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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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20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南京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报纸、电台亦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并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其政治资本捞了不少，何能用金钱计算。

当宋庆龄接到蒋介石要她速回的加急电报后，心情异常复杂：亡夫奉安本是亲情之理，中山陵历时3载竣工，花费巨资百万，她心中丝毫没有感激之情。关键是蒋介石在骨子里已背叛了亡夫的灵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打着中山旗号掩人耳目，行背叛之实。她虽有心回国，又怕落入陷阱。她恨蒋介石出卖亡夫之野心。在她眼里，目下的南京政府已开始走向堕落、死亡。

宋庆龄正在犹豫时，一天清晨，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二弟宋子良，代表政府当局和家人万里而来，专程接她回国。同时宋子良告诉宋庆龄：“奉安大典筹备就绪，国旗半降，政府已为她安排了中执委员的要位，南京寓所也已经修好且高档豪华。”

宋庆龄叹道：“谢谢二弟，感激亲情。看来虽是陷阱，我也要跳了。”

“全家都在盼二姐回去，怎么能说是陷阱呢？”宋子良说。

接着宋庆龄又道：“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虽然参加葬礼……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项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

“二姐，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宋子良当时不太赞成宋庆龄用这样直率强硬的措辞，他担心引起政府恼怒和家庭不快。

她当时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后来回国以后，宋庆龄又不断地重复和说明她的这个声明，这无疑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对当局企图使她陷人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盆冷水；而对那些为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于是，宋庆龄于1929年夏初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张学良派夫人于风至到车站迎接，并在张的私邸会见宋庆龄。宋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已久。由于张学良早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20余岁即已享誉中国、功业辉煌，引起了宋家的关注。特别是宋老夫人和宋庆龄、宋子文及宋美龄，对张学良有特殊的感情，张学良也对宋家十分敬重。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其父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介石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那一年中国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当时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惟一真正的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凤至当时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两人正好结伴同行。

旋即宋庆龄一行继续前进。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车站迎接。当日傍晚到达北平，随即参加孙中山的迁葬活动。在迎灵、护灵、家祭、封棺、国葬等一系列仪式中，蒋介石以党政首领及孙中山亲属的双重身份，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但由于宋庆龄有了以上声明，她就能光明磊落、大方得体地应付一切场面；而且也把自己的一切情感，倾注在对孙中山的哀思上面……

那天，宋庆龄走下专列的时候，她穿着黑色的长旗袍，在月台上前行，只见她秀慧之气，刚强之志，溢于言表，完全一派巾帼丈夫的风范。想起孙中山先生逝世才4年多，中国革命和他手创的国民党竟被糟蹋到这等地步，宋庆龄到碧云寺时已悲痛得不能移步，下车后由左右搀扶而上。护灵处副官在前导引，并报告迎接布置情形。宋庆龄到灵堂前礼献花圈，然后手指灵棕，示意左右，再看看孙中山的遗容，当即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棕上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她边走边说：

“总理，我在此，您往哪里去了！”

她于是容仪黯淡，左右请扶宋庆龄下，宋庆龄不忍并抚棺大哭，悲痛欲绝，泪珠滴于玻璃盖上……有此同生，为何不能同死啊！

同年6月1日，宋庆龄又亲自护灵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几百级台阶，把孙中山的灵枢送进墓室。孙中山的遗体放在一只精致的紫铜棺内，棺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楠木座子，棺上还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扩上扶着栏杆就可以瞻仰孙中山的遗容。公祭后，将紫铜棺盖上，然后由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闭”。

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宋庆龄则声称回家瞧看，并于第二天一早即返上海。记者纷纷登门采访，宋庆龄推说身体不佳，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

再说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回来，曾做三点指示：一是拉拢，二是封其嘴，三是前者不行就来硬的。同年6月9日，蒋介石先委派夫人以姐妹亲情去说服，并请她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对于小妹的到来，宋庆龄满心高兴，但一想起蒋介石，她就厌恶起来。最后宋庆龄对小妹说：“二姐很心痛你。”

宋美龄嘴快：“我知道我是二姐一手带大的，我永远忘不了二姐。撇开政治不讲，看在我们姐妹的情份上，我请二姐，二姐也要给我面子啊！”

“政治和亲情如今连在了一起，二姐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宋庆龄直摇头：“说不清楚，依就很难理解二姐了。所以二姐不去，让小妹委屈了。”

宋美龄满怀信心而来，却扫兴而归。她心里也有气，只觉得二姐变了，变得越来越固执了。

宋庆龄送走了小妹宋美龄以后，就回到了生病的妈咪……倪桂珍身旁，终日照料母亲，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尽一分赤子之心。母亲病情稍好，她便陪妈咪去苏州，逛杭州，尽享天伦之乐。此时，宋美龄、宋蔼龄和宋子文虽是公务繁忙，也断不了回去看妈咪，同时也是看宋庆龄。宋庆龄很少说话，因为政见不同，她也不愿说话，说出来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她要尽快把过去的缺憾，变成孝敬妈咪的行动。这期间，日子不觉已过去了一个月，国内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在新军阀混战中迅猛发展。当时全国建立了大小15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13个军共10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柄尖刀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前胸。对蒋介石来说，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壮大，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他当时的总统美梦将要变成一场恶梦。所以，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他即掉转枪口，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不久，红军向北攻打了连城，牵制住了敌人兵力。而后朱德率领部队折转来进入江西，由宁化打下了广昌，在东韶一带与从连城转来的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合。江西的游击队在东固又编成三个师，红军更加壮大了。至此朱毛红军已使蒋介石如坐针毡，坐立不安。他就派何应钦指挥唐云山旅携带重兵火炮凶猛扑来，红军却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直夏、施家边一带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个旅，用敌人的枪炮弹药装备了自己，接着将兴国、信丰、南雄一片扫得干干净净。朱德又率一部精锐之师，由广东回江西转福建，拔下金汉鼎部盘踞的汀州这个钉子；从而使江西、闽西两个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后来不久，1929年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要在柏林召开，并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作为名誉主席的她，刚刚回国难以参加，于是她在寓所便拟定了电报全文，声明自己不参加的理由，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她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电文尖锐深刻，像柄利剑直刺蒋介石政权的心脏。一时蒋介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直接封锁了这一消息，并要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所以宋庆龄的电文也就成了秘密传单，在大街小巷传递。宋庆龄发出电报后，正像她对友人表示的那样：“我发了电报后，心里舒坦了……至于我个人因此有什么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蒋介石政权对她恨之入骨，加上宋美龄把去上海的事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就更激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召来戴季陶商量，决定采取“硬”的方法。可是此事让宋美龄知道后，极力抵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戴季陶出面警告。下面是戴季陶去上海和宋庆龄的谈话纪要，是宋庆龄整理的，此文发表在1929年10月20日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为了求真求实，笔者不敢加工，直录下来，以飨读者。此文不难看出当时蒋介石政权对宋庆龄的刻骨之恨，同时也看出了宋庆龄面对白色恐怖，以正除邪，浩气凛然，充分显示了一位伟人的风采和博大胸怀。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开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谈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咕啃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递给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证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您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当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没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人认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什1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