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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哥们儿-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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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墨庄漫录》载：这扬州“万花会”源于蔡京知任扬州时，对，就是那个后来在《水浒》小说中与梁山好汉作对的蔡京，当时西京洛阳以牡丹闻名于天下，洛阳太守举办了“万花会”，大设酒宴，用牡丹鲜花作为屏帐，树、墙、门、梁，都用竹筒储上水，插上牡丹花，所有能见到的地方，无不是鲜花的海洋。这令时任扬州太守的蔡京极为倾慕。
可是，扬州不产牡丹，这怎么办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扬州不产牡丹产芍药，于是这以芍药为主题的“万花会”就在扬州办起来了，您甭说，还真能越办越红火，“其后岁岁循习，人颇病之！”――政府行为，法力无边，扬州“万花会”也是名盛一时，火爆到今天！
其实九百年后蔡京之辈更多，别说牡丹会办穷――或者办富了洛阳、菏泽两市，就是玫瑰、芍药、荷花、……多了去了，就连洋花“君子兰”不也成“会”成精了么？
可是苏东坡不管后人的感觉，老百姓未得温饱，官员们却是热衷于花会胜景，什么重要？苏东坡一纸严令：坚决取缔！――“公判罢之，人皆鼓舞！”
此事苏东坡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作了说明：“花会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孽也！”
其实跟今天的某些凭空造出了这节那会来，宋代的蔡京却是小巫见大巫了，老孙没少参与过什么冬枣啦、苹果啦，甚至玻璃、鬼狐之类的盛会，那动静绝对能震蒙蔡京，气晕苏东坡，哪场晚会还能少于百万？一个明星扯上几嗓子就能掠走十几万元――还是税后的，就是一个二流说相声的也能到手两万，外带来回机票、另外混个肚子圆。
还是苏东坡上面的话，别弄这些劳民伤财的虚景了――“虽煞风景，免造孽也！”
灭了“万花会”，苏东坡紧急向朝廷奏报：免除一切老百姓所欠国家的债务！
宽免官债一事，苏东坡六年之前就向朝廷呼吁过，朝廷一直“研究”没有批复，现在苏东坡不得不重提旧议。
在苏东坡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管别省市如何，苏东坡把圣旨照自己的理解解释，宽免了圣旨所列的一切禁令与国债案件，一时难以查明的疑案，则拖延一年再办，等待朝廷批复决定。
苏东坡深信人民对政府的信用若不能恢复，百业也谈不上复原，人祸啥时都重于天灾！巨债高利就是百姓的枷锁，失去了希望的人民就会变成政府的掘墓人！万恶必由此而生。
苏东坡又上了一道长达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政府呆账的办法。尤其是由于青苗贷款法导致的陈年积欠，绝高的利息使多数人旧债还不上而又欠了新债。苏东坡建议应免除的债务达十种之多。
苏东坡的坚持得到了有限胜利：朝廷终于先后下令宽免百姓的部分积欠。
苏东坡没有就此罢手，还是继续向朝廷上奏：“臣顷知杭州，又知颖州，今知扬州。果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建。死亡半年，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率皆然矣。
臣自颖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黄如云。臣每屏去吏卒，杀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日，犹以生。若丰年举债积欠，青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
……孔子日：“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苏东坡知道关键处，高层的“研究”大法一旦祭出，神仙也没招！但有一人能解套，这就是太皇太后。
苏东坡充分使用了自己与太皇太后的关系，“走后门”递交了一道给太皇太后的密奏：“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浮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田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予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饱之乐。”
正途办不成的事，一般“后门”偏走得通，元佑七年（1092年）七月，苏东坡如愿以偿了！苏东坡表章中所提请的各种官债，朝廷终于下令全部宽免。
苏东坡的这些举措，令即使是他的仇敌也无话可说。
据《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载：苏东坡接任扬州之后，整顿吏治之时，曾将一个名叫曾盿的州学教授解职回家，那曾盿丢了饭碗，回家路过真州时去拜望了被贬谪在真州的吕惠卿，这可是当年迫害苏东坡的主帅，其后苏东坡又借撰旨将他骂得几乎体无完肤、天下皆知！可以说吕惠卿应该将苏东坡恨到了骨头。
吕惠卿问曾盿：“这苏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曾盿虽怨苏东坡砸了自己的衣食饭碗，却也只得回答：“聪明人也！”
吕惠卿大怒：“是像尧那样聪明？还是像舜那样聪明？难道是大禹的聪明吗？”
曾盿叹气：“虽然不是这三位圣贤的聪明，但是亦聪明也。”
吕惠卿没词了，继续下问：“苏轼所学何人 ？＇…＇”
曾盿回答的爽快：“孟子！”
吕惠卿这下更加愤怒了，站起身来几乎要动老拳！
“为什么回答这么不伦不类？”
曾盿给自己辩解：“孟子学说：以民为重，社稷次之。因此才知道苏轼所学孟子呀。”
吕惠卿听罢默然无语，颓然而坐。
以民为重，社稷次之！
能让两位仇敌背地里如此对话，好个苏东坡！
八十四、执法违法两难之
苏东坡执政扬州，首先遇到的就是国家所立之法与实际执法问题。这里说的“法”与中国儒家与法家的“法”字无关，中国的儒、法之争貌似由来已久，其实都是后人扯皮，皇帝陛下的统治，说白了就是要你们都听话，哪来的实质上的儒家或法家？
儒家也未必就是“国虽百里可王也”搞分裂，法家也不是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般搞统一，中国的统治法门，历来就是儒、法的杂交混血儿，分不出哪些骨血是谁的。
你别看历代先人们狗撕猫咬的争个不亦乐乎，其实都是在权力面前弄骚献媚的争宠，至于权力扯哪块皮做幌子？或者把哪些政客塞在身下痛快一番？只不过是主人对待“京叭”或“黑背”的关系，拍拍谁的脑袋谁的尾巴摇晃的厉害些而已。
咱们这里所说的法，其实比儒家与法家出世的都早，是从人类还没褪尽那身猴毛时就有了的，简单说就是：规矩。
直到今天我们引自为自豪的那句话：“我们现在是个法制国家！”，实际上也是得意自己有了规矩，法，就是规矩，是人给同类们制定的规矩。
把规矩分类撕条的调理成了书面顺序，就是所谓法律，往大处说叫宪法，古时叫律条；往小处说叫纪律，古时甚至小到家法，其实都是一码事，都是些大大小小的规矩。
规矩一升格为法，那就必须个个遵守了，犯了法就是犯罪，对，官大了不在此例，例如皇帝。
不过，古时皇帝自己制定的规矩，大多时候自己也是必须遵守的，否则大家都跟他学怎么办？规矩一乱，国家必乱，带头破坏规矩的皇帝也肯定会被后人们指责为“昏君”，所以皇帝违法也须谨慎。
至于历代流行的“权大于法”？那“权”其实就是法的一部分，不足为怪，只不过是写上本本或不好意思写明而已，更是正常现象。
立法就是制定规矩；守法就是遵守规矩；执法就是强制性监督规矩的执行；宋代也是如此，代代都是如此。
天下太大，不可能一部规矩包罗万象，所以才有了一些解释细则，才有了地方法规之类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人们更规矩的守规矩，这叫不可或缺的对法律的补充，是为了上下都好，也是不遵守不行的。
需要定的规矩实在太多、太繁杂了，所以制定规矩就难了去了，至今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不需要修改的规矩或者法律，更何况世界永远在变化中，规矩也要与时俱进不是？
制定的规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阻力，那就必然是损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假如损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比规矩还牛气的牛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这条规矩就实质上作废了，大家会心照不宣的来报废它，俗称：潜规则。
潜规则的威力一般都比正式规矩大，也好使的多，大宋时就有这么条大家都默认的潜规则：漕运粮船的走私行为。
宋史载：“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
这就是条经官方主管部门默认的潜规则，虽然是违法行为，但与船夫们有利，执法部门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能使粮船的主要运输任务得以顺利完成，这就是条上下皆大欢喜的潜规则。立法者选择了一帮这样的执法者，既算有眼，也算幸运。
据宋人札记《师友谈记》载：北宋政府为了保证运河粮船的迅速抵京，制法：运粮船不得滞留片刻，沿途所有税卡不得检查，船夫沿途吃饭可以动用所运粮食，货物运达后可根据记账数目从工钱中扣除。――可没有明说允许白吃或走私带货。
沿途不用缴税？那能多获多大的利润？商人的鼻子比狗都灵敏，哪会放过这机会？于是走私一条龙作业迅速启动，商人当然得大头，船夫们自然也收入不菲，主管部门头头、具体经办下属们的腰包也决不会瘪了，这的确是一条沾边就有利的绝好潜规则。
尤其是能保证运粮船的及时到达，并且所载极少损耗，大家能有额外可观的“灰色收入”，船夫们谁还在乎那点沿途饭粮？
可是，这种事情污染的是船夫的灵魂与思想，那怎能不改革这陋习？新法实施后，这条潜规则行不通了，沿途关卡开始对漕运船只严格检查，查到走私货物自然是没收加罚款，数目重大还要掉脑袋！
别人还无所谓，船夫们就不行了，这部分人是属于“黑领阶层”，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为什么？连舟船上的粮食也不准动用了，船夫们家境日下，能有什么好吃的充饥？
不过不要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大法在大宋也灵光，船夫们是干吗的？近水楼台还先得月呢，何况近粮的船夫？于是，就不止于沿途开吃了，盗卖很快成风，更有甚者，有盗卖恨太少的粮船，干脆被“人工事故”一沉了之，也省得交不了差不是？
官方也不是不破案，每年被制裁的船夫也不少，甚至连招募接班的也不容易了，可是每年的损耗还是倍增，一年竟达五十万斛（古容器，十斗，后为五斗），这情形都被扬州太守苏东坡了解的一清二楚，怎样执法？苏东坡面临考验。
恢复旧法？那就几乎等同公开支持走私偷税，朝廷能批复？就算能允许所请，可是以后自己岂不也要从此对违法闭上一只眼？
继续不干己事，听任漕运粮就这样损失下去？不损失船工们怎么活下去？这是个两难的选择题。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东坡掂量再三，终于两害之间选其轻了，立即上奏朝廷，言明利弊，建议恢复漕运旧制，结果朝廷迅速批复，从其所请。――皆大欢喜的日子又开始了。
可见苏东坡对法律的理解与执行都是相当灵活的，工作就一个标准：利民利国就行，哪怕是明暗违法，该装糊涂的时候也不妨糊涂一回。
就是在酒宴之上，此时的苏东坡也是表现的清醒与糊涂难以分辨，经常拿着酒杯而坐睡，朋友们没有人能分清这时的苏东坡是醒是睡，唯有苏东坡自己心里明白。
苏东坡自己在这期间所坐的饮酒诗序言中这样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我中了然，盖莫能其名为罪其为醒也。”
苏东坡饮酒名句：“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
如果苏东坡在政治斗争中也采取如此方略，那将会是何种局面？不好说，兴许能当上宰相，但是，那就是另一个苏东坡了。
看来苏东坡是准备安心做个合格的地方官吏了，执政一方，做好自己的份内的事情，心安也身安，当然要比在京师勾心斗角舒服安逸。可是事与愿违通常就是为苏东坡这类人才准备的，苏东坡的扬州太守当了不足半年，朝廷调苏东坡回京的命令又颁到了扬州。
这次给苏东坡委派的活路挺出人意外：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薄使并兼侍读。――一个文官武职兼京师风纪监察外带皇帝的老师。
八十五、兵部未必掌兵事
文人掌兵，是宋代的一大奇观，大宋皇帝最怕的就是武人得势，一旦效法太祖来个“黄袍加身”怎么办？所以，军事高层都是由文人兼职，苏东坡这次兼任的兵部尚书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实苏东坡虽是个了不起的文人，但内心却一直倾心武事，尤其对国家边防，极为关注，很多诗作中都流露出对能率军出征抵御外族入侵的向往，这点咱们后文专篇细讲。
因为现在不能，现在苏东坡所兼的兵部尚书上不了前线，甚至连运筹于帏幄也做不到，原因简单：大宋的兵部其实是个摆设，充其量算是个转达上级指示的衙门，上级是哪家？是中书省，北宋兵部不过是中书省属下的一个衙门，而且不管什么国家兵事，只管些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真正掌握国家军权的是枢密院！
大宋的枢密院与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及御史台，共同组成知院――也就等于内阁，一切被皇帝控制下的权力就从这里对下实施。而枢密院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最高领导机关，就连宰相也不得插手。
但苏东坡这个兵部尚书不同，主衔是翰林院直学士，有着与“知制浩”同样的替皇帝或摄政的太皇太后起草诏书的资格，也可以说是皇家顾问班子中的一员，这权力就不好说了。
别看那个“侍读”名称不大好听，其实并不是服侍皇帝读书，也不是伴读，而是实践中的皇帝老师，只不过没给挂上“太傅”荣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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