错误的改正。这种教育是对实战有直接联系的。所谓战后教育是，除了检讨战斗经过及其经验教训外，如某次战斗中我军动作错误致损失过大，则于胜利后就原地方重行演习。然后高级首长亲作讲评。这种战后教育，较平时的课堂、操场与野外所行的教育，要深刻得多。这些都是好的例子。但可惜我们部队的军事教育在各种课目上，还不能都实行这种方针与方式，还存在着某些教条主义的残余，还存在着某些形式主义、老一套、粗枝大叶的缺点；还有许多同志不能把当前战斗中的经验与教训及时整理与研究，并集中起来，作为对部队指战员进行教育的主要教材，并把它普遍地实施到自己所指挥的诸部队中去。例如我们某部一次被袭’两次被袭，我们还不能立即研究敌人袭击的特点与我们对付敌人袭击的办法，并通令各部一律照办，而常常有人等到再三再四被袭或某部受到相当损失之后才来研究与改正，或是毗邻部队已受到损失，自己还不研究其教训，而必须自己亲自经历后才来研究与改正。有些部队能把自己在战斗中的 经验整理出来，拿来教育部队，但也有些同志没有这样做，而是拿书本的原则教育部队，许多战术提纲只有班、排、连、营的“进攻”，“防 御”，“退出战斗”，“担任侦察”，“担任警戒”等课目，而这些却都是正规战的内容，我军现在担任的是游击战的任务，那些“袭击”、“反袭”、“破击”、“突围”、通过封锁线，却没有明确提出。这至少是我们干部中某些同志教条主义残余的表现。至于“刺枪”、“射击”以整班、整排、整连教练，只求整齐，忽于实用；投弹只在操场上演习，只求投远，忽于投中；也都在某些部队中可以看到。在射击教育上，很少实施基本射击，更少实施战斗射击；在投弹教育上，也很少投弹的实验。有时掷弹筒缴得很多，但缺少教练和使用掷弹筒的人。燃烧弹打据点很有效力，但尚未普遍使用。敌人战术变化了，我们还未能及时去研究它……这些都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教育与作战脱节的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就是我们部队中有些同志对我军军事教育的方针还不十分了解，还不能或不善于把自己亲历的经验整理出来加以研究，用来教育部队，问题的关键首先就在这里。
其实，我们部队中有少数军事指挥员把军事教育责任交给参谋长以至于教育科（或股）的同志，另有些指挥员不能兼军事教员，而请文化程度高但实战经验缺乏的同志来教，有所谓“请外行教内行”的，而教育科干部在许多场合则多是文化程度较高但在我军中指挥经验却很少，这样自然很难求得教育与作战的密切联系了。就在整理经验方面，指挥员不亲自动手也很难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因为教育人员没有亲自参加战斗的计划与指挥，又缺乏经验。因此在军事教育的组织上，应确定首长负责制。各级军事首长对于军事教育必须亲自动手，把自己部队（或地区）的战斗经验好好地整理出来，集中起来，并在教育中实施下去，贯彻下去。教育干部除应该尽可能使之在实战中去实习，还应尽可能设法与有战斗指挥经验的干部“对流”（调换工作），以求逐渐使教育干部有战斗经验。为了搜集战斗经验，有些地区（如晋西北）可以由旅（分区）派得力干部（最好是旅长、副旅长与参谋长）到一两个团内去，帮助团首长进行搜集经验、整理经验与指导教育工作，这一工作应以直接到二三个连里去进行为好，把搜集的战斗经验（不但是战术的，而且也有技术的）与指导军事教育的经验，整理出来，作为本旅（分区）普遍使用的军事教育的内容与实施军事教育的方针和方法，并在本旅范围内贯彻下去。然后定期或随时检查其结果，总结经验教训，依此来改进自己对军事教育的指导，并及时报告上级。各战略区则可收集各分区的教材，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取其正确的、普遍的、重要的编成教材，作为各该区域的统一教材，并根据各分区教育实施的经验，集中起来，使它上升为军事教育的原则，作为各该区域军事教育的教令。（有些区域因敌情关系，这一工作只能由分区或旅独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作战与教育联系，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教材适用。
为了使教育与作战密切联系，在若干区域中，当情况许可时，应尽可能做些军事教育设备（这特别是整训部队的需要，军事学校自然更需要）。如战斗教练，应有“战斗演习场”（应有敌碉堡、公路、障碍物及草扎的敌兵等，以便同时演习投弹与刺杀），使战斗演习尽可能与实战近似，以免演习等于儿戏。射击教练应有“射击场”（包括两三种射击场与最少一种战斗射击场〕，宁可平时多打些子弹，免得战斗中打不到敌人。投掷手榴弹应有“投弹场”，场内应设有各种目标。手榴弹应同真的一样大小，一样重量，并且也要有保险盖与拉火绳，以使平时练习时即养成习惯，而免于战斗中出现未拉绳或未揭盖即投出的毛病。此外，最好能构筑“应用体操场”与“机械体操场”，并提倡“机械体操”与“应用体操”，最少应使之在球类运动之上，因为这是与军事动作有直接联系的。
要把部队中军事教育搞好，还有一事是重要的，就是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对军事的学习。有些同志只怕人家说他政治落后，但不怕人家说他军事落后。另有些同志对于战争、生产都很热心与负责，对于部队教育也还可以，但对军事的学习则不大积极，甚至在他每日工作日程里就没有学习军事的时间。可是我们是军队中的干部，又处在残酷的战争中，怎能忽视对军事的学习呢？自己不学好，又怎能教人呢？我想必须彻底执行军委总政对干部教育的决定，切实实行部队中干部学习军事的制度。并依据各部队具体环境，具体规定各种干部学习军事的时间，建立干部学习军事的组织，并确定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的方法（让干部在图上作业，或集体讨论研究等等）。
这里又有个问题值得研究并必须解决的，即可不可读条令（或教令广研究苏联的还是研究日本的，还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任何战斗条令（或教令）的内容都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作战方法，一是指挥技术。各国条令（或教令）都收集了无数前人血的经验，把一般战斗中的规律揭示出来，所以我们是应该学的。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与野战条令，则不仅提出了一般战争规律，而且还揭示了革命战争的规律，又是用科学方法整理的，所以更应该学习。但苏联的革命战争与我国的革命战争不同，所以不能机械地搬用。又因为我军装备与苏联红军相差甚远，所以关于红军技术部分几乎完全不合用。至于作战方法的原则，则基本上是可以应用的。但那些原则，并无几条，例如苏联的侦察与我们在敌后的侦察完全两样，他们用的是侦察机、摩托车、骑兵等等，我们用的是民兵、游击小组、便衣侦察等等，但侦察的基本原则有一个是相同的，就是“周密的不间断的侦察”，在苏联要求如此，在我国敌后也是要求如此。又如协同动作，在苏联主要是海陆空军的协同与飞机、坦克、大炮及步兵的协同，而我们则只是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的协同，步兵火器与刺刀的协同。还有一个原则也是相同的，即要求在一个方向行动的各种武装力量的协同与在各个方向行动的一切武装力量的配合。在学习时就应分别这些共同的与不同的。应用苏联红军的基本原则来研究我们自己作战中所发生的问题，这种联系应结合我们自己的实践。在这种联系中不能丢掉日本，因为我们在同日本军队作战，当我们研究袭击驻止之敌时，不仅应从我们的经验出发，根据条令中进攻的基本原则来研究如何袭击，还必须同时研究敌人如何配置宿营或 防御，这就不得不研究日本的战术条令了。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很高兴，认为郭化若的万言“意见书”很有价值，他给郭化若写信说“你的意见书，我已交红大罗（瑞卿）、周、莫、刘、杨五人阅看，阅后讨论请你参加”。还在信中说“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意思是要他继续留军队工作，不同意他改行。这封信也使郭化若获得了殊荣，毛泽东还写道“请你（指郭化若）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郭化若把这一切，看作是毛泽东对大办抗日学校的重视，对军事教育的重视，当然也是对他的信任，他只能更加关心军事教育事业，更加关心抗日战争前途。
二三、毛泽东发动群众学哲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起抗战重担的擎天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却干扰全面抗战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这些错误的思想，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很大损失，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和解决抗战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了中国的革命经验，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水平，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和讲堂上解放出来，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思想武器。
1。毛泽东说：我折本了
8月初，郭化若离开庆阳步校回到了延安，先去了抗大总校。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热情地接待了他。
那时延安已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每天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人络绎不绝。抗大第三期已经开学，仍不断有知识青年陆续人学。这期学员除了从西路军回来的原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外，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党中央、毛主席对团结教育好知识青年非常重视，因为国民党蒋介石和阎锡山等军阀也打起“抗日”的旗号，在南京、武汉、广州、西安等地办起了名目繁多的学校与训练班，用优厚待遇和封官许愿等办法吸引知只分子，与我党争 夺青年。胡耀邦说：“第二期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取得了一些教育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让学员掌握哲学武器。”
为了帮助学员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正确分析抗日战争形势，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毛主席自5月开始，每星期2、4上午来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次讲4个小时，下午还参加讨论，历时3个月，讲课110多个小时。毛主席讲课善于联系实际，结合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结合全国抗战的形势，具体形象、生动活泼、深人浅出。知识青年学员普遍反映，听了主席讲哲学，眼睛亮了，视野宽了，抗战决心大了，争取胜利的信心足了。参加第二期学习的知识青年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入党，占总数70％。听了耀邦的介绍，郭化若受到很大的鼓舞。但也感到来延安迟了点，没有赶上听毛主席讲哲学课而十分惋惜。耀邦说：“毛主席讲哲学课，我们都做了记录，正在整理，准备请求印发作教材，你会看到的。”
离开了胡耀邦，郭化若便去看望毛主席。当时毛泽东住在延安城内一座石窑洞内。他正在研读《联共（布）党史》。见郭化若来了，热情地招呼他坐下，用犀利的目光打量一番后便说：“化若同志，你瘦多了。怎么搞的？”郭化若说不知什么原因，老一个劲地往下掉肉。主席说：“累的，累的，你们的工作很辛苦。”郭化若见主席办公桌上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拿起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内容多是谈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或教训。这些旁批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毛主席工作那么忙，在读书上这样下功夫，郭化若不由得赞叹起来。主席说：“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再说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郭化若说来延安迟了，没赶上听主席在抗大讲哲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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