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哥们儿-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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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给太皇太后的密奏里，苏东坡这样写道：“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

还有就是苏东坡的“防患胜于救灾”理论：苏东坡认为经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用于随时平抑米价，这是预防性救灾，当事半功倍。

这道理其实易懂，灾年米价骤涨固然正常，但关键还有人祸，米商们可都是把灾年当作发财机遇的，商品越是紧张便越是囤积居奇，以待更涨，饿死人不关商人的事，没有刽子手的心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商人的本质就是利润，目的明确：以最小的代价掏光你的钱袋，诚信是手段，赚钱是目的，货真是无奈，价实是宣传，施舍是做戏，从政是还原。无商不奸，千古不变！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一个以商业大款主导的地球是个可怜的地球！那时，灵魂也会成为商品的。

政府就不同了，向民求利的政府绝对是最卑鄙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及格线。苏东坡请求朝廷做赔本生意：他请朝廷在当地或是外地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抑粮价，即使每斗赔上几十文，甚至上百文，比起事后救灾赈济来，还是划算的多，到那时几百万贯被迫拿出来，还是免不了先死一部分人的。

苏东坡用这种办法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并认为：把粮食向饥民施舍，永远是被动应付，浪费无用不说，关键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祸。根本办法则是预防，预防有两策：一为保收增产；一为有备无患。

为使太皇太后明白这个道理，苏东坡列举了以往的例子：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一场大饥荒临到了没有事先做防备的大宋，竟使朝廷拨出了一百二十五万担米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结果还是有五十多万人饿死。死人不说，朝廷救济、免税等措施一共损失达三百二十万贯。

太皇太后照准了苏东坡的请求，有次甚至下令拨出一百万贯用于购存“备荒粮”，不过这还是令苏东坡内心苦涩：杭州本为产米地区呀，常年每年还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现在竟沦为“吃粮靠政府”的地区了？

苏东坡发现，杭州财政上还是很殷实的，关键在于灾年有钱无处买米，如蒙允许积存一部分米，改缴同等价值的绸缎银两，当可杜绝灾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

他向太皇太后举例：前朝逢灾，因为有钱无米，曾导致五十万人饿死。“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太皇太后对苏东坡真是没说得，苏东坡所请几乎一概照准，不过政府积粮平米价的具体实施苏东坡却没能亲眼见到成果，因为那时苏东坡已经遵命半道卸任回京了。

除了救灾防灾的奏章外，太皇太后甚至还照准了苏东坡请求朝廷拨款修缮官衙、军营及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的费用。

这还不算，在苏东坡提出由朝廷拨款一万七千贯给杭州西湖清淤时，太皇太后也是照所请拨付了款项。这使得苏东坡后来遭到弹劾攻击，被指责是在用国家有限的资金来填平自己无限的游乐欲望，是在搞货真价实的“形象工程”！

实际上苏东坡治理西湖与这两项都无关，苏东坡是在解决杭州最紧迫的问题：五十万居民饮用水的大问题。

七十八、碧水已关民生时

杭州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繁荣都市就与供水密不可分。

唐朝之前，杭州不过是一个钱塘江在杭州湾入海口的一个小镇，由于近海，地下水苦咸不能饮用。是唐刺史李泌把西湖打开，引西湖水成井六口，供给城中的居民，才逐渐聚民成城。

白居易主政杭州时，又浚通西湖水入漕河，引河水入田，使杭州周边千顷良田得到灌溉，杭州人民才得以脱贫殷富；整个大唐时期，政府对漕河每年坚持浚通，对西湖每年清淤除草，杭州始得步步繁华，从而发展成为中国江浙一带最大的都市。

而到了宋朝，政府再没有心情光顾这些大后方的琐事了，西湖及运河逐年积淤近废；历史按照沧海桑田的自然规律，慢步走到苏东坡主政杭州时，杭州西湖己经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遮盖了湖面的一半以上，大面积的湖区已经被积淤为农田。

尤其是由于西湖的乏水，杭州居民赖以饮用的六井业已报废，只能取水于江潮，江潮由于防海堤的失修，被海潮倒灌掺入苦涩的海水，杭州人其时已经苦不堪言，最基础的生命保障――淡水出现了危机，杭州的丧钟已经快要敲响了！

杭州太守苏东坡敏感的意识到了杭州的危机，也看到了危机的根源：西湖！没有了西湖，杭州也就没有了生命，很快将沦为一座死城！

救灾防灾之暇，苏东坡紧急上奏太皇太后及三省各部：“……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闭，西湖将不复存在！杭州居民也将永远失去淡水的来源。”

杭州四周的农田也将因为失去灌溉水源而荒芜，这曾经是朝廷米仓的地区之将来，前景不堪设想！

治理西湖已经成为时不待我的急切大事，其实从工程方面看，只不过是件简单的事情，不就是清除水草淤泥吗？但就是这种简单的工程，以前的主政者却谁也没想到过去做，不就是三年任期吗？何必自找这些麻烦？

苏东坡请求朝廷批款治湖救杭州的奏章寄到了京城，理由是充分的，但是人们不解的注意到：治湖的首要理由竟然是为了抢救西湖中的鱼类？

其余的理由都与西湖的供水有关：如居民饮水、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等，最后一条竟然是改善水质以便造酒！

这就是苏东坡的聪明之处了：首条的救鱼理由其实还很关键，这大概是专为感动信奉佛教的太皇太后而提出的；最后一项肯定是为了打动朝廷中的主政者了，造酒关乎国家税收，朝廷不会对此不感兴趣。

苏东坡提出的工程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两万五千方丈，全部工程预，需要三万四千贯，钱所费并不算多，苏东坡还主动承诺由杭州自筹一半，请太后再拨给他一万七千贯就能开工。

这又是苏东坡的智慧超人的展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让朝廷批复准予立项开工，而不是那区区的一万七千贯铜钱。

以杭州当时的市政财力，还不至于为了几万贯发愁，苏东坡要的是批准就行，这是项敏感工程，极容易被判断为倾情游乐事业而被束之高阁。――事实还就是被苏东坡预感对了，后来政敌攻击苏东坡的理由中也没忘了杭州西湖，苏东坡被指责为：“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

此项计划终于得到了太皇太后支持、朝廷批准，朝廷有限的资金到位了，治理工程得以动工，杭州西湖危机中遇到了良医，生命得到了延续，美丽得以重放霓彩。

最重要的是保住了杭州城，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人民。这才是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其实在苏东坡着意治理西湖之前，苏东坡首先解决了给西湖供水的水源问题，这个工程说是对西湖治理的预备工程也无不可，但它的重要性却在于缓解杭州人民的燃眉之急：吃水。

杭州西湖的水源主要来自山泉，城中有六个水库，分散在各处汇集了山泉，再由专用管道引入到西湖，但是，这些竹制的淡水干线管道易损，苏东坡在做杭州通判时，就曾协助修理过这些输水管，但现在这些老化的水管几近报废了，西湖水少，杭州居民只得饮用掺了海水的运河水。

现在西湖有限的淡水已经成为了热门商品，对居民供水是要收费的，一文钱一桶，爱喝不喝。

苏东坡想出了一个好点子来解决这个问题：用粘强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竹管，上下再用石板保护，六个水库连成一体，互补余缺，再用这种新发明的管道引入西湖，沿途预留出水口，从而一举解决居民的饮水问题。

虽然这样施工需款甚多，但却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杭州人吃水的大事，值得。

不光这些，苏东坡还动用了朝廷赋予自己的军权，出动驻军开挖了两个新水库，这两个新水库地处西湖南岸军营，从而一举两得解决了部队的用水问题。――但是此举也给苏东坡留下了“虐使捍江厢卒”的口实。

还是值得的，身为当地军政两栖首长的苏东坡，派一千士兵参加此顶工程，据载，那些水库、管道完工之后，杭州城中家家都得到了西湖的淡水供应――免费的。

一方官员，最可贵的就是关注民生，做点实事，只要你能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老百姓自然也就会以他们的热情来回报“父母官”。

说到“父母官”这个形容当地最高领导的褒义词，想到了曾有位现代官员坚决反对这种比喻：以人民的父母自居，还能是“公仆”所为？这对国家干部是种羞辱，坚决取缔这种说法！

其实这位官员错了！中国自古就有儿子是“讨债鬼”的说法，做父母的几乎就等于前世欠下了儿女的。

君不见，何曾见父母亏待过儿女？人民的儿子反而多是“啃老族”，父母永远真心对孩子，儿女却难得回报于父母万一！假如官员能以父母的责任心来对待他治下的人民，那不比逍遥的以“公仆”自居强得多？最怕的就是形象上摆“公仆”的威风，实际上却是“床前三年无孝子”，这就连做儿子也不配了。

苏东坡是以父母的责任心来对待杭州人民的，是以母亲梳妆打扮女儿的心态来对待西子湖的，对杭州西湖的精心妆点开始了，这也许是苏东坡在回报西湖曾经带给他的快乐。

七十九、欲把西湖比西子

谁说诗人不能从政？诗人只要有颗爱民的热心肠，一样能给政治添彩！诗人从政的危害在于常把吟诗的功夫用于自我狂妄、迫害同僚、异想天开，那就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大害。

诗人苏东坡现在全身心的投入了对杭州的治理，把天生诗意用在了环境改善、民居民生。据他的学生秦少游笔记：自与苏东坡同到杭州任上，近两年期间没看见苏东坡打开过书本！苏东坡知道孰轻孰重，百姓疾苦重于泰山。

就是在苏东坡全力救灾、修湖的同时，苏东坡也没疏忽了杭州百姓其它的急需。

据《清波别志》载：中国官办上规模的平民医院就是苏东坡首开先河，在以前那是唯有皇家才能有太医院或者专制御医的。

宋代的苏东坡就开始关注了城市的公共卫生、清洁供水系统，为了解决五十万杭州人的医疗难题，他从市财政拨出两千缗，自己又捐出五十两私人黄金，在杭州城建立了一家公立医院，取名“安乐坊”，仅东坡任期内就收治了一千个病人，就是苏东坡调离杭州后，这“安乐坊”也并未歇业，还是照常为人治病。

苏太守现在还顾不上倾心诗文，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他做，他稳定了米价，恢复了供水系统，疏浚了运河盐道，紧接着便开始了治理西湖的清淤除草工程，并且在工程进行的同时，还彻底修缮了太守官署、军人营房，以及重要的军火库房、损坏的城门、城墙等官舍。

是年杭州大疫，苏东坡便及时采取了在密州为官时用过的防疫办法，把好些已经验证有效的药方，用大字抄写贴在广场及人口聚集处，即使这样，苏东坡对这种无组织的防疫还是颇不满意的，所以才不厌其烦的上奏朝廷，建设了能集中救治病人的“安乐坊”，据载，后来被改名为“安济坊”。

现在开始给重病的西湖实施治疗了，苏东坡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余，放弃了必要的休息，和数千工伕、船夫一起忙碌在西子湖畔、西湖湖底，据宋人笔记载，有时在堤上没有等来所送饭食，苏东坡便取过筑堤民工的大碗，将民工的饭食“陈仓老米”满满盛上一碗，狼吞虎咽的一饱了之。就这样没日没夜的费时四个月，工程终于竣工。

西湖清理出来的水草和淤泥堆积如山，苏东坡经过慎重勘察，决定以此为主要填充材料修筑跨湖的一道南北长堤，这给游人的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之前，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顺着婉蜒的湖边走十余里之遥。

一条穿湖而过的直堤，大为缩短了往返的距离；除去可以供人步行越湖外，这道长堤还增加了湖面视觉上的层次感，使西湖从此具有了立体的魅力，成为杭州西湖又一道靓丽妩媚的风景线。

此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长堤卧波，全长近六里，堤宽平均36米。沿堤栽植杨柳、碧桃等观赏树木以及大批花草，还建有九个凉亭、六座单孔石拱桥，桥名自南而北依次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西湖的清淤除草及长堤竣工后，还要面临一个长期保养问题：沿岸的湖边浅水极易生长水草，而这些水草经逐年向湖心蔓延后，还是要存积淤泥，抬高湖底，怎样杜绝或控制这些水草生长呢？

苏东坡出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措施：招募以种菱角为业的湖民，把沿岸部分开辟出来让他们在岸边种菱角，为了菱角的生长，湖民当然要自觉的清除浅水的杂草。

至于种菱角的湖民所缴纳的税金，苏东坡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如此巧妙政策的实施大见成效：明显抑制了西湖杂草的生长；又为湖民准备了长期生计；为西湖的保养维护资金预留的可靠的专项来源。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湖心的最深处，苏东坡还为下次清淤准备了基准标志，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三潭印月”。

在湖水深处建成的三座瓶形石塔，名为三潭。从苏堤到这里的水域不得种植菱芡，以防湖泥淤积。三塔高约2米，分布呈每边62米的等边三角形，说明一下：现存的三塔是明天启年间重建的。

民间传说：三潭印月是一只大香炉的三只脚，而这只大香炉则倒扣着一条黑鱼精，香炉的三只脚伸出水面就成了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是宋后人们湖上赏月的极佳去处：每逢中秋佳节，皓月当空，人们在中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