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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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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品紧急权力。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却又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将这些保证一笔勾消。如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为其自身的原则而斗争。“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这就有劳诸君作决了。”

中间休息时,反对这一措施的敌人动员起来了。会议一恢复,社会民主党领袖便在发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节奏的喊声中(“我们要授权法——或放火和屠杀!”)发言,勇敢地提出抗议。虽有巴本的力谏,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忆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馆起义时之情景。他用讽刺加谩骂攻击了社会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叛,而且吓坏了中央党。投票开始了。当戈林宣布选举结果时(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国社党人同时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好像一场足球赛终场前几秒钟他们的队踢进决胜的一球似的。他们伸开双臂,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

“高举旗帜!

紧密地站在一起,

冲锋队员向前挺进,

步伐稳健,平静……“

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民主便被从德国国会中一笔勾消了。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其它党派将希特勒誓不放弃的权力拱手交给了他。而交给了对他有用的权力,也很少被放弃不用。

中央党领袖收到了兴登堡的来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您,总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正式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这些话系出自真心诚意,使暂时受到出卖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国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许多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还有不少人用较隐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务员与官员们(与其它国家的公务员和官员毫无两样)坚守岗位,使政权机器得以顺利转动,好像最保守的党已获胜似的。

国会内所获胜利,使许多原来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业家们公开了身份。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开在街头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写给希特勒的贺信中说,他与他的同事们坚信,德国终于取得了“建立稳定的政府的基础”。作为报答,克虏伯被选为德国工业界的沙皇,从而批准了大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姻。

希特勒选择赫加尔玛·沙希特出任帝国银行总裁也非偶然。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协助希特勒与工业界取得联系,与他一样,也憎恨民主和议会主义(希特勒的财政大臣批准了这一人选,因为他认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时,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适当的谎言家”,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回忆说,“他将真理延伸,直到他认为正确为止”。

在这一选择之前,希特勒曾问沙希特,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计划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沙希特拒绝说出具体数字。但宣布,“将最后一个失业者从街头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钱,帝国银行就能提供多少钱。他取得了这个职位,一上任便发行了“梅福”券——这是由四家军械商联合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国家负责其债责。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实际上与本票无不同之处,系一种短期借贷,期限可延至5年。沙希特计划之本意是无限地为政府提供贷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规模地武装德国。

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

(4)

革命在进行。但由于表面看来没有流血,许多德国人并不理解——或不想理解,这场“褐色革命”的初期有个很不惹人注目的名字叫“协调”。看来,统一祖国的过程进展顺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置于纳粹统治之下,并为独裁统治播下种子。反抗之所以不烈,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坚持法律。由此,反对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魏玛共和的政府。在授权法开始实施当天,社会民主党向各地分部发出了一套指示,该指示表明,社会民主党是何等迟钝。关于应如何回答各种问题及其它世俗问题,该指示作了详细的说明,唯独对正在进行的纳粹革命应如何看待,里边只有一段文字。正当纳粹夜间在他们的领导人家里搜查武器时,正当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抛进监狱时,原应作为保卫民主的堡垒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告诫党员,不要再记错帐了!

“全市都处在恐怖的传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谨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写到柏林时说:“我骨子里感觉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整个城市“都在窃窃私语,说那里在晚间非法抓人,还说冲锋队又在兵营内吊打犯人,强其他们往列宁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旧袜等等。它们被政府的愤怒喊声淹没。政府通过其万口千人进行反驳。”

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镇上,人们被一系列的群众集会,游行和壮观的场景搞得眼花缭乱。群众组织,被自愿“协作”进了国社党的组织。慢慢地,每个公民都发现自己与当局有了牵连。人们熟悉的老街被换上了新名。例如,在赫尔纳,拉道斯广场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贝贝尔大街成了赫尔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几乎都有新组织出现:什么母亲乡间学校、母子福利组织、儿童野营团、食品供应福利组织,等等,真是层出不穷。

在希特勒劝说选民投票选他的努力失败后一月,他采用渐进协作的方法,暂时赢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信任。伊舍伍德看到,这些友善的公民们,以赞许的目光注视着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这些年轻人“脚穿大皮靴,大摇大摆地穿街走巷,决心推翻凡尔赛条约,他们满心欢喜,因为夏季又快到了,因为希特勒曾保证保护小商小贩,因为他们的报纸告诉过他们好日子正在来临……他们像小学生一样,偷偷地快乐和激动,因为他们的买卖对手犹太人,以及被称为少数、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者,犯有使国家失败和通货膨胀的罪行,且要受到惩罚。”

自政权更迭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系统的迫害。由于在室内发现有一把面包刀——被武断地说成一把凶器——埃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银行存款便被没收。在德国,这些都被诬为外国的宣传,而在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则对美国犹太人的领袖保证说,对德国犹太人的人身迫害“实际上已结束”。即使如此,国外自由派人士的呼声仍使希特勒更加烦恼。他宣布,除非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停止他们的恶意宣传,否则,德国的犹太商界就要大吃苦头。

然而,呼声并未终止。4月1日,希特勒用这句话予以抵制:“我认为,本人今天的行动是与上帝的旨意相符的:反对犹太人是为上帝而战。”这仅是一个试探性步骤。希特勒好像在试探,看他的同胞会让他走得多远。在抵制的前夕,意大利大使塞鲁提曾以墨索里尼的名义劝他软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希特勒回答说,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屈指可数,总统并不了解犹太人的问题,而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已从各个角度作过多年的研究,谁也没有这样研究过”。他“绝对肯定地”预言,在五百至六百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在每个国家受到崇敬,“因为此人一举将犹太人从全球永远消灭”。

在大部分犹太商店和办公室门口都布有褐衫党徒。暴力事件不多;年青的冲锋队员们在提醒顾客他们光顾的是一家犹太商店时,也大都彬彬有礼。“围观的一群群行人——觉得有趣,好玩或无动于衷。”伊舍伍德对一家百货商店进行了观察。许多人进了那家百货店。他自己也走了进去,随手买了一个豆蔻粉碎片,挥舞着包裹,走出门来。有个年青的冲锋队员,向他眨了眨眼,作为对他这种挑衅行为的回答。虽然抵制者得到了某些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号召农民支持他们),却抵制不了大百货商店和银行。不到三天,抵制便结束了。

兴登堡本人对继续采取反犹措施也表示反对。他给总理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谴责对参加过战争的犹太老兵进行歧视。“如果他们值得为德国而战和流血,他们也值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而献身。”然而,老头子却不是那人的对手。希特勒回答说,垄断了法律界和医务界百分之八十的犹太人,现正朝政府部门钻。“古老的普鲁士州之所以如此干净,其原因之一是,在公务部门只允许有限的犹太人栖身。军官团几乎是绝对纯洁的。”这个论点是无法不使这位老元帅信服的。这点,以及他对战争老兵会作某些考虑的含混的许诺,使他得于在4月7日实施法令,解除犹太人在各公务部门的职务,并限制他们在法律部门任职的自由。同一天,希特勒告诉医生联盟,他本人了解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尤其是青年医生。这样一来,他便巧妙地暴露了他的双重的世界观。“恰恰是为了这些年轻人,我们才有必要用强硬的镇压异族的办法,为他们行医就业创造生存空间和可能性……这项正在进行的民族净化工作,也许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基础。”

几个星期后,根据《反对德国学校过分拥挤法》,高等学校里的犹太人的数目减少了。在与贝宁主教和天主教要员施泰因曼阁下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为此举辩护。他提醒这两位牧师说,教会曾禁止犹太人散居,只允许他们聚居,且不允许基督教徒与他们一起工作。接着,他解释说,在他眼中,犹太人“是国家和教会的恶敌,他要驱逐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特别是将他们从学术部门和公共职业部门逐出”。他不外乎是在有效地做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会试图要做的事情而已。

许多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其他人则觉得,反犹计划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的。多少世纪以来,他们用随大流的方法生存了下来。曾产生过歌德和贝多芬的民族会拿他们怎样呢?另外,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东方的犹太人。

国社党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本身却不团结和组织涣散。它取得政权时,其干部结构是脆弱的,关键职位上的“老战士”也太多。党在迅速发展,党员人数已达150万,还有100万人申请入党待批。但是,看到党变得如此臃肿,希特勒并不高兴,于是,他便于5月1日令施霍茨停止接受入党申请。

这也标志着他攻击工会的开始。他宣布那天为“国家劳动节”,并把它作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团结节日加以庆祝。当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召开了大型群众集会,参加者有数万名工人和劳工领袖。他们倾听元首阐述劳工之尊严和国家团结之必要。除照射元首的灯光外,其余全部熄灭;听众诚惶诚恐,鸦雀无声。他虽泛泛而谈,但其热情却是如此感人,以致在他结束讲演时,工人们热烈欢呼,似乎他已将世界许给了他们似的。工人们还未从他的语言魔力中苏醒过来便在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众人的热情刚刚消失,天空又出现了礼花。“这真是个勇敢的、壮丽的节目”,法国大使回忆道,“离开会场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客人都坚信,一阵和解协调的浪潮已席卷了整个第三帝国。”

次日,在警察的协助下,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全国占领了工会的办公室。昨天还保证支持新政府的劳工领袖。今天却在家里被捕;工会的档案和银行存款全部被没收,劳工的报纸也被封闭。至傍晚,有组织的劳工工会便在全德国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劳工们保证,在新的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下,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日子也会更富裕。没有起义,也未出现有组织的抗议;至月底,庞大的劳动大军便在卍字旗后边乖乖地前进。他们阵脚未乱便从红变褐。

成功并未使希特勒过激。希特勒变得小心谨慎,使党内的激进分子摸不着头脑。这点,可在5月中旬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呼吁世界和平的答复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说,总统建议让美国介入欧洲关系以作为和平的保证,德国对此可能表示欢迎。上台后的最初日子里所提的好战的要求消失了。“德国政府希望与其它国家的所有困难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德国深知,欧洲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使完全成功,与可能得到的东西相比,牺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希特勒对总统果断地推行新政的作法是真心钦佩的。)“我同情罗斯福先生”,两月后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因为他敢于超越国会走廊和国家机构,直接朝自己的目标挺进。”希特勒接着说,他本人是欧洲唯一敢于表示“谅解罗斯福总统的动机和方法”的领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党的人才敢于如此彻底地改变方向。“在我听过的希特勒的演讲中,这篇是最好的”,罗茨纳给他的孩子们写道。“我常常不解,为何纳粹能一举将其反对派铲除——例如施特莱斯曼和勃鲁宁——而他又敢发表那样一篇抚慰的讲话!反正,这是有关专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们便如羔羊一样驯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毕苏斯基(*约瑟夫·毕苏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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