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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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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反革命活动，自觉协助有关部门捕捉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50年以后，台湾方面“大陆工作”的重点，逐步由内地转向沿海，“显示力量”过程中的损失惨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连动效应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复职伊始
对外，蒋介石不惜血本地“显示力量”，对内“尽快复职”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中。1950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请蒋介石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2月25日，监察院提出弹劾李宗仁案。3月1日，蒋介石正式举行“总统”复职典礼，终于完成了名分与实权的统一。
两年前，蒋介石首任总统，曾以饱满的热情布施过一个大希望，迎来的却是不堪回首的惨痛失败。如今痛定思痛，下决心湔雪过去的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因此上台伊始，便决心大力推行“整肃”，从此开创“新的历史”。整肃的范围十分宽泛，涉及整个党、政、军、民，但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保密防谍”、整党、整军。
所谓“保密防谍”，其实是“剿共”的延续与变怀。从当时的形势看，蒋氏政权龟缩一隅，国际上陷于孤立，军事上濒临绝境。4月份海南岛丢失，5月份舟山易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锋芒直逼孤岛，台湾上下一片惊惶，于是从困守片土，争取国际支持的战略需要出发，必须把反共的政策贯彻到底，方式当然不同于大陆时期的“剿灭”，而是以防谍、破共、肃清为主要手段。因此，作为一以贯之的反共政策，“保密防谍”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即延续）；就达到目的的方式而言，“肃清”也是“剿灭”的一个变体。
所谓整军，主要以清算军事上的错误，整肃失职高级军政人员为主要内容。由于军事上是大失败，带来的必然是追究中的大株连，几乎人人都成罪臣，遭殃最重的莫过于当年宠誉最多的“黄马褂”们，后来由于美国人的插手与蒋经国的崛起，曾经代表一个时代的“黄埔系”，就此被逐出主流，不再“辉煌”。
所谓整党，也就是老蒋倡言的改造党务。为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党务改造案》，此后，老蒋指定陈诚、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等16人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自任主席。改造的宗旨是：
重振精神，改正作风，清除不坚定分子。内容有：“党员归队”，“党员整肃”，“刷新党政关系”等等。
整肃运动一经开展，蒋介石实行决心之坚，推动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过程中，蒋经国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表，已经初成气候。先是3月间，老蒋撤销了“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总统府资料室”取而代之，资料室主任由蒋经国担任，总揽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国防部二厅、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等单位的情报工作。7月里，国民党组建“中央、改造委员会”，蒋经国担任中改委委员。此后，他又挂职“国防部总政治部”，担任主任，真可谓：身居要职，横跨党、军、特（工）三界。
保密防谍
在全部“整肃”过程中，毛人凤的“建树”主要表现在“保密防谍”上。
当时，岛内的特工部门有个粗疏的分工，保密局侧重于侦察，主要负责对大陆的情报和行动；内政部调查局主要负责岛内的情报工作，应对“保密防谍”多负一点责任。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无论是侦破力量，还是实际效率，保密局都大大地胜过调查局一筹，成为蒋记特工组织中内外贯通、一枝独秀的部门。
对付中共地下人员，毛人凤有十多年的经验，算得上是岛内数一数二的老道高手。眼下，为配合“保密防谍”，他指使保密局的“法棍子”，拟了两个法令，经者蒋批准后颁行。一个是《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全部15条，规定对所谓“叛乱者”、“匪谍”、“知情不报者”给予严厉处罚，从罚金、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到死刑。条例还规定：台湾的部队、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等各个单位，都要实行联保，共同防范大陆势力入侵，如发现有中共地下人员，任何人都必须检举告密。另一个是《叛乱惩治条例》，一共13条，规定：凡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起义和地方发生的罢工、罢市、罢课等，均属于“叛乱”行为，可视其危害的程度，对参加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其实，挟大陆疯狂屠杀之余兴，台岛内的清共活动仍然是腥风血雨。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成了大肆屠杀中共地下人员与民主进步人士的刑场，每天都有枪声从那里传出，《中央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类似“匪谍”某某等数犯昨日伏法的报道。后来，外部形势日益吃紧，特工组织为造成心理上的威慑气氛，时常在台北市中心区行刑，有的根本不经过“司法程序”，使用原始残酷的手段予以处死，包括装在麻袋里沉入海中。
当然，毛人凤颇感得意的还是亲自主持破获的几起中共地下组织案。收获大的有——对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破获，时为1950年春，保密局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前，蔡经不起拷讯，自首变节，出卖了大批同志；此后，保密局又发现“共谍”线索，毛人凤亲自布置，抓获了在苗栗县山区坚持斗争的新台湾省委书记陈福星，由此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不下400，大多惨遭杀害。蒋介石认为这两起大案，是到台湾后对中共力量最严重的打击，赞之为“成绩”超过大陆时期的任何省份。除此两处，1950年内保密局破获的还有所谓“中共总潜伏组织案”、“苏俄间谍组织案”、“第4兵站总监通共案”等十余起，其间比较出名的是所谓“吴石通共案”。
有关“吴石通共案”的说法较多，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保密局在侦察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活动时，发现“国防部”参谋次长、位居中将的吴石与该组织联系频繁，遂以从事间谍活动罪将吴逮捕，并公开处决。另一种认为，吴石是蔡前出卖的，与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联络员朱枫一道，以“共谍罪”在台北街头惨遭杀戮，时为1950年6月10日。但近来又有章盂杰先生撰文，披露了其亲属的自叙。该亲属原先在台湾空军服役，官居空军少将联队长。日前趁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机，回重庆故乡，谈及吴石当年，又是一种说法。他认为吴石暴露于1951年初，当时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奉命飞上海实施轰炸，接近上海市区上空，只见前方一片灯火辉煌。但一俟进入，需开闸投弹时，突然灯火尽熄，几十条探照灯柱刺破夜空，一串串高射炮弹在飞机周围像焰火般地炸开，飞行员才知落入了解放军预设的防空火力网，结果两架飞机一毁一伤，损失严重。事后分析，确认内部有“共谍”奸细，经过侦察，吴石暴露，不久被公开处决。三种说法有两处存异：一是被捕的原因不一样，二是案发的时间不一样，何是何非，难以甄别（但从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实施空袭的情况看，1950年最为猖狂，因此不排斥章的亲属在时间上记忆有误的可能），但这并不影响毛人风于“保密防谍”上的大有“建树”。
杀陈仪”镇压人心”
在整肃工作的其他方面，毛人凤虽然没有重要的承担，但其间的一些活动，也是折射他这一时期心理轨迹以及地位变化的重要端倪。
1950年6月，作为强化“整肃”气氛的一个步骤，蒋介石突然下令审判陈仪。其时，陈仪已被保密局押赴台湾，一直幽禁在基隆的要塞司令部。汤恩伯不敢去看恩师，时常派陈大庆携带一些日用品前往请安。等到蒋介石宣布审判陈仪后，汤黑子知道不妙，叩门求见老头子。传谕者告示，蒋介石已去台中，留下话来说，俟陈仪审判后再接见。汤恩伯听罢，号啕大哭，矮下身来，到处求人说情，为此，他找过谷正纲、雷震、陈良等人，央请他们去老蒋那里通融。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此事恐怕不好办。”谷正纲也说：“老头子要用陈的脑袋镇压人心，陈仪死定，求也无用。”汤恩伯又去求毛人凤，说毛当年转告自己，老头子答应留陈一命，怎么今天食言？
毛人凤同意立即面谒总统，提醒旧誓，尽力施以援手，感动得汤黑子差点没给毛人凤鞠躬。几天后，毛人凤亲自造访汤府，连称惭愧，谓：“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据毛森回忆，他曾就此事埋怨毛人凤不担肩胛，他说：“当年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蒋公既曾允诺，你应该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耸了耸肩膀说：“你怎么了，陈仪是杀本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毛森批评毛人风为人之事不够尽力，隐衷在于公报私仇，其实，撇开这段宿怨，毛人凤也未必肯尽力劝说老蒋开恩，不信，读一读陈仪的判决书就明白了。
1950年6月18日凌晨1时，陈仪于马场町刑场行刑，当天“国防部”随判决书发布新闻云：……卅七年冬季，东北、华北、徐蚌全线失利，战局迅速恶化，共匪一面渡江南犯，一面发动局部投降攻势，诱惑我军政长官投降，陈仪当时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谍及一班投机分子的包围，竟忘恩负义，背叛党国，为了保全个人既得利益，阴谋出卖京、沪、杭，导致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亲笔写下有关投降的准备工作八项和投降条款五条，旋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后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旧属胡邦宪去煽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劝他停止军事行动，与陈共谋早日实现局部投降。汤恩伯将军以陈仪身为高级官吏，担负地方重任，不思竭智尽忠报效国家，挽救危局，居然勾结匪党，煽惑部队叛变，实属罪大恶极，此时若不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将私人情感关系置之度外，革命事业前途实不堪设想，遂不顾一切，采取断然处置，将陈逮捕，转解来台，交付军法会审，经过详密侦讯，陈承认派遣亲信，策动叛乱不讳，依照修正惩治叛乱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十一条规定，叛处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一部分作他的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判决书业经呈奉核准，于六月十八日将陈仪提庭宣判，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可见，枪毙二级上将陈仪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意义，作为蒋介石整肃决心的表现，陈仪为之铺垫，事实上成了政治斗争的殉葬品，就像祭祀中的牺牲一样，它的象征意义取代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因此，毛人凤在这件事上的不够尽力，私怨是一说，审时知趣也是一说。
“中原王”焦头烂额
用枪毙陈仪“镇压人心”，起到的作用确实不小。接踵而来的“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弥漫着温情顿失，人人自危的肃杀气氛，尤其是带兵打仗的将领，差不多全是“罪臣”，殃及深重者，莫过于老头子在大陆的宠儿——“黄埔系”的将领们，先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原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老蒋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的罪名扣押，交付军法审判，李延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李天霞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毛人凤不带兵打仗，难与“罪臣”有染，但落脚台湾后修建的集中营，却成了收容“罪臣”的所在，其间最著名的就是台东的绿岛监狱，规模和地位相当于大陆时期的息烽、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这里，开始关押着大量的中共或“共嫌”人员，后来成为“失职官员”与“异己力量”的服刑地，如果要追溯变换的界点，“整肃”运动是个发端，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毛人凤触景生情，忆及当年饱受“黄马褂”凌辱的往事，直视仕途沉浮，祸福难测的颠簸，心里道不出是何滋味。要说与“罪”无染吧？并不觉有幸；要说积怨可吐吧？心中犹不觉畅快。总之，作为一段历史的结束，毛人凤毕竟与“黄马褂”是同时代的人，兔死狐悲，落日徐徐，多少要牵扯出几许迟暮的惆怅。
不久，李延年、李夭霞案累及到了汤恩伯，一来汤恩伯是福建绥靖公署的主任，不可能对丢失福建不负责任；二来，有人趁机发难，向行政院告发，指称汤恩伯在上海抢运物资去台湾省，曾私自将一船金银运到日本，为此“财政部”准备立案调查，党内的攻击势头也由此日益强劲，纷纷陈情中央，要汤黑子承担丢失京、沪、杭的责任，承担丢失福建的责任，否则于理不公（指办李不办汤）。此时的老蒋已对汤恩伯失望之极。
1949年10月，解放军即将攻打厦门，蒋介石临阵换将，撤了朱绍良的官，让汤恩伯接替。当时，老蒋确实对汤寄予厚望，曾单独找他谈话，希望汤能为党国树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榜样，以唤起血性，激励斗志。谁知交火未足一周，汤恩伯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而是于厦门丢失前，逃到了金门，丢下西北军的刘汝明在那里负隅顽抗。这事对老蒋的刺激很大，从此不再视其为股肱砥柱。汤恩伯回台湾后，老蒋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以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名，将汤闲置起来，时不时地还加以斥骂。
比如，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家里设牌位哭奠，老蒋知道后，劈头痛责，并严令其止哭停奠撤牌位。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病逝于日本，7月5日，老蒋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上有一段肺腑之言，十分坦诚他说出了他对汤恩伯的看法。老蒋说：“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的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是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二千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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