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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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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自己与杨虎、向松坡等人则担任普通的委员,另外再加派周伟龙当委员会的书记兼别动军的总指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两个大主任都是空心佬,真正的实权在戴笠手里。

作为戴笠的人,派在行动委员会里,周伟龙不乏心情激动。自背唐生智投蒋以来,足足有十年没带过军队,如今肩负重任,重返沙场,那是什么滋味啊!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发现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总指挥,对全局的调控未必及得上“大毛秘书”。照理,特工系统的秘书职责,按条块都有根严格的区分,比如毛钟新是戴笠的私人秘书;潘其武是机关本部的秘书;张冠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秘书,各有各的行使范围。唯独毛人凤不受约束,似乎样样都管,特别是在戴笠行踪飘忽,藏首露尾的时候,毛人凤就像戴笠的“影子”,戴有什么指示,常常通过毛人凤下达执行。

12月初,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沪上抗战形势出现逆转,别动军奉命随主力部队撤离上海,仓促间周伟龙突然想起青浦那边还有一个“特种技术训练班”未及通知,马上派人赶去。他知道这个训练班是戴笠专门培训骨干的所在,十分珍爱,一旦疏漏是要挨板子的。谁知,派去的人到了那里,人毛没见到一根,马上打电话向周伟尤汇报,惊得周总指挥出了一身冷汗,问问周围,没人说得清子丑寅卯,最后无计可寻,只好拿起电话,接通了毛人凤处,才听到对方慢条斯理地说声“抱歉”,训练班昨天晚上就转移到苏州去了,命令是江先生亲自向教育长俞乐醒下达的。

“这我就放心了。”周伟龙表面上回答得平淡,心里骂开了娘,什么“老板”下的命令,还不是你大毛秘书干的好事!回头再想想两年前在武汉行营时倍受“大毛”供奉的情景,心如块垒壅塞,禁不住地将“妈的”二字喷出了口。不久,周伟龙竟为这个过节,请求辞去行委会书记兼别动军总指挥的职务。由此,足见毛人凤当时的地位与权势有多么非同寻常。

当然也有窥破这层“神秘”面纱的,比如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经济组组长的邓葆光先生就说:“戴(笠)为提高毛(人凤)的地位,在上海战争时,戴有意把自己对工作的意图,用毛私人传达的语气转告特务处书记室,变成戴的指示。这样一来,“老板替身”或“代言人”的形象便慢慢地树立了起来。

“代理”主任秘书

1937年底,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务处本部内迁长沙,再到武汉。

第二年初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要求取消党内小宗派的呼声日趋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取消包括“复兴社”在内的一切派别组织。好在戴笠的大本营,原来就有两块招牌,复兴社的那块挂不住了,索性金蝉脱壳,弄个单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照常办公。再说,蒋介石也不会自阉“耳目”,废弃“秘密武器”

不用。相反,非常时期,他还觉得特工系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于是,在这个指导思想驱使下,特工系统开始了全面性的膨胀:原属中央党部指挥的调查局第一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原来的调查局二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分别由原来的处长担任。

机构变更与干部任免的拟定,对大本营应是桩喜事,然而,戴笠却未喜先忧。说来也是块老心病,他担心那批“黄马褂”水涨船高,心气跟着膨胀起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副处长郑介民,明摆着可以坐上副局长的交椅了。

过去,蒋介石安排郑来作戴的副手时,戴就因为郑的资格学历高于自己而心里发怵。于是,通过提高书记长唐纵的地位压制郑介民,同时增强秘书的权力,来架空郑、唐,剥去他们的实权,逐步在特务处内部形成了“秘书核心制”。好不容易渐成惯例,突然来个大升迁,郑介民与唐纵都队副处跃入副局之列,心态一猖狂,山里老虎岂非又多了两只?为此,戴笠急召毛人凤前来商议,想出了一个以退为进的计谋,并由毛人凤起草,拟成一段文字呈送蒋介石,大意是:自称资历不够,难孚众望,恳请让委员长侍队室第一处处长贺耀祖来兼任军统局局长,自己为副局长。呈文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连夸戴笠懂得谦虚。于是大笔一挥,允准所请连带着中统的徐恩曾也只能坐到副局长的位置上。

戴笠当上副局长,依次递减,郑介民只能屈就军统局主任秘书的职务;老书记长唐纵则被戴笠“推荐”到了委员长侍从室。如此一去一蔫(而身居局长的贺耀祖又根本无意理会军统的事务),剩下的“山中虎”也就是戴笠一人了。面对这个煞费心机的布局,郑介民说不出地憋气,好端端的副局长高位失之交臂,居然还队当年的“副手”落到了“僚属”的份上。再说,身为主任秘书,地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瓶颈”,既得不到主官的信任,又没有众秘书的通力配合,还有什么干头?于是,常以参谋部工作太忙为借口(郑此时还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不来军统上班。结果呢?正合戴笠心意,索性让毛人凤把秘书班子管起来。开始,戴笠怕招人闲话,先后调来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等出任书记长,可干得时间都很短。后来见反响不大,便取消了书记长的位置,让毛人凤以“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事实上替代郑介民负起了“内当家”的责任。对此,有人点评“代理”二字,极称“用得好”。因为按照规定,主任秘书和副主任秘书的职务,均须经过军委会的任命,唯独以“代理”的方式,行其偏锋,才能无所阻遏地达到目的。由此想到毛人凤当年在湖北黄陂县秘书科公干时,曾有过挂“代理”牌牌的经历,顿觉相映成趣。究竟属偶然之巧合呢?还是命中有此一缘呢?

“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1942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这时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缮写、校对、监印、封发、归档等项目,主办人员必须循此一一拟具处理意见,并写明每一过程的限定经办时间,再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有一定的讲究。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是快件;红色的为速件;紫色的是极机密件。这些不同颜色的标示,都有经办时间的确定含义,如有延误,必加追究,乃至以军法制裁。这样一来,相关的办事人员,都得拿出十分顶真的工作态度才行,否则,情报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当科长、处长的,责任更重,几乎天天都得加班加点,不把一大堆公文批示处理完毕,不敢歇息。然而,更为新妙的地方,还在于进一步地敛权。按照毛人凤的设计,情报运行的起点收发股与终点档案股,都由秘书室直接领导。

那些上档次的要件,如红色卷宗、紫色卷宗,基本上也由收发股直接送秘书室办理后,再转发有关处、科存案。于是,原先与各处、室平级的秘书室,无形中高出了一层,事实上成为提挈整个军统内部情报工作的“中枢”。

文件处理的规章制度出台后,首先遭到了一批老牌特工的非议,他们放纵惯了,不乐意束手束脚地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请示汇报,失去了“当机独断”的权力。为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机关公开化后,反不如“秘密时代”有效率,最后闹得去了委员长侍从室的唐纵也跑来找毛人风交换意见。毛人民静静地听完,淡淡一笑道,让科员拟办公文,固然难免缺乏创造性的弊病,但总可以应付日常,绝对不会出差错。一番搪塞,丝毫不露改动的意思,因为这一套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戴笠的统治,并且受到了戴笠的赞赏。

第二个方面是健全和完善待工系统的监察制度。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很欣赏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和西北“剿总”工作时不断向他汇报上司周伟龙和马志超等人动态的作法,并由此制定了用特工侦控特工的督察制度。制度规定:所有的外勤单位,部设专职人员,对一切活动予以监控。凡有违背规矩的,可随时过问传讯,并直接时机关本部督察室负责。为了体现这一规定的力度,凡担任外勤单位督察职务的人,一般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否则难以让人臣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老牌特工们忠诚不够,弄不好就与老资格的监控对象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欺蒙戴笠。因此,制度行之数年,效果不显。到了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以后,机构扩大了几十倍,人马上升到一千多,落实督察制度困难更大,戴笠煞是苦恼,希望毛人风能寻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接着,毛人凤就发明了“秘密督察”的监察制度。

听谓“秘密督察”,可分为内外两种:对外的办法是安排一批江山籍的“子弟兵”,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不显眼的职。平时,他们除了执行主管单位交代的工作外,都有暗中侦控本单位一切活动和一切人员的秘密任务,直接向“老板”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以免隔墙有耳。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秘密督察”使命能有效贯彻,军统局最机要的译电部门,统统换上江山籍子弟。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以及除重庆外各外勤单位给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手上过,一旦碰上有举报的内容,索性采用“江山型”的密码,以求万无一失地送到戴笠手里。为此,戴笠曾多次举办江山籍青年的译电训练班,用以充实译电岗位和提高“业务”能力。

对内的一套办法叫“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关照其他的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有一回,某传令兵趁守卫不备,从值班室里偷了一条裤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未等失主报窃,已经有“义务秘密督察员”去总督察那里举报了。总之,“周督察制度”的要求是“明察秋毫”。如果当“义务秘密督察”的知情不报,或者有隐瞒要害、泄露秘密的行为,通常都要受到严厉制裁。军统内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突然被送到禁闭室,甚至去上“小学”、读“中学”①了,连他的主管上司都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被别人检举“违法”呢,还是没检举别人“违法”?一时里,内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自危,谁都怕被别人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

①军统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为“中学”,称贵州息烽监狱为“大学”。上“小学”,读”中学”、“大学”,暗指去上述地方坐牢。

第三个方面是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建立好的“家风”。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却是和风细雨、透着温馨气息的软招数。毛人凤觉得大凡治家之术,有威还须有恩,有硬还得有软,所谓软硬兼用、恩威并举。军统局成立以来,正值“国难”

深重时期,重庆的生活资料匮乏,物价昂贵,维持一个膨胀得过快的机构,单靠老蒋一年拨下的数百万元“特别费”,哪够开销。再加上“老板”习惯于大手大脚地花钱,“伙计”们就倒了大霉,经常连工资也发不下来。特工也是人,也要养家活口,逼得没有法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去敲诈勒索的,明抢暗夺的,包娼窝赌的,栽赃奸骗的,乃至公然行劫的,一时里闹得怨声沸沸,声名狼藉。

其实,这些恶行由来已久,在“剿匪”时代,由于言论受到箝制,一般人吃了苦头,敢怒不敢言。眼下,已是“抗战”时期,言论趋于开放,受害者有了说话的地方。另外,特工人数的猛增,不良影响更趋扩大,招致一些政坛上的异己力量,借着碴儿抨击军统。戴笠多次在局本部大会上自嘲自骂地训话说:“外边不少的人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于是,为了对外改善“社会形象”,对内讲究“和睦气氛”,毛人凤又亲自出马,整饬家风。首先从关心职工生活入手,比如局本部的伙食,尽量搞得丰富些;大小特工的家庭成员凡是可以就业的,尽可能予以安置,实在无法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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