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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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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一个反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 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之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
蒋介石也同样满腔热情。“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他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厌恶民主，却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则（“数十年来，吾人对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却一无所得”）。“法西斯主义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个月后，蒋介石告诫其党的头目们说，“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领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伟人，定能作全体党员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员当需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党效力，此也即为社会、民族和革命效劳。从吾人参加此革命党之日期，吾人已将自己之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献给此党及其领袖……为此，吾人才得以被谓为真正法西斯主义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之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勿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责。
第十五章 “如此渺小的人虫”
1937。2938。2
希特勒于1937年1月30日发表演讲后，又在三个月后发表了一篇更加泄露天机的演讲。这篇演讲发表于福格尔桑，听众是800名致力于政治教育的地区领导人，是最精锐的骨干分子。这是一篇坦率的内部讲话，是内容一再重复的独白。他的演讲抱着双重目的：一方面对这些党的骨干进行训导，教他们如何完成职责；另方面是为庆祝对3000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人进行政治训育的开典——他希望内中有一人能继承他的衣钵。
他活像是梅特涅或马基维利教导自己的儿子似的，谆谆教导他们应如何玩弄政治和外交手腕，在实际中应如何左右群众。“一个组织只有在它能自然而然地压制个人的自由使全体受益时，它才会有前途。”他们不能容忍高于民族的权力的原因就在于此。“不管它是什么人，连教会也不行。”他将其极权主义与民主作了一番比较，把后者比作一个蚁窝，使人人各自四散奔逃。这些民主分子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个人。“他们软弱，一文不值，毫无抵抗力。”让一般人去关心会使更高级的人物头痛的问题，这是多么荒谬可笑。想象一下吧，若把最后的决策重担，例如莱茵兰危机的决策重负，加在“如此渺小的人虫”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吧！假若不得不把四年计划首先提交给一个民主议会，情况会怎样？“只有犹太人才想得出这种蠢见”。
接着，他便提出了选择未来的领导人的问题。他说，地位和财富是无关紧要的。这可说是在谈论他的童年。“唯一需要的是才能。他们的父母是谁，这是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抽象思维是毫无价值的。元首必须有能力领导。他必须能够说，‘必须这样做，我心里明白’。他必须与贯彻执行他的计划的人们磋商，但是归根结底，他要能坚持自己的主意并作出决定。决定必须由他来做。”还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比这更漂亮的呢？
在对一系列问题作出实际指示后，他突然把话题转向犹太人威胁问题。他的话虽然说得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但大厅内的每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就本人而言，我迈出一步后不得不再抽回来，从而给我们带来损害。你们知道，我常常是铤而走险的，但决不过分一步。我们得问一问：‘我能捞到什么？什么捞不到？’”厅内出现了笑声和掌声。希特勒立时动用感情予以回答。“我不准备立刻向我的对手提出决斗。我说‘决斗’，并不是单纯要打架取乐。相反，我要说，‘我要消灭你。我要动脑筋将你逼入死角。除非一剑穿你心房，否则，我将不动你毫毛！就得这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毫无疑问，是要用屠杀犹太人的方法将问题解决。听众自发的嗜血成性的尖声怪叫把他的话淹没了。这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还保存在录音带上，以提醒人类的子孙后代，人类的原始野蛮残暴是什么样子；同时，它也可提醒人们，这种狂叫与罗马圆形大剧场内，观众看到格斗者倒毙于地时发出的喊叫声是何其相似乃尔！
狂笑声沉寂后，希特勒又变得心平气和，又据理讲了一大堆实用可行的方法，好像刚才讲的一席话要秘密收藏起来似的。演讲结束时，他号召全国全面武装起来：“我所要求的，是让德国人民振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不是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民族！”厅内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即使是无谓的牺牲，在我看来，这也不是德国历史的最后一章 ，而是倒数第二章 。最后一章 将由我们来写！”
除了对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希特勒从未如此坦率过。演讲方式之随便，以及几乎未动用感情——除了在短时间内，即当他泄露其对犹太人的可怕的计划时——这本身就是可怕的。若抛去其虚伪，这是一篇冷冰冰的、早有预谋的独白演讲，是几乎享有绝对权威的人所作的演讲。
（2）
几乎完全是独裁者的希特勒，他依然是个画家。对他而言，艺术与政治是不可分的。为了推行纳粹之艺术与建筑，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散鲍豪斯建筑学派组织。这个组组始于世界大战结束，奠基人是建筑师瓦尔达·格罗皮埃斯，其目的在于通过综合利用绘画、雕刻、工业设计和建筑艺术，试行创立一种实用建筑学。这个学派吸引了一些欧洲最有才能的建筑师和画家（例如克利、康汀斯基、费宁格和蒙迪里安等，是现代派的缩影。因此，对属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希特勒而言，这简直是十恶不赦。
最受他推崇的建筑师是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教授。“我再也无法容忍在此之前我所画的东西了”，希特勒后来向斯佩尔承认，“能碰上他我是多么有幸！”他对教授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曾对特鲁斯特的娇妻私下说过，“一旦他上台并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后”，他一定要去拜访她的丈夫，因为他的杰作“明快、有力，高雅。”（在他的回忆录中，斯佩尔说常常陪希特勒去特鲁斯特的工作室，把教授看作是他的“第二个老师”。他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鲁斯特太太却矢口否认这点。本人1971年采访她时，她说，施佩尔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只是在她丈夫逝世后，他才被带去过教授在慕尼黑的工作室）。
也许，使希特勒记忆最深的工程是为慕尼黑设计建造的德国艺术馆——所需建筑费用是公众捐献的。希特勒本人曾于1933年秋参加该工程的奠基典礼。盛典开始前，数以万计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一直游行至建筑工地。泥水监工和工人们穿着中世纪的服装迎接元首。乐队奏完《诗乐会》序曲后，希特勒发表讲话，再次宣布其关于德国文化任务的理论，之后便将“德国艺术首府”的雅称赐给了慕尼黑。片刻后，在他为艺术馆奠基时，人们的心凉了半截儿——他用的是银锤，由于用力过猛，锤子断了。人们沉默了，因为按迷信的说法，为奠基时锤子断裂，建筑师就会死去。戈培尔试图将此事搪塞过去：“元首抡锤时，锤得坚定有力。”在希特勒看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他相信这是个凶兆。特鲁斯特也心中害怕，不到几天他便因心绞痛而住院。几个月后，他死于肺炎。
特鲁斯特太太继承了丈夫的事业。每逢去慕尼黑，希特勒总要去她的工作室看她。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建筑学。她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女人，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天，有人问她对斯佩尔有什么看法时，她转身对元首说，如果希特勒先生要她丈夫设计一座高100米的大楼，特鲁斯特教授就会想一想，次日便会向他回禀说，从建筑学和美学观点看，此楼只能高96米。“但如果你对施佩尔说，‘我需要一座高100米的大楼’，他就会立刻回答说，‘我的元首，200米！’你会说，‘我看中你了’。”希特勒不但没有被触怒，反而与众人一起大笑。“他总是喜欢大笑”，她回忆说，“说真的，希特勒真有幽默感——是发自内心的，不像施佩尔说的，是冷嘲热讽。”
特鲁斯特太太的攻击并未使希特勒反感，这使他的副官们颇觉惊奇。与她争论只令他激动——在某次值得纪念的场合却是例外。1937年夏天，德国艺术馆落成了。为庆祝该馆的落成，他们准备在该馆搞一次大型的艺术展览。所用的展品由评判人（包括特鲁斯特太太在内）进行选择。一大批现代画入选了。希特勒认为这些都是堕落的作品，于是，在开幕前一天，他与特鲁斯特太太在展馆内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她争辩说，这些展品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德国艺术的典型性。她指着一叠被拒绝的作品说，“这些都是灰色的。我们的祖母就已不接受这些作品。”画的颜色已褪为暗黄。希特勒指着一幅巨画——画的是一个男人在山上拉小提琴——问，这幅为何没有中选？“不可能入选”，她反驳说，“太漂亮了，展览不起。”她问希特勒，为何要在第二次打击后他才接受某个画家？争吵越来越尖酸刻薄，随行人员都往后退缩。希特勒一直未提高嗓门，但态度却很冷淡，且一本正经。她置这些风暴信号于不顾，说她不能背叛自己的艺术信念。“既然您不批准我们的展品，且又有不同看法，我立刻退出评判团。”元首冷冷地与她道了再见，把选择展品的任务交给了摄影师霍夫曼。然而，几个星期后，希特勒又前往特鲁斯特工作室，好像什么事未发生过似的。
7月10日展览开幕那天，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内都挤满了歌颂德国两千年文化史的游行队伍。胸挂大卍字图案的条顿武士抬着一轮巨大的红日，其他人则抬着用锡箔裹好的大卍树模型——据传说，这是宇宙树，能将天、地和地狱连在一起。与旧式展览相比，这次的展览并不怎么让人们唤醒过去。最现代派的画莫过于阿道夫·齐格勒等画家的作品。展品中虽然有不少好的作品，尤其是雕塑作品，但大部分却是异想天开或豪气冲天的作品，不是充满田园诗意就是充满对农家生活的幻想，对战后德国生活之困苦描写得很少。
在当天发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德国艺术馆系为德国人民的艺术，不是为国际艺术而设计建造的。他说，画家的责任不是留恋过去，或进行歪曲或丑化。“在今天新的时代里，应该创造新人。男人和女人都应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对生活应有新的感受，应有新的快乐。”腐朽的现代派搞出了些什么呢？“是畸形的拐子或白痴；若画女人，她们则令人讨厌；若画男人，他们则更像是野兽；若画孩子，他们，若活在人世的话，则肯定是受上帝诅咒的对象。”假若这些“艺术家”果真如此看待事物，“那末，人们只好问一声，你这种视力缺陷从何而来？如果是遗传得来的，那末，内政部长就得负责，不准让这种严重的视力缺陷存在下去——或者，如果你不相信现实，把自己的欺诈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那末，这便要由法庭来处理的犯罪案件了。”他发出威胁，既要剥夺有视力缺陷的现代派艺术家的生产能力，还要将其他艺术家当作危险的罪犯加以处置。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他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的信念了。他把德国最有威望的艺术家列入这个范畴，连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派大师埃米尔·诺尔德也属此列。与此同时，他已开始对这类画家实行镇压。数以千计的诺尔德·巴尔拉赫、费宁格、科林特和格洛茨等人的作品已被没收；一些外国画家（诸如毕加索、马迪塞、万·戈·布拉克和齐桑纳）的作品也遭同样的厄运。约730幅这种作品同时在慕尼黑被作为“堕落的艺术”展出。这些画不但没有装上镜框，且被胡乱挂在墙上，旁边还被加上“病态心理就是如此看待自然”、“犹太人眼中之农民”之类的粗暴无理的按语。展览中有一部分是说明黑人艺术之影响的。还有一部分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再有一部分是展出犹太画家的作品。
展品还包括疯人画的作品，目的在于表明，现代派所创作的东西更加杂乱无章。科科斯卡创作的两幅肖像素描竟与一疯子画的印象派头像挂在一起。“这些画家应该与他们的作品捆在一起，好让每个德国人往他们脸上吐口水”一位参观者怒气冲冲地说。虽然，类似的恶意攻击比比皆是，但这次展览——后来还在全国巡回展出——却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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