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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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既不去白色区域攻打大城市，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决定渡江后，司令部参谋人员还未进房子，就马上着手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江。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指挥机关和部队才在樟树驻了两三天。第三天司令部于黄昏时分批随前委渡过了赣江，经过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在南昌城下壮了军威，扩大了我军影响。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六、二打长沙时毛泽东两次让步

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

在西进路上，18日到达黄茅。侦知湘赣边之文家市有敌一个旅，而且不知我军的到来，于是军团决定消灭它，再向西进。19日毛泽东写信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的大致内容是：红一军团在攻击牛行车站，举行“八一”示威后，散开工作，筹款和宣传群众。因恐久待敌人而敌不来，待敌人兵力集中后向我进攻，陷于不利地位，而此时报载何键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洲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目前何键有10团以上兵力，集中浏阳，向我第三军团前进，右路兵力分布文家市、孙家煅两点，约10团左右，左路在许东门一带。我们昨日到此，决定明日解决文家市、孙家煅之敌，再击敌人左，要求第三军团在平江一面打来，以消灭敌人主力，直下长沙。此次敌深入赤色地区，我们赶至他们面前，他们还不知道，而敌又在屡次失败之后，消灭此敌是可操胜算的。

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突然强袭包围文家市，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打了个大胜仗，全歼了文家市之敌。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敌一部无线电台的，敌人跑了，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毛泽东非常惋惜，并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打下文家市，毛泽东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参谋处长。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4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的“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　“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　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去了，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打长沙，打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在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时立即要求进行阵地攻坚战，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革命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当时长沙城内有敌军31个团，我们的兵力共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敌人兵力超过我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中央命令要打长沙，三军团中的少数领导干部也坚持要打，理由是“中央命令”，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怎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最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部队该如何行动呢？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默默地吸着烟，脸上表情很严肃，他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说：“让步。”为了团结红三军团，毛泽东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0年8月24日在永和市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8月28日方面军总部又发出“向长沙攻击前进”，占领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黄中铺、龙头一带的命令。29日，方面军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火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军即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拥护立三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执不下，郭化若等人都把眼光移向毛泽东，毛泽东在默默吸烟，脸上表情很严肃，突然站起来说：“我看留下红3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4军、红12军展开向长沙进攻，看朱总意见怎么样。”朱德马上表态同意。留一个军作预备队，这是总司令、总政委有权决定的，总前委也无法反对。于是大家无话。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动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3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4军、红12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制歼灭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动的敌军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査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出发，后来郭化若对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还会给敌人更大的打击。”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在打长沙问题上作的第二次让步。”

○七、毛泽东说：这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1930年9月10日黄昏，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向长沙发起总攻，一军团从许家冲向敌乌梅岭一带阵地攻击，三军团从栗圹向二里牌敌阵地攻击。总部设在五马峰山上。夜幕降临后，在这里只能听见前线的枪炮声，看不见部队运动情况，但朱德还不吋端起望远镜观察搜索。朱云卿、郭化若守在电话机旁，作战命令上规定军用电话与总部联系，师团以下用传令兵送信，攻击阵地有希望时举火为号。晚8时战斗打响，一个多小时过去，各路都未来电话，更无举火的，看样子战斗并不顺利。毛泽东一声不响地在吸烟，他太累了。前委差不多天天晚上要开会，而且对争论的问题意见总是难以统一。部队自8月29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半月来无大战果。由于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顽抗，我军攻击难以奏效。而且在9月2日晚组织的第一次总攻中，部队遭受很大损失，红一军团第1纵队队长柯东武、第3纵队政委刘作述阵亡。可是，一些热衷于打大城市的人，却仍不肯放弃攻长沙，李立三中央又命令打大城市，怎么才能把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呢？他不能不日夜思考。按规律，毛泽东在组织一个战役或战斗前总是几天几夜不顾疲劳，精心运筹，战斗打响后，他就自动去休息，有时甚至安心地睡上一觉。这次总攻他安心不下，眼睛里尽管布满了血丝，仍然坐在指挥部，不停地吸着烟。

天很热，没有风，空气像是凝固了似的。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给人带来的是不安。郭化若拿起话筒，一面记录，一面复述内容。电话是红4军参谋长陈奇涵打来的，说部队组织了几次冲锋，敌人火力太猛，根本接近不了铁丝网，有的连队用火牛在前面开路，火牛也顶不住子弹，毫无作用，现在部队伤亡不小，有两名团长阵亡。朱德听到这里，急了，一跺脚说：“快，叫他们撤下来。”

“问一下三军团的情况，不行就赶快撤。”毛泽东说。

朱云卿给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打了电话，那边情况也很糟。朱德对毛泽东说：“老毛，攻长沙这个仗我们不能再打了，你要下决心。”

“关键是怎么说服那些热衷于打大城市的同志，尤其是干部。”　毛泽东说，“不是说张桂军进湘潭吗？”

“8月31日，总部在白田铺时，见国民党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　郭化若说，“说张桂军到武冈、新宇、衡宝，有退湘潭讯。今天长江局　来信讲张桂军已进到湘潭。”

“我们就做这个文章，提出先打张桂军，再夺长沙。”第二天前委开扩大会，毛泽东说话了。他提出先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而要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就得将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中各个歼灭之。这一提议并没有放弃打长沙，所以要求打长沙的干部接受了。于是，朱德、毛泽东于9月12日签发了撤围长沙，进占株洲、萍乡待机的命令。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先消灭张桂军及何键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拟占萍（乡）、醴（陵）、株（洲）等处待机。”分散到萍、醴、攸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必须在三县大力筹款20万（仅半个月军费），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政权等，也就是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时间在三县筹款。12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于是，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株洲发出分散工作并向吉安进发的命令，命令前面说，“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这是尚方宝剑）“最火速最勇敢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后面则说，“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夺取峡江、新干”，并“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9月17日，总部到达醴陵，毛泽东写信给江西省委并转中央。信的主要内容是：

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

1。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31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

2。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

3。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但文家市一役消灭敌人3个团，猴子石一役消灭敌人2个团以上，缴敌步枪2000枝，机关枪25挺，毙敌团长戴斗恒，伤敌旅长陈渥，俘敌团长二，伤敌团长二，俘敌士兵2000余，敌士兵死伤4000余，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9月3日将敌之出击部队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壕，不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