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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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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老蒋的意愿，仍由蒋经国兼任局长。这时，恰值宋美龄从美国回来，极力反对小蒋当“国安局”局长，并且搬出“后台老板”，声称：美国人不赞成蒋经国总揽特工。那么，位归何主呢？宋美龄马上建议，让郑介民干，同时强调，这也是美国人的意思。接着，便有了下面的一幕。1954年10月某日，郑介民接到老蒋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到总统的士林官邸来。郑介民驱车前往，在官邪的客厅里，看见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在座，三人面色不悦，好像刚刚发生过争论。蒋介石见郑介民来到，用手一指沙发，要郑坐下。郑坐定后，宋美龄第一个发言：“总统要成立国家安全局，经国当局长，美国不同意，我认为还是你任局长好。”郑介民连忙站起来推辞：“我身体不好，请总统另选别人。”蒋介石说：“好，好，你任局长也好。”蒋经国板着脸，没有说话。郑介民告辞出来，宋美龄送到门口，对郑说：“你作局长辛苦，我介绍一人帮你的忙，他是军统老同志阮清源。”郑捣蒜般地点头称好。可是真到了人事安排的实质性阶段，蒋经国利用“国防会议”的权力，指定亲信陈大庆当“国安局”副局长，郑介民无从抵制，只好委屈阮清源，去“国安局”淡水训练班当了班主任。宋美龄很不高兴，结果弄得郑介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后，局址设在台北市圆山附近的剑潭，建制是一个办公厅、四个处以及人事、联络、预算、监察、资料、技术、研究、总务八个室，外加一个电讯总台。郑介民新官上任，开山的第一“斧”就是改制，即把保密局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把内政部调查局改名为司法部调查局。同时还标定工作上的界限与分工：“司法部调查局”主内，专门从事台湾省的“保安防谍”业务，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各重要城市设立“保防站”。
“国防部情报局”主外，专门负责大陆与海外工作。根据这个分工，原“保密局”在台湾岛内所有的秘密保防组织，都必须向“司法部调查局”移交；反过来，原“内政部调查局”设在香港、澳门和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的秘密组织，也全都向“国防部情报局”移交。形式上这个分工与移交是对等的，骨子里却把毛人凤剥夺得只剩下门面了。试想，三年前郑介民接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时，毛人凤就料定郑介民不会有好的收场。三年下来（其实不到两年），郑介民碰得头破血流，本钱蚀光。反过来，再拿烂摊子“掉换”毛人凤的精兵强将，即“保防家底”，手段比三年前的剥夺还要恶劣。其一，当时大陆工作是台岛战略转变的主战场，上峰重视，实力可观，尽管蕴含着碰壁的趋势，毕竟不是人人看得清楚的，其二，丢弃“大陆工作”的主持权，毛人凤还有退居其他阵地的出路，尤其是岛内的保防工作。相比现在的剥夺，一方面把毛人凤苦心经营的家底抽去，另一方面又把赤条条的毛人凤揿在“主外”的“钉板”上，倍受熬煎。对此，毛派分子愤愤不平，竭力怂恿毛人凤从中作梗。
不久，又听到一个更荒唐的决定，即“第三势力”垮台后，在塞班岛培训的人马以及整个情报、通讯交通网络必须予以接管，按照过去的惯例，毛人凤一直分管这方面的工作，理应负责到底。但郑介民却不顾这一事实，宣布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简称：“中二组”）接管，因为“中二组”的主任由他自己兼着。由此可见，郑介民是下决心不让毛人凤在特工圈里“居大称肥”了。
功在名外
面对僚属袍泽的愤愤不平，毛人凤不急不躁。其实，他心里明白，郑介民这两下“剥皮抽筋术”根本奈何不了他。说说道理，不多不少，整整四条：
第一，毛人凤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地位之高，堪胜以往；第二，蒋经国暂时丢失特工大权，通过“国防会议”，居高临下地控制特工，毛人凤不管在哪里，总是担纲人物；第三，毛人凤浸润特工行当20余年，盘根错节，私蓄庞大，已是无需“老大”名义的“老大”；第四，也是最最重要的，即蒋氏父子的无比信任，他们交办的事情以及附带的权力，莫要说郑介民无从干预，就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修炼到这个份上，毛人凤不再有争锋的情趣。反过来，看看郑介民的机关算尽，倒想起了一句老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①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毛人凤被摒离“大陆工作”的主导地位以后，有些相关的事，老蒋仍然要他办，因此毛人凤也有了不拘泥于名分的“自由”，他去大陆“销帐”，并不在乎是否有“越界”之嫌。比如，前一个时期，老蒋突发恩乡之幽情，凄切得茶饭不香。毛人凤知道了，派人偷偷潜入奉化溪口，把蒋母之墓、“慈庵”故庄、丰镐房旧居、妙高台风光全部拍摄下来，洗印成照片，拿给蒋介石，只看得老头子热泪纵横。又如，1953年底，老蒋突然想念起戴笠在大陆的遗属（解放前夕，戴笠的儿子戴藏宜没能逃往台湾，受到人民政权的惩罚，被判处死刑。留下妻子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回到衙州城内花龙巷娘家，而后迁居上海），嘱令毛人凤一定要把郑锡英等弄到台湾来定居，毛人凤密派黄铎潜入上海，与隐藏在我公安部门的内线接上关系，“顺利”地替郑锡英及两个儿子（一个儿子被送到青浦托人照料）办好出境手续。郑锡英化名为沈凤英，在黄铎的陪伴下，经九龙抵广州，再过境到香港。1954年1月，郑锡英与两个儿子到达台湾。老蒋得知后，十分高兴，马上安排接见合影，此外还把戴笠的长孙戴以宽送到美国留学。
这两桩事，显然讨了老头子的欢喜，但于“大陆工作”参与的程度还欠份量。不久，毛人凤亲自安排了一个“重量级”的行动，即密派段云鹏再次进入大陆（这也是老蒋十分关心支持的），一面恢复原有潜伏组织的活动，一面继续发展新的组织，从中挑选可造之材，送香港受训，再派往大陆，建立秘密交通点和秘密通讯台。与此同时，段还负有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特殊任务。段云鹏离开台湾前，发誓要杀身成仁，以报毛人凤的“知遇之恩”，看来决心不小，并且还与毛人凤约定了密写通信和其他的联络方法，完全是单线式的“独家专营”。
1954年6月，段云鹏到香港，即去张某处找老友叙旧，张某由此知道了段要进入大陆的动向，马上通过公安部在港的情报关系，把消息传到北京。
对此，公安部长罗瑞卿发出指示：“立即严密布置，防止走漏消息，对段务在必获。”并部署公安部队调用两个团在边界堵截，发现段立即抓捕。
起初，段想以偷渡的方式潜入大陆，但领路的“黄牛”夜间在九龙粉山岭边界踏勘时，被港英警察发现抓走，无法成行。于是改用公开方式，由保密局香港站替段办好身份证及进入内地的手续。段化名张仁，是九龙“大轮行副经理”，专程去广州与和冒行洽谈“生意”。9月14日，段云鹏西装革履，商人打扮，从香港乘广龙线一进入深圳，立即被我公安部门的监控点发现，并通知了广州。就这样，一张铺设了将近4年的大网，终于在广州收拢，罗瑞卿部长得知段被擒获的消息后指示：“必须十分注意，不能出乱子，绝不能让他跑掉！”并下达命令迅速将段押解北京。为此，公安部队选派了10个身强体壮，有丰富擒拿经验的干警，用一架空军专机将段云鹏从广州押到北京。为隐秘安全起见，把段关在公安医院的急救汽车里，送到草岚子看守所。这里专门为段准备了一间单独的牢房，装上粗粗的铁栅栏，一盏照明灯，亮得刺眼，直射牢内，门口24小时不断岗，死死看住了带镣上铐的段云鹏。
毛人凤从香港站得知“段已平安潜入大陆”，十分高兴，特命香港站站长，出面款待有关的协助人员，就在众特务酒酣耳热之际，大陆一边，罗瑞卿部长正亲自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活捉飞贼段云鹏的经过，毛主席风趣地说：
“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个样子看看嘛！”段云鹏在大陆蹲了15年牢，于1969年10月被押解到天津枪决。
由此可见，名分界定对毛人凤已没有羁绊的意义。相反，老魔有道，纵横捭阖，世面越做越大。1955年成了毛人凤栖息孤岛“功绩”最为“辉煌”的一年，先是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震惊世界；接着，查处“孙立人事件”，岛内哗然。尽管当时内情隐秘，云遮雾罩，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三、四十年后知情人陆续揭密，毛人凤于其中的担纲作用也昭然于世。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是毛人凤重开“大陆工作”的一个“杰作”。
1955年4月11日下午，一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正在香港至雅加达的航线上飞行，按正常的情况，飞完全部航程需七个半小时，现在已过去五个小时，听着发动机美妙的声音，狄克希特机长很满意，他熟练地打开无线电台，接通了雅加达机场，对方的声音又响又清晰，询问中国总理是否在飞机上？因为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乘这架飞机抵达印尼，出席一共有28个国家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就在这时，一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右机翼起火，接着飞机像受伤的苍鹰，斜着翅膀跌下云端，未及碧蓝的海面，便在空中炸裂开来。这一惨烈的空难事件，立即震惊了世界。
当天夜里，印度通讯社从孟买发出消息——印度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沙捞越北面海中坠毁，机内11位乘客包括人民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记者及8位乘务员恐已全部遇难。第二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发布电文，对此次不幸事件表示深切哀悼。电文说：“大约七点钟，我获悉印度航空公司C—69型客机从中国飞往雅加达途中失事坠毁。在任何时候，这种可怕的惨局都是令人悲痛的，特别是机上载有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员，这就令人倍加悲痛和遗憾……这次失事异于寻常，飞机坠入海中前十分钟，我们还收到机上发出的正常电讯。大概后来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故……”究竟是什么事故呢？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一针见血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这是美国和蒋匪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一次谋杀事件！”因为早在一个月前，北京就获悉了美蒋特务要制造麻烦的情报。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陈毅为正副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同时还准备包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
因为这架由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厂出品的飞机，性能良好，已安全飞行3000万英里，1万多小时，机组人员富于经验，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多次乘坐该机从事外交活动。
4月3日，公安部为了保证代表的安全，特别通知有关的驻外人员，密切监视美蒋方面的动静。4月5日晚，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侦察人员专程赶到北京汇报，说是台湾特工机构已在注视代表团的行踪，有可能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4月6日凌晨3时，情报传到周恩来手上，他立即把公安部的负责同志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凌晨4时，公安部派人飞赴广州再到香港进行核实，结论认为：这宗情报绝非空穴来风。公安部经过慎重研究，觉得非常情况下，小题大作要比大题小作好。于是，向中央提交了倾向于美蒋可能采取行动的报告。
周恩来看了报告，问公安部的负责同志说：“如果你们明确下了这个判断，那么美蒋特务最可能下手的地方是哪一处呢？”公安部负责人认为，香港是美蒋特务活动的重要场所，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很大。
周恩来问：“你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会插手此事？”公安部负责人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他们提供情报，蒋介石的特务动手。”周恩来又问：“那他们（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目的是什么？”公安部负责人说：“一方面是破坏我们赴亚非会议，起码是起到恐吓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制造国际纠纷，而这一点特别符合美国方面的意愿。因为美国方面一直不满英国人承认我国政府。”周恩来经过考虑，同意公安部的分析，并下令外交部研究此事，再与英国方面联系。他对陈毅说：“公安部分析的情况很实在，如果美国要破坏中英关系，他们破坏阴谋的地点，最理想的地方就是香港。”情况果然与公安部负责向志估计的那样。据时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40年后向记者披露——就在北京决定包用“克什米尔公主”号不久，台湾的特工部门便获悉了这个情报，毛人凤一听率团的是周恩来，十分兴奋，当即决定采取行动，“肇事”的地点就选择在香港。目的除了体现反共宗旨外。阻挠和破坏中共参加亚非会议，挑拨中英关系也在其中。
未几，行动计划拟准，毛人凤责令保密局第一处处长赵斌成全权负责（在张平宜的谷正文专访文章内，此人被写成“周斌成”，但在其他有关军统的史料中，均为赵斌成，不知是音讹、笔误，还是化名？）。（。cc）此人平时沉默寡言，极工心计，特训班出身，曾是戴笠欣赏的学生，戴笠死后，赵追随毛人凤，当过香港站的站长，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根据掌握的情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曼谷飞抵香港，中间有一个多小时停留在启德机场，补充燃料和检查引擎，这是唯一可利用的机会，因此，选择恰当的行动员，放置定时炸弹是全部行动成败的关键。赵斌成仗着关系多，很快物色到一个叫周驹的家伙。此人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20来岁，未婚，有一个嗜赌如命的老父亲，拉下一屁股“饥荒”（指债务），促使周驹极有逐利之心，是重金可买的“勇夫”。于是，在60万港币的悬赏下，周驹同意涉险。
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斌成返回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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