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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历史在民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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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前,她们中许多人,只不过是些刚毕业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或卫校的在校生。她们的英雄气概产生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她们的献身精神诚如“志愿军”三个字所体现的,是一种志赴崇高的“志愿”。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女性中,她们身上折射出的是最壮丽的光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孩儿,一入中学,母亲们就会经常教诲她:“不小了啊,该有点儿大姑娘样儿了!”当然,她们还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只不过不再被视为小姑娘了。
于是,母亲们的经常教诲,对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们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们便开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样儿了。
不必急于细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的大姑娘究竟是什么样儿,还是先谈当年的少女们吧。
据我看来,与当代少女们相比,她们有比较幸福的一面。
第一,虽然是中学生了,但学业绝对不至于对她们构成什么压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生也只上半天课。中午放学后,除了完成作业,其余时间她们基本上是自由的。而完成作业,一般两个小时绰绰有余。因母亲们大抵是家庭妇女,其实并没什么家务吩咐她们做。倘有哥哥姐姐,则她们更闲在了。倘有弟弟妹妹,则她们应该做的事,不过便是哄好弟弟妹妹别哭别闹,所以她们有相当充分的时间自由支配。当然,也有家里生活特别困难,母亲卖冰棍、摆小摊儿,揽到家里些零活儿做的。那么,这样的少女就闲在不了。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母亲们,一般不会指令自己上了中学的女儿去接替自己卖冰棍或摆摊儿。她们虽是家庭妇女,却比女儿们更在乎女儿的外界形象如何。母亲们爱护女儿们的外界形象,甚过爱护自己的外界形象。只要那女儿有哥哥弟弟,母亲指令接替自己的,往往是儿子。
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须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教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
少女们被暗示要“像大姑娘样儿”,不成文的训条之一便是少动多静。结果是——她们还能聚在一起玩玩儿的,也就只有“欻嘎啦哈”了。这恐怕是北方少女特有的玩法,南方少女未见得也玩儿。所谓“嘎啦哈”,是猪或羊腿关节处的骨轴。以羊的为佳,小巧形整,每面涂上不同的颜色。可独自玩儿,也可两人以上五人以下合玩儿。玩儿时左手抛起一个布口袋,右手同时撒出四到六个“嘎啦哈”。左手接住布口袋时,右手须在那布口袋降落的瞬间将“嘎啦哈”全都抚为同面朝上。至今我还没发现过,也没想出过比这一种玩儿法更能训练眼疾手快的另一种玩儿法。此玩儿法或许是蒙人传给汉人的。当年有的少女的一副“嘎啦哈”已被玩儿得油亮,而且是由成了大姑娘不再玩儿了的姐姐传给她们的。母亲们一般不会反对她们“欻嘎啦哈”,因为总得允许她们玩儿一种项目。四个少女各自盘腿或蜷腿相向而坐,不声不张,几乎静悄悄地玩着,是当年的母亲们看着也颇欣赏的城市女儿图。“嘎啦哈”难凑,更多的少女们便以桃核代替之。
像中学男生们开始互相借书一样,少女们开始彼此讨要花根、花苗、花籽。家家窗前屋后都有起码几平方米土地,便成了她们栽培自己喜爱的花儿的花圃。少女喜爱花儿是符合她们天性的。但使我至今也找不出什么原因而且始终奇怪着的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爆发前的中国少女,不知为什么爱读书的极少。她们是小姑娘的时候并不特别爱看小人书,她们上中学了也并不特别爱读小说。如果她们爱看,她们比今天的少女们有充分得多的时间。当然,一个原因是,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家庭的少女,大多数家庭没有任何书报。大多数父母没有读书的习惯。我在当年的小人书铺里,很少发现少女们的身影。一分钱就可以看一本小人书,甚至可以看两本薄的。少年们每个月能从父母那儿得到几分钱的奖赏,我想她们也会得到的。
倘她们不属于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们自然也是遗憾的,但绝不至于像今天的父母们一样着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终日起来。因为当年上学是为了识字。既已是中学生了,便一辈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们也就觉得对她们尽到了义务,满足于这一点了。大多数的她们,自己也满足于这一点。不就你是优等生,我不是么?但你能读,我也一样能读;你能写,我也一样能写呀!中学毕业之后,不都是要参加工作的么?不都是要学三年徒么?学徒期间不都是只有十八元的工资么?以后不都是要凭工龄、凭实际工作表现涨级么?……
的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她们中,只有极少数立志要升高中考大学不可。普遍的她们,自己并无很强烈的愿望。普遍的家长,也只打算供她们读到初中毕业。当年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较多,这使她们对自己前边儿的人生没有什么太严峻的忧虑。
不消说当年中国人还没听过“电视”二字,平民阶层十之五六的人家连一台旧收音机也没有,一个院儿七八户人家往往只有一户订晚报的。几乎家家都没有书架,更无“闲书”。如果学校不组织看电影,少女们是不会像少男们一样,合伙捡点儿破烂儿卖了,结伴儿去看场电影的。也不会像精力过剩得没着儿的少男们似的,三五成群不嫌累地走到市里去盲目地东游西逛。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她们并不显得特别寂寞。恰恰相反,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她们不寂寞,也许因为她们之间有足够装满心怀的友情。一名少女当年伤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于她们之间的友情发生误解了,出现裂痕了。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在别人家里见过这样的情形:
一个少女一回家就哭。
母亲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妈(或她爸)打她了!”
那么那个“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小姐妹。
小姐妹在家里挨打挨骂,她会难过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来。每一回忆,心为之感动。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间,是否还存在着那么样一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种醇香如亲情的友情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填补,无好坏之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对较为淳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少女,往她们空旷净静的心怀里填补的大抵是淳朴。
当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发生了冲击性极其猛烈的大事件,比如“反右”。但她们距这大事件甚远,不太能感受到它的猛烈性。只有父母受到危害的她们,才体会到祸殃自身的悲苦……
打扮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吉(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澈。她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撒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毕业以后,她们就被视为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暂的,短暂得几乎可以说稍纵即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岁,无论工作与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虑婚事,父母们也会按捺不住地张罗着为她们东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岁以后还没嫁出去,那么就将被视为老姑娘了。而一个家庭若有一个老姑娘,那么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里。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一段短暂的年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妇了。从大姑娘到小媳妇,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们对工作并不怎么挑拣,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兴兴地去上班。工资是全国平等的。脑体之间基本无差别,机关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行业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男女之间基本无差别。在此种种基本无差别的前提之下,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满意的她们,虽也羡慕这些方面比她们幸运的别人,但一般不至于羡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程度。
上班的她们,普遍还买不起自行车。如果单位远,她们每天需六点多钟就离家。从居民区走到有马路的地方,才能挤上公共汽车。为了不迟到,她们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离家。那样就省下在厂里换工作服的时间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工作服走在路上觉得挺神气。如果那工作体面,那厂是大厂,有名,则她们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不仅觉得神气,简直还往往觉得美气。她们穿那样的工作服,能吸引较高的回头率。向她们投以热烈目光的,当然都是小伙子。
她们中当护士的,无论冬夏,常喜欢将雪白的护士帽戴在头上。医院是被刮目相看的行业,戴了雪白护士帽的她们,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时她们就尤其显出大姑娘的矜持来。
餐饮行业也戴白帽子,与护士在医院里戴的白帽子区别不大。故有在小饭馆工作的她们,也戴了白帽子招摇过市,内心里乐于被路人看成大医院的护士,所谓“过把瘾”(但不死)。
当年有小伙子冲着一顶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饭馆服务员的事,成了相声、小品和小说、戏剧中的喜剧情节。
她们上班时,邻家没有长大的女儿的母亲一出门碰上了她们,投在她们身上的目光是很复杂、很微妙的。那一种目光告诉她们,母亲心里在想——盼到哪一天自己的女儿也开始上班挣钱呢?她们每月十八元、二十几元的工资,对一个平民之家的经济补充非同小可。那时她们嘴上礼貌地问着好,内心里体会到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出落得标致的大姑娘,仿佛是她家的“名牌”,是父母共同拥有的“专利”。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们并不特别具有“商品”的属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没有“大款”及“富豪”,故她们自己的头脑中,绝然不会产生通过“傍”或“嫁”而成贵妇的念头。她们的父母一般也不太会有指望经由她们的“流通”而改换门庭的不切实际的心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母不像现在的某些父母那么开通,如果她给自己找的丈夫和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不管是不是真爱,不管那男人是处长还是局长,家人都会觉得是奇耻大辱而闹得天翻地覆。
小时候我家前一条街上,有个标致的二十一岁的大姑娘,死活要嫁给一位死了老伴的五十二岁的商业局副局长,结果是她没死,她母亲死了。在一辆“上海”牌儿小汽车兴师动众地来娶她时,她母亲喝了药臭虫的“敌敌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先,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也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婚姻的某些新观念具有着强大的说教力,并且深受人们的普遍拥护。某些旧思维或被冲击垮了,或被人们觉悟到是一种丑陋,自觉地抛弃,甚至自觉地抵制。父母将女儿待价而沽或女儿将自己待价而沽,一个家庭的名声也许就完了。共和国的新工人阶层没有财富,家庭名声是他们唯一重要的“不动产”。几千年来的旧意识本非他们自愿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头脑虽简单,却很适合往里装新意识。头脑里装进了新意识的他们,是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拿家庭名声开玩笑的。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的待遇。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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