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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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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的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伪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临近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一)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X)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他们登上高山,

(X)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X)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举行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绝。

1906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去维也纳这个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的圣地。在这个古老而罗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个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约翰和约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库比席克有书信往来。“明天我要去看歌剧《崔斯坦》(瓦格纳于1859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于1865年首次演出——译注),后天看《飞翔的荷兰人》等”,5月7日他在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还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国立剧场。”同一天,他发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描述了皇家歌剧院的情况,认为里面的设施平平。“只有当巨大的声浪滚过大厅,当风的呼啸声被可怕的声浪吞没时,人们才感到崇高,才忘却厅内之金碧辉煌和绫罗绸缎之满溢。”这些话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正在萌芽的画家——语法不通,却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像:浮华,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专心致志于绘画与建筑。他坚持要库斯特尔同操此业,库比席克不从,但阿道夫终于说服了他,与之合伙购买10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述应如何使用赚来的钱。他说,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楼,将二楼全部租下,两人各占一间,距离要远,这样,库比席克的音乐声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间由阿道夫本人装饰,墙画由他来画,家具亦由他设计。他还梦想将他们的房子变成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大本营。“在那里,我们可以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10月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多。大概就在此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鲜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划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11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顶。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楷模。”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呆一会儿”。他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时起,他觉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881,俄国小说家——译注)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和遭人唾弃。他甚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课只上了4个月便停了。库比席克认为,这是因为“乏味、单调的手指动作一点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恶劣使然。

1907年1月14日,即阿道夫停止学钢琴之前两星期,他母亲去看了爱德华·布洛克医生——是位犹太医生,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她镇静地告诉医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诊断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大肿瘤”。

布洛克医生并未告诉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医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们的母亲“重病缠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术。阿道夫的反应使医生甚为感动。“他那长长的蜡黄脸歪了。双眼滚出了泪珠。他问,他母亲没有办法了吗?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1月17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3克朗一天,休养了19天。论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评价钱,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9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他们住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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