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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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我们在这里缴获了无线电、有线电通讯设备，还有大量粮食，军需品、武器弹药等。

带领我们打这一仗的是副连长耿德谦，他很有经验，我那时代理排长，除了冲冲杀杀，基本上不懂指挥。

　

父母丢下我，要我自变蛟龙

………孟兴祥（连长）

采访结束后，我到处宣扬，孟兴祥的事迹如当时报导出去，他和他的部队一定名扬天下！当时各级介绍的采访对象名单上，却都没有他。在为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想发言，头一句话有三个“反正”，反正我们在最前面、反正我们的战果很大，反正……我觉得他的样子可爱。但可能文化低些，不善言谈，也就没细心倾听。后来，主人安排我到他的宿舍午休，发现他那里贴满了字画，有很难认的篆书。我问谁写的，他笑了笑。我又问谁教你的？他敛住笑，咬住嘴唇，开始了他以下的谈话。

我父母亲爱写会画，都在楚雄教中学，都是模范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记事，家里一会来一群人，带红袖套，见了父母就罚跪、就打、就捆绑、挂黑牌子，开始我哭，人家说，父母是坏人，我也就不再怨打的人，只怨父母为啥不当好人。

父母两膝跪烂，全身是伤，伤口生蛆了，爬满床；造反派还是来打，用鞋子打他的伤口，在他背上安钉子，母亲伤轻点，但也只能扶着墙、桌子一步步挪动，去给父亲和我做饭。医疗是谈不上，吃的都是汤汤水水。

没人来，父亲就盯着我，向我招手。我不过去。怕蛆婆子……

1966年2月25日，我5岁半。妈妈给我穿了一套新棉衣，是旧衣改的。对我说：我们管不了你啦，靠你自己长大成人啦，自变蛟龙啦！……父母把我抢过来夺过去，抱住大哭，把新棉衣浇了一层泪水。

他们就在这同一天死了。父亲四十，母亲小两岁。

我有个哥哥，后来就是哥哥带着我，求乡邻亲友接济，和要饭差不多。父母死后，我越懂事越不说话，所以现在还有点“结”刚到部队“结”得更厉害。

1980年，我正读高中，成绩在我们那乡村中学第一，父母的平反通知书下来了。我才知道父母就“坏”在年年当模范，被人嫉恨，说他是黑典型。政府的人说，你们家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退赔的，给你优待一百元钱吧！正招兵，我对哥说，那不如优待我当个解放军呢！就这么我当了兵。

对部队，我什么都满意。没人问过我父母干啥的，我也不说那些事，再看不到异样的眼光，在家，不管父母平没平反，我总觉得人家看我的眼光不同些。部队吃饭管够，小时候我见过筑路工地这么吃，晚上做梦都梦见大锅饭。指导员讲课，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四人帮”，我听起来真舒服，胜过看电影。

反正，我没觉得部队哪点不好，哪点苦。

守老山，从来不知什么叫“苦”的我也觉得苦了，受不了了。

我们排守着一个前沿阵地的突出山包。敌人丢了这阵地后，不服气，天天打炮。原来这里是水桶粗的杂木、碗口粗的竹子，密麻麻的，不久被炸光了，泥巴又翻了几次，满山头都是浮土，一掌能插下多深去，几乎每晚上都有敌人特工来偷袭。

我们在山包上修了工事。但不论白天晚上，大部分从都不呆在工事里，分散在各处监视敌人。顺交通壕走到尽头，再刨开浮土，把自己藏进去，只露出半个头，两只眼。因这山上很少见晴，总是雨雾濛濛，只能看出三五米，不这样你就不能及早发现偷袭的敌人。

每个人都是日夜在泥水里泡着，关节都红肿了，接着是烂裆、长疮、长湿毒。上岗时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上岗后，几个近哨位互相用电线拴住裤脚，随时拉动联系，怕睡过去，也怕昏迷，因为发生过几起躺在哨位坑就不省人事的情况。

很少能吃上热食，主食是压缩饼干，喝的是缸碗盆钵接的雨水，后面供应不上，运送物资的军工每次来都有伤亡。有一次送来一麻袋“热”饭和肉食，大家吃着有点馊，还有股汗味，可一点没剩下。

来过一个新华社记者，也来过我们师参谋长王继堂。他们都说，我们攻守老山的艰苦程度如果不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也是少见的。记者照了一些照片，说是拿回去登报，后来没见登出来。我想也不好登，我们那样子太可怕，一般人不好理解。

5月8日晚，天黑，大雾，没任何声音。半夜一点半，二班副向我报告：排长，前面有人说话、微微的。我去潜听了好一阵，听见了悉悉簌簌的草木摇动的声音。

一会，一颗地雷响了，过后一个多小时，再没有声息。我估计，敌人想麻痹我们，作出踏响地雷就缩回去了的假象，其实已到了我们阵地前埋伏下。

我把无炮、火箭筒全调在这个方向，手榴弹也准备够，绑成三枚一束。

我叫机枪手李光华一人留在主峰假工事内，到时候打一两个点射换一个地方。

到三时许，敌人往我们山头打了曳光弹。我才看清，我们阵地前遍山是人。敌人吼起来，声音很大，分成两路向我们涌浪似地推过来。

李光华先开火。“哒哒哒，哒哒哒……”一会一个地方，敌人上当了，以为我们固守着主峰，只仰起头朝那里看。

一直等到敌人推到我们眼鼻子下面时，我才喊：打！手榴弹打前，火箭筒打后，无炮打敌阵中重火力。

敌人曳光弹这时不敢打了。我们只听见一束手榴弹下去，一片哭喊声。我们42人，随便打也能打到他们，他们却只能盲目射击，因我们不用步、机枪，手榴弹在夜里打出去，他很难立刻分辨出从哪方来的。

这是我当排长后指挥的第一战。我没上过军校，这一仗的打法全是从《上甘岭》电影里学来的。

敌人第一个波次打下去了，又从另一侧攻上来。我们地势熟，很快又转到另一面照样打了他一家伙。

最后一次，快天亮了，敌人分三路来，我听清了他们当官的喊“唰，唰！”大概是“冲”的意思，但士兵只是干吼，不敢往前来。这时我们副连长龙洪春带了援兵来，上级的炮火也开始拦阻射击，把敌人彻底打下去了。

我估计，敌人不少于一个营，在我们阵地前留下十几具尸体，更多的伤亡人员当然是被拖走了，到处可见残肢断臂、武器弹药。我们只能在近处搜索，仅火箭筒就有八具（五具打烂），机枪、冲锋枪一二十支。

我们无一伤亡！

二班李光华在主峰游动射击、迷惑敌人，起了大作用，他是四川大足人，当年新兵，才18岁。火箭筒手赵跃进，人称照妖镜，山西人，也是当年新兵，18岁。他动作快、发射准。他是孤儿，常说，排长，从没人像你对我好。可惜，他后来牺牲了。那晚上他打出的几十发火箭弹就没有虚发过。还有个新兵王占友，河北人，在阵地昏倒过五次，就是不下阵地。

上级给我批了二等功，连里报的一等。连长李新富后来对我说：孟兴祥，早知上级批功打折扣，我该报你个一级英雄，亏了你啦！我说，亏什么，没有邓副主席，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永远是个小“黑帮”，永世也不得翻身。

我们整整在阵地上一百天，后来又打了几仗……反正是，很苦，很苦！不说打，就是平常年月在那里活过一百天也不易的。

我听说，孟兴祥至今没考上军校，每次，都差几分，下步可能转业。回到集团军，我向那里的首长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应该保送他，像他这样的人不当我们的建军骨干叫谁当呢？

　

同志们对我们喊：缴枪不杀……

………杨国跃（排长，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之一，全国战斗英雄。）

在某部营房大院广场上，屹立着一座雕塑，远看，它是一架巍峨雄伟的高山，近看，则是十五个正在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士群像。这珍贵的艺术品是来前线慰问的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留下的。但参加意见和制作的则有这个部队许多熟悉“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的人，因而部队里即使是后来入伍的战士也能在雕像前给你指出十五勇士的姓名，战士中的表现……未了，也许还会不无遗憾地告诉来访者：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杨国跃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师，这个军都形成了一个习惯，老兵退伍、新兵入伍都来这个塑像前留个纪念像，后来则是有组织地来到这儿举行老兵告别军营或新兵入伍宣誓仪式。自然，谁都希望还能见到这十五勇士中除牺牲和因为伤重离队之外唯一留队的杨国跃同志。

我当然也见到了杨国跃。下车伊始就急不可耐找到了他的家。

假若有一位电影或电视作者要拍摄一个威名远扬的战斗英雄的家，他的设计，他的想像哪怕是极其朴实的，大概也会和我所看到的实景相去很远很远。

他住了仅能放下一床一桌的小屋，这并不使我奇怪，因为他爱人是临时来队，他还不具备带爱人随军的条件。我奇怪的是他床上的被褥都是打了补丁的，可以说家徒四壁。仅有的“高档”物件大概就是一个老式半导体收音机，还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他不好意思地说：小儿子淘气，甩坏了！我这才又注意到他的小儿子，一岁零三个月，正有滋有味地啃食一个大馒头。我问：他还喝牛奶吧？他说，喝什么牛奶，牛奶啥味道他也不知……在我的追问下，他告诉我，他23级，正排，每月96元，管三个人生活，还得匀出几个给老人。他问，牛奶多少钱一斤？我说一斤一个月大概十五六块吧。天呵！他惊叹一声。

他并没有发现我的两眼酸涩，开始讲起了他和十五勇士的故事

我1982年入伍，1983年临战训练当班长，我们班一个四川新兵跑了，后来找了回来，连长批评我无能，我就要求不当班长，自愿当了战士，连里怕我也跑了，派人看着我。

头一仗我打好了，立了三等功，九班长牺牲，连里还叫我去当九班长，我只好服从。

防御战我们班守142高地，才五个人，连里又加强了一个重机班，也是五个人，由代理排长李海欣领着。在142守了几十天，后来又从边防团调了4个人来我们班，这就是后来的“15勇士”！

边防团的4个人来了就赶上“7。12”，有的人是死后才从名册上知道姓啥叫啥的。

7月11日晚上级就有通报，叫不要睡觉，等着。快天亮时，敌人真来了。这一战打得好，首先是情报立功。

半夜三点过，雾像小雨，看不出去，但听到下面喘气和草动的声音，估计人很多。我们很害怕。包括排长在内，都没打过大的仗，都说来了就打，死了算，也没个周密方案。

敌人来近了，黑糊糊的大片影子，在半坡趴下了，接着就是一阵炮，把我们阵地炸成一锅烟。炮一停，敌人呼啦冲到我们阵地前，被我们冲锋枪手榴弹撩到了一大片。正打得起劲，后面几十个敌人突进了我们堑壕，排长叫我带4个人，回过头去对付他们。我们一家伙干倒它十几个，其余的退下去了。但另一面又上来了一大群，幸好排长在这一面先安好了定向地雷，一按，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排长刚挺起身子，两发高射机枪击中了他的右胸，血流不止。张庆龙忙跑去给他包扎，他推开小张，抓起冲锋枪朝敌人猛打，边打边喊：小张，别管我，快去消灭敌人！

敌人还是疯狂地扑上来了，李海欣排长忍着剧痛，向另一颗定向地雷压火点爬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留下几具尸体，其余的连滚带爬退了下去。这时，我才得知排长负了重伤，连忙跑去。我解开他的衣扣一看，子弹进口不大，两处出口碗大，呼呼喷血，我给他包扎了，但血止不住。他背靠战壕坐定，对我说：九班长，我不行了，阵地交给你了，剩一个人也不能退……后来我去迎击又快拱上来的敌人，排长两手抠土，在阵地上爬了好长一截路，将第三颗地雷引爆。在这同时，敌人扔上来一块炸药在他近旁爆炸，他壮烈牺牲了！他残缺的躯体上，犹可见一只手紧紧抓住电池，一只手拉着电线。

排长李海欣是河南临颖县人，1962年生，1980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排长牺牲后，只有我来指挥了。

当时我认定了，反正是回不去也活不成了，争取多干倒几个敌人再死，人到那时也就不怕了。

敌人一阵炮击一阵进攻，被打下一股又来一股。我们仅有的一部指挥机炸坏了，重机枪炸飞了，战壕炸平了。几百米平方的一个山头成了个烟团团。我懂啥指挥？就是叫大家拉大距离，二三十米一个人，不管伤到哪，有一口气就打。说实在的，这也不叫指挥，叫拼命。大家也是这心思！豁出来了！加上在这里守了几十天，挨炮的经验足足的，会听会躲，不不，后来耳朵听不见了，全凭感觉，一会跳一会滚一会翻跟头……敌人也傻，在那样的密雾浓烟下一窝蜂似的往上冲，找死不是吗？

为了和连里联系上，我叫通讯员唐友国突出去。他刚离开阵地，乱石堆里跳起3个敌人，他先敌开火，打倒了俩，自己也中弹倒下了。他才17岁，新兵，我真不该叫他去。我们班的机枪手、苗族战士周忠烈见小唐倒下，想把他救回来。他冲过去，扫倒了几个敌人后，胸部中弹倒在弹坑里，敌人见他曲蜷着身子，一动不动，扑上来想抓住他，周忠烈猛地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像周忠烈这样的英雄，我们阵地上还有个刘家富，他负伤了，不能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见五、六个越军已经进了堑壕，蔫梭梭地走过来，他把自己埋住了，等几个敌人过去，另几个在他跟前四处张望时，他手里的手榴弹拉响了……

到打下敌人5次进攻后，我们15个人已有5人牺牲，其余10人9人负伤，5人是重伤。我也负伤，敌人一发炮弹在我近旁3公尺处爆炸，我当时被炸昏，气浪剐掉了我的半边裤子，幸好我的腿只受着一点轻伤，肉皮火辣辣地疼。到现在我的一只耳朵听力减弱，还常流脓。

到敌人第六次进攻时，我们10人撤进了阵地上一条坑道。

这坑道是越军留下的，有15米长，之字形。越军占领表面阵地后，起初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坑道里，是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