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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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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疏通汇兑问题；
6．改善生产问题。
谋求解决这6项问题，就是此次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
1933年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当时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其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超过8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亦各有代表8人，排列其次；中国代表3人，与其他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当时代表席次上，即可显示各国间地位的不平等。
大会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主持，英皇首先致祝辞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由译员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退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首相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之时所未见。”
从以上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足可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中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3次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宋子文认为：“大会失败，不独将处长期憔悴景象，且将使现有管理之责者，丧失信用；而大会成功，则将导成更大更稳定之繁荣时代。”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给，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000（英）里，而美国则有300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甚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磅者，而中国则每户仅7先令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且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市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生利之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白银问题时又说：“西方现在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金类物，然银价在其对金币与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渠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相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渠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请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渠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
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还阐述了中国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咸信亚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取此种主义。”“中国欲设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及其能力性质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经济自给之空谈。”他还指出：“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人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在会上宋子文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目的。”
宋子文当时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亦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3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专门机构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于是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二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推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有4项：一、以国联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秘书长。三、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应转达联合国提供援助。四、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而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有关部门，每3个月至少须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样一来，就等于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了。
国联的行动当即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同年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敌对日本的目的。当时，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取适当手段予以阻挡。
宋子文在结束世界经济会议后，于1933年8月9日回到上海，并受到各界的欢迎。不管当时有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宋子文此次出访在民国历史上毕竟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后来不久宋子文之所以辞职，应该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2．耳光风波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
在上海孔祥熙的寓所里，刚刚随同丈夫孔祥熙访欧归来的宋蔼龄正打开留声机，一边欣赏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一边等待丈夫的归来。
当天早晨6点半，孔祥熙就被蒋介石紧急召去，说有要事要谈。但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孔祥熙回来，宋蔼龄不免有些着急。
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
“出什么事了？”宋蔼龄边给丈夫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兴奋？”宋蔼龄愈加不解地问。
“咱们边喝边谈，边喝边谈。”孔样熙把手一扬说。
在宴席厅里，孔祥熙饮了半杯白兰地后，方对夫人说道：“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哟……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蔼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字咬得很重，一字一顿，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你当总裁，把大弟往哪儿摆？”宋蔼龄顿时惊讶。
“大概老蒋另有安排吧。”
“介石是不是对子文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另有什么缘故？”宋蔼龄忍不住地追根刨底。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的确，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时，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
首先，“定都之争”是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的。
1926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事宜。当月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同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之前，先由徐谦为主席，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鲍罗廷为委员的联席会议执行党政领导职能。1927年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国民党中央党部驻汉口。
就当此时，时任北伐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开始闹事了。迁中央机构于武汉，他本是同意的，并曾在1926年11月19日的一则电文中认为：为了提高党政威信，有必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穗迁汉。但后来，因准备绕过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领导的联席会议，另组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故1927年1月7日，他在南昌召开非法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与武汉方面相反的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居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当时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被他相中的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和南京当时还未到手。1927年3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指挥的白崇禧部和何应钦部相继占领上海和南京。随即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反革命政变，并于18日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于是宁汉两个“政府”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合流过程。在合流过程中，“定都何处”后来得以解决，从而金陵古城……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所在地。当时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的理由是，南京位于东南财富之地，是六朝古都，又是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首定之都。
当时，宁汉合流中争论最多的问题还有“法统之争”。“法统之争”与“定都之争”同样，即一方主张以武汉为首都，实质上是把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视为正统。而另一方的蒋介石则反对以武汉为首都，实际上也是否认已迁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蒋介石当时自信既能让南京压过武汉三镇，且在法统上也会有办法让对方屈服。他一是自诩为总理信徒；二是攻击武汉政府已经赤化；三是掌握实力和数量都超过当时武汉政府军事支柱的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四是联合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右派，其中不少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
这其中的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正统的资格。于是，当时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开始动摇，本来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他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法统之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1927年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也暴露给了历史。“7·15”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此后武汉、南京双方即开始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
当时；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不适应的彷徨后，很快倒向了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而宋子文当时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
当时，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本是赞成的。而且二姐宋庆龄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最初宋子文也有同感。不过，当时对于宋庆龄主张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的态度，宋子文却又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工农运动，他更是横加指责。
结果，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都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却对国共合作失去昔日热情。最初，蒋介石怀疑宋子文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并且倾向宋庆龄。这期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子文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就记恨于心，并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还擅自指派财政官员。更有甚者，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还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蒋氏的这些霸道举动，当时宋子文是气得要命的。只是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到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中来，并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当时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大姐和小妹；尽管他对蒋有气，可思来想去却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
当时可以说，宋子文确是有本事的，而蒋介石挖墙角也是有心计的。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介石的人，便开始为蒋效劳。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最初，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而这样一未，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拴在一起。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于是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当即博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旋即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9·18”事变之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了“1·28”淞沪事变。当时，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于是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后，蒋介石就准备动用浩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而宋子文对此则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认为抗日应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蒋之间为筹措“剿共”军费发生矛盾。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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