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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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发展通讯员，成熟一个，向直属领导申报一个，凡任用、运用、试用、停用，都须局本部核准，各站长只有吸收试用3个月的权限。核定批准以后，给一份少尉津贴，随后，发展人与被发展人之间不再发生关系。这种制度，看上去是围绕着特工秘密化的主题做文章，其实还通过单线联系的规则，消弥了下属站互相勾联、沆瀣一气的条件，形成了一头抓多头，多头单线走的伞形格局，上面“神”得很，有权有势；下面“鬼”得很，隐隐绰绰，以至那些从前耀武扬威惯了的高、中级待工无从适应，抱怨不迭。于是，毛人凤掮着“关心照顾”的牌子，为他们另选高就，同时从“同学会”中派员出任各站站长和直属组长。这一把火，真可谓烧得不徐不疾，烧不到的不察觉，烧着了的躲不及。最后，内外勤的人事关系渐趋一体，可谓“成绩斐然”。

推行“特种会报”制度

毛人凤的第二把火，是延续戴笠生前强调的“秘密控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为保密局的秘密单位与公开机关的会同协商解决问题，形成了“特种会报”制度。

所谓“特种会报”，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一定级别上的党、政、军各机关就“特种问题”，即反共事宜等举行的联席会报。参加人员为行政长官、党部主任、书记长、三青团分部主任、干事长、警察局长、保安司令（或宪兵司令、警备司令）、警宪督察长，加上中统外勤机关首长、保密局外勤机关首长（站长或组长）。“联席会报”中，保密局外勤头头的实际任务是带上耳朵，听取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根据一定的要求或重点，整理综合，逐级上报。整理上报的材料不提出任何要求协商解决的问题，甚至连会议出席人的名字都用化名，以便让其他参加会报的人摸不清楚来历，有利于情报工作的开展。

有时，因为工作的需要，参加联席会报的外勤站头头，需要跟相关的党政军机关发生联系，为此，毛人凤设计了一种只发给站长、副站长、督察和组长的“外勤职员证”，并制定相应的使用规则，有七条。一、本局为证明派驻各地负责同志之身份，特制发此证。二、领证人于绝对必要时，方可将此证作为身份之证明，如遇特殊情况，领证人可向当地军政长官出示，非绝对必要时，不得使用，以免暴露身份。三、本证使用人因工作需要得凭本证通过戒严区域。四、本证不准转借，若有藉此招摇撞骗者，经查实后从严惩处。五、本证如有遗失，领证人即登报声明作废，并报局听候处理。六、领证人离职时应将本证缴回本局注销。七、本证有效期限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

第二个层面的“特种会报”，亦可叫“公秘会报”，是保密局外勤站与公开机构如同级警察局、驻军司令部调查室、绥署或绥署区负责情报的第二处、保安（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军宪督察处、省市警务处、交通部运输局管理处的定期会报。这种会报均由保密局外勤站、组统一领导，除交换情报外，所有公开单位均有协助保密局外勤区站解决疑难问题的义务。

这样一来，保密局的手便伸长了，不管它如何貌似“公正”，客观上就是委员长安置在方方面面的“眼睛”，躲在暗影里，不言而威。即便在相近的系统里，以秘密驾驭公开亦成事实。中央一级，毛人凤的地位要矮于郑介民、唐纵；行之地方，保密局倒比国防部二厅、警察总署、交警总局的人物风光显要，这等于是向外充实扩张了权力。

“特种会报”制度推行的初期，毛人凤掮了蒋介石赞许的招牌，郑介民、唐纵不宜公开反对，心里却十分警惕。他们本是军统窝里长大的虫，戴笠那套“秘密控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招数，体会得稔熟，一看毛人凤撅起“特种会报”的屁股，便知要拉向外扩张的屎，说什么也不甘让其顺畅。特别是唐纵，不像郑介民多少跟保密局沾着边（身兼保密局局长之职），且又公干北平，事务缠身，因此，暗暗下决心抵制作梗。

正当其时，偏偏天不作美，接连发生了两桩扎手的事，竟置唐纵于有心无力的境地。一桩是发生于昆明并震惊全国的“李闻血案”。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惨遭杀害。15日，闻一多在昆明主持李的追悼会，回家途中又遭杀害。李、闻两人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也是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积极参加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反共内战的群众运动的知名人士。他们的死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蒋介石为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召唐纵去庐山，要他“彻查”。回南京后，唐着手布置，查了几天，毫无进展，愁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最后去向毛人凤求援。到底还是保密局神通广大，三下五去二，揪出了凶案的主使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让唐纵顺顺当当地交差了事。

第二桩是发生于上海的“金都血案”。驻沪宪兵第23团的巡逻兵与上海市警察局所属新成警察分局的值勤岗警发生争执，事态迅速扩大，双方在金都影剧院（现瑞金剧场）门口布下阵势，宪兵开枪，当场打死9名警察和2名无辜儿童。血案发生后，警宪双方各执一词，控告对方。接着警察罢岗，交通陷入混乱；宪兵也宣布罢岗，中止了巡逻。许多大公司、银行和商店，为防止歹徒们趁机抢劫，纷纷停业关门。刹那间，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半僵不活的死城。警察们还嫌不够，发起成立了“上海市七·二七金都血案委员会”，准备出动拥有重武器装备的警局机动车大队与保警总队，包围宪兵第23团，进行武装缴械。蒋介石闻讯后，通过长途电话痛骂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要他将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清上报。恰巧，那几天里，唐纵在国府纪念周的活动中遇到宪兵司令张镇，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的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陪人　？http：//。cc”哪晓得前一天张镇刚为这事挨过蒋介石的训斥，现在听唐纵如此说话，误以为唐在蒋介石那里告了恶状，当场火冒三丈，气冲冲地指着唐纵的鼻子斥道：“你不要乱说，究竟是谁先开枪，你看清楚了没有？”假的成了真，唐纵倒不得不严肃起来。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打电话给派赴上海调查此案的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要他尽快查明，据实上报，一来告慰本部，二来也为出口鸟气。不久，李哲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宪兵先开的枪。与此同时，宪兵司令部也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警察先开的枪。两个互相矛盾的报告捅到蒋介石那里，惹得老头子大光其火，责令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去上海，查出个真假。

唐纵到上海后，利用老面子，很快得到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等老军统分子的鼎力协助，总算有凭有证地把情况搞清楚，确实是宪兵先开的枪，警察才进行了还击。最后，肇事的宪兵经国防部军法局审判，分别处以死刑和徒刑。

常人道：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自“李闻血案”、“金都血案”以后，唐纵便有了这种心情，对于保密局的“特种会报”制度，既说不出毁誉的话，当然也干不出拆台的事。于是“公秘”合作的规矩，便按毛人凤的勾勒固定下来。

成立“三有公司”

毛人凤对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深信不疑。戴笠生前就以为玩情报是钱堆的买卖，手头阔绰了，才可弄得神低头，鬼推磨。结合自己的体验，毛人凤觉得还应加上一条，即稳定内部，赚取人心，也得靠钱，说白了也叫：横竖是个钱，里外靠个钱。于是，他的第三把火，就烧在了谋财之道上。

照理，保密局的建制和编员确定下来，经费是照章分拨的，何必自谋财路呢？问题在于蒋介石明知干特务的花费非同小可，但碍于方方面面的制时，不敢把留意此道的热衷公开化，授人把柄。因此，公家拨下的份额，根本不够花，且不说别的，单是各地省区站、组发展的那么多不在编制的通讯员，所需的一份少尉津贴弄出的窟窿，就够保密局的当家人发愁了。过去，遇到这类困难，戴笠打不着秋风，就找蒋介石下手令特批。现在，党国正祭起制宪行宪的法宝，讲究循章办事，通过批条让财政部支付预算外的特别费用，几乎不大可能。老蒋体贴特工部门的苦衷，答应多给“政策”，在自谋财路上想办法。

于是，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聚在一起开动脑筋。平时，郑介民喜欢批评别人“冒脑根”，真轮到自己出主意的时候，脑筋并不好使。唐纵号称“智多星”，功夫却不在经济之道上，比及老郑的“冒脑根”，只差一字，那就是“伤脑筋”。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在一旁瞧着男人们发愁，抿嘴一笑，轻巧地说：“现在人人都做生意，你们不会凑凑这趟热闹吗？”向影心的话确实不错。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国民党大员如出山之虎，一个个都往钱眼里跳，接收发财跟着做生意，一夜之间，几万家公司如春笋而出，却搞不清谁是官营的，谁是私营的？这种风气波及政府部门，很少有不被沾染的。据毛人凤所知，有战区长官部办的运输公司，某方面军司令开的工厂，甚至连CC也搞了“合作金库”，“党营事业基金会”等等。当场例举出来，疏导“冒脑根”与“伤脑筋”。

其实，郑介民、唐纵并不反对做生意，只是不知道本钱从哪里来。毛人凤久居内当家之位，知道军统历来就有从缉私、交检等公干上移花接木，丰腴钱囊的传统，自然就提到了军统局在接收和肃奸中没收的“敌产”、“逆产”。郑、唐一想，反正也是为了领袖支持的事业，便答应一起去向蒋介石禀明。蒋介石听了汇报后，要求他们拿出个方案。于是，郑、唐、毛，再加上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组成一个“发财”委员会。

毛庆祥的加入，缘于蒋介石的通盘考虑。他希望国防部二厅、保密局和警察总署的经费亏空，能于此一揽子解决。但又生怕“一国三公”的局面，弄得分红不均，惹出麻烦，便让毛庆祥凑个数，关键时候当当“老娘舅”。

四个人关在房间里研究了半天，方案落于纸上，大致是：一、请蒋介石特批，凡军统在各地接收的敌伪现金财宝，都不送敌伪产业处理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当基金；二、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一部分敌伪产业，由行政院有关部会“拨交”保密局，继续经营；三、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保密局，这些“剩余物资”包括两千辆十轮大卡车及大批照相器材、印刷设备等；四、在此基础上，搞成一个多种经营的大公司，以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工活动费，名称就叫“三有公司”。

说起“三有公司”的名号，大有讲头。最直接的阐释是：“有权、有钱、有势。”吉利的讲法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即经商风兴，人人得而乘之；所谓地利，即身居京都，傍依上海，水陆两通；所谓人和，即保密局掌握全国经济情报、市场动向，且网点分布全国，又可随时调动大批人员，或借助方方面面的力量等等。还有一种解释是：利益三方占有，即保密局有份，国防部二厅有份，警察总署有份。真可谓俗中见雅，平中出奇。

方案递上去不久，蒋介石作出了批复，行政院长宋子文念及当年与戴笠的交情，准予备案，并督促有关部门发给了包罗万象的经营执照。接下来，确定人选、地址。总部机关设在上海圆明园路，毛庆祥任董事长，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入董事会，总经理由毛人凤推荐，由戴笠之子戴藏宜的从兄弟戴颂宜担任。

“三有公司”拿到了包罗万象的经营执照，经营范围也就大得难有边际，只要可以生利，无所不干，无所不取。下面罗列一下公司的产业和经营项目，便知端倪：

先看上海方面：

1。东方渔业公司。拥有40艘可以出远海作业的渔轮，并有自己的冷藏仓库。

2。启明运输公司，拥有500辆从中美所“剩余物资”里分出来的十轮大卡车，专营上海附近各线的货运。

3。大型锯木厂一家。

4。三夹板厂一家。

这些企业，都由戴笠生前的老朋友，上海陆根记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代为经营。

再看南京方面：

1。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

2。亭亭照相馆。开设在南京闹市区花牌楼，全部采用中美合作所移拨过来的美国器材。这是当时南京城里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一家摄影单位。除照相外，还兼营各种器材，并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同时也从事特工活动。

3。鸿业印刷文具公司。这也是当时南京城规模最大的印刷企业，资本雄厚，设备精良，用的是中美合作所留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设备。同时兼营文具纸张。经理由原军统四一印刷厂厂长李如澍担任。

4。长途客运公司。由保密局拿出500辆十轮卡车改装成客车，与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合作。

另外，平津地区还有无线电器材制造厂一家，西单北平大饭店一座，以及分布多处的仓库和冷藏库。这些物产，都由过去军统中一向搞面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

“三有公司”成立以后，究竟为毛人凤弄了多少钱？谁也没作过统计，反正有一点是清楚的：公家预算拨下的款子，不见例外的开恩，保密局“花钱如流水”的作风却比全盛时期的军统局有过之而无不及。

多事之秋

春去秋来，转眼到了9月。一天，毛人凤正在“好风水”的办公室里批阅公文，一阵凉风，好不惬意，索性捋起汗衫的下摆，露出半截肚皮，贪那爽爽的凉意，初秋的南京，仍然留着“火炉”的余威，那如蒸如烤的滋味并不比盛暑轻多少。自发福以后，毛人凤觉得比以前怕热，要命的是，别重庆、回南京，出了“火焰山”又入“炼丹炉”，硬是与清凉世界没有缘份，有时，想想那些干着闲差的高官们，一到夏天结队去北方，躲避暑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