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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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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能让他留在上海，被共产党利用。”不久，毛森通过侦察，掌握了余乐醒掩护共产党地下电台的证据，毛人凤随即下令逮捕余乐醒。执行任务的那天，毛森带人前往愚园路余宅，扑了个空。毛估计余可能外出，便在余宅周围布好罗网，等“鱼”落入。谁知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余回来，忍耐不住，才带人冲了进去，发现余的行李和书籍已全部搬光了。
毛森在浙江警官学校受训时，曾当过余乐醒的学生，这一回居然对余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把东西搬走都弄不清楚。为此，特务们取笑“三毛”（即毛森），说是老师对学生留了最后一手，譬如猫教老虎，但没有告诉老虎怎样爬树。但据沈醉估计，执行任务的特工中，可能有余的学生，提前通知了他。而余本人又是老手，做事都有后路留着，在他住宅后花园的围墙上，爬满了壁藤，拨开壁藤，依稀可见一扇后门，他就是从这扇后门把东西搬出去的。
相对而言，潜伏工作布置得稍稍扎实一些，具体的方式就是两次会议中提到的“双层布置”与“复线潜伏”。由于这一类活动进行得十分隐蔽，很难作出面上的统计，暂且摘录沈醉、王方南回忆中的两个片断，以窥全豹。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重庆接受了徐远举的“复线潜伏”理论以后，也想在上海组建“地下军”，以实行“潜伏”与“游击”相结合的模式。当时，沈醉正好来上海领取云南站的经费，问毛人凤，尚有好多武器怎么处理？年初，沈醉曾接受毛人凤的指令，着手编练一支“行动总队”，专门用以实施“应变计划”，在中下层特工眼里，它的性质类似于德国的冲锋队、日本的敢死队，所以在抽调人员时碰到了困难，最后不了了之。于是，原先配备的美式武器便闲置起来。眼下，毛人凤有意组建“地下军”，一听沈醉说到武器，大感兴趣，马上表示就地储存起来，待共军占领上海后，再取出使用。沈醉根据毛人凤的指示，买了两口棺材，运到保密局设在南市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棺材后面的木板橇下，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随后在稍大的一口棺材内，放入10挺汤姆生机枪与数量充足的子弹，再用长钉将棺材封死，抬到汽车上，送注停厝灵枢的四明公所，一次付清两年的停厝费。为了日后辨认方便，根据武器的谐音，他在棺材前竖一块木牌，上面写有“汤吉祥老太太灵位”几个字，意思是汤姆生机枪放在这里安全。另一只稍小一些的棺材，装入20支毛瑟和勃朗宁手枪，第二天早上送到虹桥机场附近的一个乱坟地里埋好，立上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毛玲是毛瑟与勃朗宁的谐音）。
一切安置妥当后，沈醉叫人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拍成照片，余下的武器一部分带回昆明，另一部分打包装箱，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的名义寄放在十六铺的一个仓库内。然后，沈醉把储存武器的地方连同存档的收据、照片一并向毛人凤交复。
毛人凤连夸：干得很好。
另外，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回忆，5月23日，蒋介石在“江静”号军舰上作出上海总撤退决定的当天，他与副站长王仲青接到毛人凤的电话，要他俩赶快去毛的住宅。当他俩来到蒲石路毛宅时，毛人凤正好送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从楼上走下来。毛人凤对那人说：“再见，要好生干，将来回来，请求领袖给你奖励！”那人连连点头而去。王方南一看就明白，毛人凤近来一直在单独接见秘密潜伏的特工，眼前的陌生人，就是其中的一个。随后，王方南、王仲青上楼走入毛办公的房间，见总务处长成希超也在。
毛人凤劈头就问王仲青：“你布置的几个人都弄妥了？”王说：“都弄妥了，只是褚善衡要买房子还缺一点钱。”毛人凤转身问成希超，还有钱没有？成说，还有100多块银元。毛人凤即令全部交给王仲青。接着，毛人凤对二王说，由于形势急转直下，自己马上要去台湾，你们在上海要维持到最后时刻，必须做的工作不能轻易放弃，当站长的不可置党国的困难于不顾，应该最后撤退。旋即又问玉方南，上海站还有多少人没撤？王说：“还有十几个人，与几个家属。”毛问：“你们准备怎样撤退？”王说：“上海站本来准备一只小火轮停在黄浦江，但因为封锁交通，黄浦江不能停泊，小火轮开出去了，现在正在另找交通工具。”毛人凤说：“岑士麟（交通警察总局二处处长）那里有船，我要他拨两只机帆船给你，作为上海站人员撤退之用。”一面说，一面写了张给岑士麟的纸条，要王方南去虹口新亚酒店同岑接洽。
毛人凤又说：“船只停在吴淞口处，你可搬到虹口去住，等到最后去吴淞口乘机帆船到舟山，再转往台湾。”毛见二王精神不够振作，便打气鼓励说：
“共产党的军队刚进城市，先来的是军队，政工人员在后面，万一你在共产党军队刚进城时走不掉的话，只要在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没有来以前，你们仍可逃走。”讲到这里，毛人凤看了一下手表，回头关照成希超准备动身。二王表示要为毛送行，毛人凤说不用了，再三叮嘱要把撤退前的工作做好（包括潜伏），于是握手告辞，毛人凤和成希超坐车去了飞机场。
上面的二则回忆，一则发生于4月，一则发生于5月末，可见，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毛人凤一直没有中断过潜伏工作的布置，而且大多是在背靠背，互不通气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毛人凤在上海期间，干下的第三桩秘密勾当，是指挥毛记特工系统的公秘单位，会同淞沪警备司令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逮捕，名单主要由保密局上海站、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上海市社会局、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提供，涉及的“嫌疑犯”，大多为进步工人和学生。
逮捕行动从4月26日开始，参加的除淞沪警备部队外，还有稽查大队警察、交警总队、中统上海办事处等特工组织，总计逮捕了3000多人。行动之前，毛人凤传达了老蒋的指示：“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大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接着，毛人凤加以诠释，认为：总裁的这个指示，非常英明，不但打击了敌人，还能起到尽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序，支援前线的现实作用。与会的特务头子们心领神会，于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也随即开始，直到5月末撤出上海期间，据毛森汇报，共杀了1300余人，这是毛记特务组织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群“毛”重聚首
5月底，毛人凤来到台湾，见着了军统“五毛”中的“二毛”毛万里、“小毛”毛钟新，大家互诉经历，居然各有一番撞击地狱之门的惊险过程，听得毛人凤咋舌不已。
4月里，戴笠之母戴兰氏病逝，毛万里作为毛人凤的代表去江山老家奔丧着实忙碌了一阵。万万没有料到，中共军队进展神速，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此时，毛万里正住在江山县城内商会会长姜春山的家里，陡闻恶讯，马上关照续娶的新夫人朱挹秋和儿子毛世荣整理行装，准备往南逃遁，计划是途经福建再到香港。由于交通工具有限，毛万里让儿子先把继母送到福建南平，然后再返回江山接自己。谁知，又是一个估计不足，当毛世荣去南平折回时，江山县城已被解放军攻占，毛世荣只好顺着江山甘八都到福建浦城的公路沿线寻找父亲。
5月6日，毛世荣终于寻到毛万里，只见父亲一身的尘土，满脸的胡茬儿，沉重的双脚拖着疲惫的躯体，一歪一趔地行走在公路上。毛世荣激动地喊了两声“阿爹”，毛万里好像没有听见，急得毛崽一个劲地揿汽车喇叭。
响声刺激了毛万里，回头才见是儿子，顿时喜出望外，甩开双腿往前跑，不知怎的，膝盖一软，和身跌倒在地上，要不是身边的随员搀扶及时，不知会摔成什么模父子相见，才知毛万里刚从姜春山家出来，迎面便碰上了解放军，幸亏跑得快，没有当俘虏。接着，车子开到浦城，小歇一天。第二天，传来前方建瓯站被解放军攻克的消息，毛万里决定丢掉汽车，绕上山路，步行走向福州。一连走了五六天，随身人员只剩下一个副官，一个警卫。此时，毛万里身躯已经发胖，脚板上又生着鸡眼，疲惫加疼痛，折磨得他身心交瘁，根本挪不开步子。开始，随行人员不少，大家半扶半抬地总算每天能前进五六十里路。后来，人手渐少，走上二三十里路，便要歇歇了。这一天，毛氏父子步入建阳县境内，宿在一个碉堡里，睡梦中被解放军包围了。毛万里毕竟是干特工的出身，善于应变，当场关照毛世荣，从现在起不可再以父子相称，大难临头各自飞吧。如果跑到福州，就去某街找某人，他会告诉你去台湾的路程，接着，两人销毁所有可以表明正式身份的证据。
从碉堡里出来，毛万里假扮成资本家，拿出备用的身份证接受检查，对方见他人胖，穿西装，打领带，居然相信了。毛世荣年纪轻，身强力壮，穿一件皮前克，被解放军当作汽车驾驶员留下。结果，毛万里独自跑到福州，再去台湾，真可谓不幸之幸，捡回了一条命！
听毛万里叙述，毛人凤还得知，自己在老家的原配夫人姜春梅和几个哥哥都留在吴村乡水晶山底，没能跑出来。另外，5月5日那天，毛万里还在江山县城见到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估计也没能跑出来，这些都令毛人凤忧虑，因为受特工家属身份的牵连，他们多半会受一番磨难。想到这里，毛人凤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大毛”（毛人凤）叹气，“二毛”（毛万里）沮丧，“小毛”（毛钟新）却是惊魂难定。虽说生死间隔于一发的危险使他害怕，但失职造成的恶果，更使他不敢正视毛人凤一眼。5月初，有关湖南军政首脑暗通中共的情报连连传来，毛人凤决定再次派毛钟新前往长沙组织暗杀。毛抵湘后，协同夏松建立“湖南政局侦防组”，具体落实毛人凤的指令，为此，毛钟新还拟了一份暗杀对象的名单，程潜首当其冲，接下来是程星龄，唐伯球、邓介松、萧作霖、唐生明、张严佛等十多人。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纰漏，风声不慎外露，毛钟新一连接到几封恐吓信，声称索取毛命，易如掐死一只臭虫，吓得“小毛”慌不择路地逃出了长沙。
就这样，保密局于湖南最后的努力，由于毛钟新的敝帚自珍（怕死），无功而返。从前，落在戴笠的“家法”之下，受牢狱之苦是轻的，送去“殉法”也不为过。对此，毛钟新捏着一把汗，战战兢兢地向毛人凤汇报了长沙之行的经过。也不知毛人凤是珍惜群“毛”的乡谊之情呢，还是受毛钟新夸大情况的“蒙蔽”，非但没有追究，反而重新委任，派他去羊城兼任广州办事处的副处长。随后，忍着“骨肉”创痛，着手重整残局。毛人凤先让潘其武、叶翔之等人在台北市士林芝山岩安下“毛记保密局”的窝，该有的部门不能缺少，诸如设计委员会、局长办公室、督察室、总稽核室、机要组、核算组、布置组、特种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第一处（情报）、第二处（行动）、第三处（人事）、第四处（电讯）、第五处（司法）、第六处（经理）、第七处（总务）等全部挂出牌牌，哪怕先有师傅，后请小僧也行。
接着，再举办特务训练班，以补充新鲜血液。训练班设在台北市郊区内湖乡，又称“内湖训练班”，班主任由毛人凤自兼，负责实际工作的是毛万里，学员主要从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招考。由于这些学员一般都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不与旧的派系存在于丝万缕的瓜葛，日后自然会毫无困难地成为毛人凤的“私产”。由此可见，毛人凤自固根基，已开始走出纯粹地继承戴笠“遗产”的格局，而是嫁接戴笠的经验，蓄养烙有“毛氏”印记的学生阵营，这为今后经营台湾落下了一着深谋远虑的棋子。
大内密杀令
戴笠失宠时，毛人凤曾经品尝过墙倒众人推的滋味；戴笠“殉难”后，毛人凤又想象过树倒猢狲散的情景，幸而都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自从南京、上海迅速失陷后，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却给他带来了重新体验创痛的机会。8月1日，程潜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等宣布起义，湖南全境解放，国民党几乎未作像样的抵抗，便痛失整个华中。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黄绍竑、贺耀祖、龙云等44人发表宣言，宣布与蒋介石政权决裂。8月17日，解放军攻克福州，福建大部分获得解放。8月26日，解放军攻克兰州，继而，甘、宁、青陆续建立人民政权。9月，陶峙岳在新疆宣布起义。国民党终于丢失大西北。
面对屡屡出现的“附逆”现象，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毛人凤说：“叛变我的人比共产党更可恶！”毛人凤很少看到老蒋用“这样”的神色、“这样”的口气跟自己讲话，顿时觉得有一种预感逐渐逼近，他相信：总裁肯定不会轻易饶恕这些家伙。
毛人凤的估计一点不错。蒋介石自下野“归隐”奉化以来，常常被反省后的懊恼萦绕。他恨张学良，恨杨虎城，以为是他们的“兵谏”（西安事变），让自己错过了消灭共产党的机会；他恨李宗仁，恨白崇禧，认为是他们的“捣乱”干扰和分散他的精力，不能始终如一地把反共进行彻底；他恨陈仪落井下石，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到共产党一边。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是这些忤逆们“恰当”地利用了自己的宽容，不计较他们以前的过错（指从事反对老蒋的活动），乃至养痈遗患。倘若不是政权濒临覆灭，老蒋对自己的气度或许还会抱着欣赏的态度。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因此，当毛人凤在奉化请示如何处置杨虎城、陈攸等人的问题时，老蒋的所言所行，便是懊丧恼恨情绪的激烈反映。5月里，老蒋在上海指挥淤沪防御时，对毛人凤下达指示，又说到过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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