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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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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余，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9月3日将敌之出击部队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壕，不敢出来一步。到9月10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9月12日始决议向萍醴撤退。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
这次战役是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因此，我军死伤亦不小，单以一军团说，高级干部有柯东武、刘作述两同志阵亡，中级干部死伤数十，下级干部100以上，士兵1600左右，三军团损失亦不小。我军虽有这些损失，但士气还是很旺，到江西去继续作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目前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两个军团每月需款40万以上，必须在萍、醴、攸三县筹款20万左右，能支持半个月。同时，萍、醴、攸数县的地方工作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颇为要紧（这三县均是白色，群众失败情绪颇重），故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在三县筹款，并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建立苏维埃，建立赤卫队。12天后第一军团由安福进攻吉安，第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夺取吉安、樟树前后，要解决新兵补充问题。要调20军、22军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挦路。
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到了江西。而这正是毛泽东在打文家市时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引导三军团沿株萍路回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郭化若目睹了这一事实的全过程，非常佩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对毛泽东说：“毛委员，都说您有办法。”毛泽东苦笑着说：“不是有办法，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事情总是复杂曲折的。总部9月29日下午在宜春发出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后，当晚就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同志的来信，大意说，长江局查明张桂军并未来到湘潭，一方面军仍应回去打长沙。本来总部在发出向吉安前进的命令中就指定红3军派部队去迎接并护送周以粟到总部来。当晚他就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粟一到宜春，毛泽东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亲切通宵交谈，把他说服了。这位本来是坚决拥护立三冒险主义的长江局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马列主义的领导，后来就是他在青塘会议上说的“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在宜春开了一个会，就是有名的袁州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说服周以粟，并在周以粟的支持下召开的，主要是决定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我长期围困的吉安。这是在战略转变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把热衷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循循善诱”地引导到江西来，这对尔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吉安是座孤城，曾被我江西地方武装长期围困，守敌是邓英部3个团（不足），士气低落，军无斗志，真可谓是惊弓之鸟、瓮中之鳖。吉安又是江西省一个较大的城市，周围都是红区，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被极少数的靖卫团占领。打下吉安，可以使广大红区连成一片，更好地发展土地革命，扩大革命根据地，更进一步“经营江西”。打吉安，江西干部是拥护的，比较容易说服干部和群众。
10月初，总部离开宜春城由西向东沿大路前进，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时，从北面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江西省委（当时叫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毛泽东又问他：中央有什么指示？他说：“中央还是要我们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接着又用手指着前面正在走着的部队说，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面对这实际情况，只说了一句话：“那也只好这样。”毛泽东就在路边坐下，向李文林说明打长沙的经过和回师打吉安的意义和作用，又问了中央还有什么决定和指示没有。
红军开向吉安，在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时，有人就急着要打。10月3日午夜，即阴历八月十三日凌晨，攻城部队攻入吉安城内，邓英部敌军全部坐船由赣江北航，向南昌逃跑了。原定担任用火力封锁江面的部队，没有遵照总部的命令部署，沿江没有布置炮兵和机枪，竟让3个团的反动军队在我们手中溜掉了。
打开吉安后，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都逃了，我们一一加以占领，周围红区连成一片。各地赤卫军、赤卫队纷纷赶来，红20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和红22军（军长陈毅），也奉命调到吉安附近，于是吉安周围数十里到处都是红旗飘扬，好不热闹。大批红区武装和群众拥进城来，抓逃到吉安的土豪劣绅。在城外开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庆祝大会，群众踊跃报名参军。打下吉安后参谋处作了个粗略统计，这时一、三军团，20军、22军和总直属部队合计已超过5万人。
○八、毛泽东说：郭化若知道我在想什么
打长沙以后，毛泽东对攻打长沙不克做了分析，认为原因有三，其中之一就是“敌之工事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而“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因而毛泽东感到没有足够的炮兵和工兵，要攻打防御坚固的城市是极困难的，他开始考虑怎样发展红军的炮兵和工兵。
9月24日，我一方面军总部到了安源，毛泽东要郭化若带机关的一些同志深入矿工中做工作，抓紧筹款和扩大队伍。安源是刘少奇同志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工人的觉悟很高，对红军的行动很支持，报名参军的很多，有的工人对郭化若说：“我们会爆破，可以搞到很多油条炸药。”
郭化若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参加过北伐战争，自然懂得爆破在作战中的重要性，于是想到了组建工兵问题。晚上，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眼睛一亮说：“对。化若同志算是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一直在想，打长沙要是有爆破组开路，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应当组织一些矿工人伍，组建一个工兵队。”
朱德接着说：“要得。要建立一个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能炸碉堡、能挖防空洞的工兵队。”
毛泽东便要郭化若抓紧落实。
次日，郭化若同安源煤矿工会取得联系，在扩红参军队伍中，把会爆破技术的工人挑出来，准备成立工兵队。到了中午时分，挑出来140来人，这些工人衣衫褴褛，年龄大的30多岁，小的10多岁，思想基础都不错，都是苦大仇深自愿参军的。郭化若把大家领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讲了一下参加红军的意义和建立工兵队的重要性，话很简短，只几分钟。然后请大家自愿组成班、排，每班10人，三班一排，并推荐出班、排、队长来。大家东一堆、西一堆地议论了一阵，便向郭化若报告了选出的班、排、队长的名单。郭化若说，大家注意，现在集合。矿工们都在原地不知怎么动作。郭化若便连讲带纠正地告诉大家怎样集合及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等基本动作要领。集合后宣布了干部名单，郭化若回忆说，班长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宣布一个代理队长叫李桂生，是矿上的锅炉工，个子很高，外号李长子。他还反问了一句：“大家同意吗？”全体齐声回答：“同意。”于是，郭化若带工兵队的同志在警卫连食堂吃了饭，令各自回家，次日上午到操场集合，只领李桂生去见了朱德。朱德对郭化若说：“工兵队就编在直属队，暂时由你管。”
26日上午，工兵队一面搞训练，学点集合行军的基本动作，一面购置炊事用具，中午就单独起火了。训练时，班以上干部先练一个小时，再分开训练，这批工人接受能力较快，训练热情也挺高。下午便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并且搞到了100担炸药，总部领导很满意。
27日晨，工兵队就随总部出发了，10月3日攻打吉安城时，工兵队在架设云梯、爆炸敌碉堡时起了重要作用。
10月7日总部下达了工兵队的正式编制，仍编在军团直属队。当天在吉安后河草坪召开了成立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到会讲了话。正式任命了队长和党代表。红军队伍中正式有了工兵，这个工兵队据说就是现在工程兵第2团第1连的前身。
○九、毛泽东善于把握战争全局，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
郭化若认为，毛泽东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 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1930年10月底，国民党反动报纸上大喊大叫，蒋介石兴兵10万，分8路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声称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从此，红军战争进入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运动战阶段。
当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当前战场上看都是敌强我弱。敌军情况是：蒋、冯、阎军阀中原混战刚结束，蒋介石下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陆续拼凑了杂牌军约10万人，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我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处于外线作战地位，实行战略进攻，其指导方针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也叫 “并进长追”。
我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是在同立三冒险主义进行激烈曲折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在毛泽东亲自设计、组织和指挥下进行的第一次运动战的战役。当时我军的兵力，一、三两个军团加总部直属队只有3万3千余人，把由红22军缩编成的第64师（师长粟裕、政委高自立）计算在内，共约4万人左右，其中红12军第35师负有佯攻诱敌任务，还经常分开行动。部队武器装备极差，有的还使用大刀梭镖。我军同进“剿”的敌人比，兵力、兵器都处于劣势。反“围剿”的仗怎么打，真正能够拿出主意来的是毛泽东。他提出“诱敌深入”， 歼敌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只有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军民才心服口服：毛泽东高人一筹，善于掌握战争全局，科学地确定战略方针，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6月间的汀州会议就预见到了新军阀将会大规模向红军进攻，并在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到了10月份，打下吉安后，少数受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的指战员仍吵着要最火速去打南昌、九江，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对敌人的进攻麻木不仁。10月17日，总前委抵达峡江，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计、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定。在行动问题上，对是否打九江、南昌争论很激烈，毛泽东提出了策略性和灵活性的方案，决定“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的夺取南昌、九江”，“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部队向袁水流域推进。
19日晚，毛泽东给湘东特委写了一封信，对时局做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之下，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派都觉得需要来一改良主义的政纲，但这改良主义的政权的领导问题，决不是用和平的方法能够解决，最近的将来军阀混战，必有一场残酷的爆发。但是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定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悲观。
10月20日，一方面军总部由峡江出发，21日到达清江县太平土于，察知国民党军队有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迹象，总前委即果断决定总部后撤30里，10月23日移至新余县罗坊。毛泽东到罗坊后，根据收集到的国民党报纸和情报分析，得知蒋、冯、阎混战暂告结束，敌军开始对我军进攻，其先头部队已到了清江，与红军仅一江之隔，情况非常严重。
10月25日，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新余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如何迎击敌军前来“围剿”之战略问题。
罗坊会议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朱云卿、古柏、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20余人。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粟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于10月26日讨论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和夺取吉安的经验教训，对李 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了批评。会议紧接着讨论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也就是在哪里打敌人的问题，是前进打，是就地打，还是后退打？也就是在白区打，还是在红区打的问题。有人主张前进到白区打（包括前进到南昌、九江），反对在红区打，反对战略退却。他们不了解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根据地大发展之后，又面临敌人首次大“围剿”，应力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巩固，以应付长期战争的需要。他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充分利用根据地的优越条件，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费了许多唇舌反复说明了退一步以取得主动权的道理。他要求干部不忘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 的形势，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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