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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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
　　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
　　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
　　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
　　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
　　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小说下载
　　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话向我道歉。
　　其实沃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
　　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的格外注意。
　　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
　　于是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给予则个。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
　　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
　　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沃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么？凭你和沃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连老父亲也说：“我看沃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
　　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沃克是肯定会答应的。
　　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沃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
　　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沃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具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
　　妻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
　　沃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沃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你我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
　　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沃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
　　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
　　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
　　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沃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
　　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做你的妻子吗？”
　　沃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
　　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
　　沃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
　　我说：“猜不到。”
　　沃克说：“你认真猜猜。”
　　我想了一会儿，摇头。
　　沃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们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的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
　　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的话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沃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
　　他思考片刻，低声道：“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吧？”
　　我说：“随你。”



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


一、哪怕只有一丁点权力
　　一日一个朋友找到我，商议怎样才能为她的两名同事雪耻并伸张正义——她的单位派出一男一女去河北某县催索债务，于晚九时许，在火车站候车时，被突至的“联防队”强行扭到站前派出所，理由是怀疑他们一男一女坐在一隅窃窃私语，有进行“卖淫交易”之嫌。
　　怀疑不过就是怀疑，没有口供岂能定案？
　　口供怎样来？——打。
　　男女二人被铐上手铐，分开来逼供。
　　几名审讯那女子的联防队员围着她，一个个故作色情相，口出污言秽语，下流不堪入耳。且动手动脚，满足一点点邪狞心理。而隔室，一声声传来男同事遭打时发出的哀号。胆小的女人双手被铐，身遭凌辱，耳闻其声，抖瑟成一团，不由得心惊胆战。逼问什么，供认什么。审讯者们对细节产生极大兴趣。既然他们有兴趣，不回答是不行的，不顺着他们回答也是不行的。违心地顺着他们回答了，他们便发出心理满足的笑。
　　联防队听说她是本县人，父母家在某村，第二天派人去某村通知其父母，交出一千元钱保人。父母惶惶赶来，交了七百元现金，写了三百元欠条，才保出他们的女儿。
　　而她的同事，因本地没有熟人可来保他，身上也没带多少现金，继续被铐在桌腿上熬过了半个白天，写下一千元钱的欠条，才获得自由。
　　我听了不信，那作副主编的朋友的爱人，有天晚上就将那位同事带到了我家。那三十五六岁的女人，没说几句话便哭了起来。朋友的爱人告诉我，她们单位的领导对此事极为愤慨，许下诺言，谁能伸张正义，使执法犯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除了一切费用由单位支付，谁还享受该单位名誉职工的待遇。
　　我见那女人双腕上有紫黑色的被铐过的肤痕。一问她，事情过去多久了？
　　说已半个多月了。
　　半个多月了，肤痕仍那么紫黑，可知当时该是怎样的情形了。
　　她挽起袖子给我看，双臂上竟有烟头烫过的痕迹。
　　我问她照过像没有？
　　她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要留有证据。
　　她说她没想到过这一点。她说丈夫是个烈性子的男人，向朋友借了一支双筒猎枪，几次三番地要去找那些联防队员算账，搞得她每天提心吊胆，更操心丈夫别再去闯什么大祸，对自己遭受的虐待和凌辱，反而已有几分麻木了。
　　问她什么叫“联防队”？
　　她说在她父母居住的那个县，治安警似乎人数不够用，雇了一些人。
　　问是些什么人　？
　　她说是些农民。
　　问是些怎样的农民？
　　说是些在家里不愿种地，出外打工又嫌挣钱辛苦的青年农民。
　　问当联防队员给钱多少？
　　说据当地人讲，每日三五元钱而已。但是“奖金”多。“奖金”便是各类罚款。大头儿归派出所，小头儿归他们分。所以，他们多逮人，多罚款，派出所是高兴的，也是支持和撑腰的。故对他们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采取鼓励和怂恿的态度。因为只有任他们使用他们的方式，才能逼获“保释金”之类的钱。若由警察去公然地干，怕多少会有损形象。而他们干，即使惹出了麻烦，由警察们出面调停、斡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这件事，我去找过妇联的朋友，朋友表示同情，但亦表示爱莫能助。我问他是不是不信？他说有什么不信的？可妇联每天收到的诉苦信、求助信多了，接待的上访者也多了。想都管，管得过来么？其中控告对象直接便是公检法人员的事件相当不少，妇联不能总是充当代表妇女姐妹和公检法对着干的角色哇？何况，比较而言，我代别人反映的事件，非说严重，也严重不到哪儿去。至多是个需要进行批评教育性质的问题。人家真的批评教育了没有，当事人还是个不知道。
　　我说那所谓“保释金”总该退给受害者吧？
　　他说你怎么这样傻？“保释金”不就是他们的奖金么？既然分发了，还能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么？
　　我不死心，代我的“当事人”——尽管我不是律师，但人家找到我，求到我，无形之中的，我也就成了人家的“代诉人”了——给公安部与河北省有关方面发了几封信，如泥牛入海，空谷无音。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出差从外地回来，妻交给我一张名片，乃是河北省某县县委副书记的名片。事情正是发生在那一个县里。妻说来客是我复旦大学的校友，高我两届，来时还带了些水果之类。
　　我一想，心内也就明白几分了。
　　后来，那女人的老父亲，因那一件事的发生，一气之下病故了。她料理完父亲的丧事，自己也病了，便再没找过我那朋友，也再没找过我。我呢，也就从这件注定了不可能真正替她伸张正义的事中自行解脱了。我必须有这点儿自知之明。其实我们三方最终都心照不宣地明白了一点——认了罢。区区小百姓，不认又能怎样？
　　河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在“扫黄”中微服巡视，正巧发现某地书摊公开兜售黄色书刊，进行批评和侦询的时候，却被维护市场治安的警察以扰乱市场治安、干扰市场经济秩序为罪名逮了起来，并被审讯。
　　这一件事情，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位副署长亲口对我讲的。当时在场的还有老作家李国文同志。这位署长接着讲到了另一件事。新闻出版署几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为了对黄色书刊冲击和占领书刊市场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在征得新闻出版署和党校负责同志的批准之后，前往某地。
　　他们在一出售黄色录像带的摊床前买了一盘，离开没多久，追上来一名三十多岁的女人，神神秘秘地问他们还买不买，说她有许多种。如果他们买的多，她可以按批发价优惠。
　　他们说不买了，一盘够了。
　　那女人说不买不行。
　　他们问怎么不行？
　　那女人说你们买黄色录像带是要受罚的，并威胁说严重的还要收审。
　　他们说你强迫我们买就没事了么？就不怕受罚、不怕收审了么？前面一百多米处就有进行盘查的警察，你怎么敢这样做？
　　那女人笑了，说他们是不会罚我的，更不会收审我。你们如果多买我的，保你们没事儿，保你们顺顺利利地通过。如果不多买我的，你们今天可就有麻烦了。
　　他们自然都是有些不信邪的。上了车，直往前开。邪存在着，不信是不行的。结果车被拦住，警察上来了，说看到你们刚才买黄色录像带了，想受罚还是想被收审？
　　他们再不明智那时也得变明智些、变乖些了，都说那我们就受罚吧！
　　于是几个人兜里的三千余元尽数被搜去。
　　问：有个人企图强迫我们买，你们怎么不管？
　　答：你们无权问的就别问。我们只管买的。
　　后来还是新闻出版署派出一位副署长，去向河北省委宣传部进行交涉，才索回了罚款。
　　中央电视台某专题摄制组，途经一处两省交界之地，司机将长途汽车开到了一饭馆前，催促乘客赶快下车用饭。摄制组的同志随乘客们走进去，见环境极脏，于是打算退出，到对面看起来较干净的饭店用饭。几人转身时，却见店门已被锁了，而且有人持棍把守。一般乘客哪里还敢有不悦的表示？只有端上来什么吃什么，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的份儿。图个平安无事。只我们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这几位朋友，执意离开。结果没说上几句理，从后店冲出几个汉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其中一人，发现窗外站着警察，大声呼救。警察的脸从窗前一闪，不见了。挨打之后，随身所带的钱及手表、相机一概遭掠。摄制组的成员中，有几位朋友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忍无可忍，齐发一声喊，与对方们拼搏起来。那警察才又“适时”出现，加以制止。未对店家们所雇打手们进行一句盘问，却将摄制组成员带到派出所大加审讯。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外屋正审讯着，里屋店主在向所长“上贡”奉献之物，皆系从摄制组成员或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