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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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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本来热情高涨，听他们这么一说，心里凉了半截。第二天一大早，一夜未睡的李克农和汪东兴来到西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全体会议。
看见大家无精打采的样子，李克农突然问道：“你们一夜未睡吧？好，唱个歌吧！”
说完，李克农提高嗓门命令音乐组组长程云：“指挥唱个歌，《八路军进行曲》最好。”
在李克农的鼓动下，大家心头的愁云被一把抹去，“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嘹亮的歌声在会场内回响。
“唱得好，唱得有劲，唱出了革命人的志向和魄力来了！”李克农兴奋地说：“有人说昨天的演出完全失败了，这个结论我不同意。我认为昨晚的演出基本上是成功的，检阅了我们队伍的实力，给我们搞好这个戏提高了信心。第一次试演，初次检验哪能十全十美。有了信心就下决心把戏搞得更好，这点我从不含糊，你们也不要动摇，失败情绪是没有根据的，也不符合事实。比如，演出准确表现了剧本的主题思想，体现了党中央社论的指导精神———排演《前线》是为了配合抗战的全局，是为了准备大反攻。我们文娱科代表枣园排演《前线》在延安首演，向党的‘七大’献礼，是项很大的重要的政治行动，意义和作用是深远的。基于这一点我们枣园机关党委才下决心，才敢于动员同志们打破旧框框，创造新局面。”
《前线》深入基层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李克农把演出不尽人意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李克农笑着说：“当然，这次演出在艺术上和技术上还没有达到要求，责任应由我来负，我要向同志们检讨。比如说吧，台上的幕布破旧不说，连一块天幕都没有；照明汽灯又少，而且大多是借来的，老出毛病；大小道具都是凑合着代用，戈尔洛夫总指挥都没有舒服的沙发椅子坐；化妆品原料缺乏，没有凡士林用猪油代替，一出汗就往下流，成了大花脸，倒像是日本鬼子进村了；音响效果也不好，大炮像是在敲鼓，机关枪像是在敲钢板———这些，能怪谁呢？另外，我们 的演员，除了少数是专业出身，大多是‘票友’，演戏是外行。‘打着鸭子上架’，平生第一次上台全身紧张，这也是难免的。只要经过重点排练，熟能生巧，发扬老战士带新战士的一帮一的精神，我们演出的业余水平就一定会突破，达到专业剧团演出的新纪录。这一炮准能打响！”李克农一席话，说得大家茅塞顿开，对演出成功充满了信心。《前线》的复排工作拉开了帏幕。李克农指定汪东兴挂帅负责，同时，中央社会部图书资料室，给剧组送来了苏联演出《前线》的资料，如《真理报》、《红军报》等刊登出的剧照和评论文章；苏联驻延安联络组送来了苏德战争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实况照片；正在南泥湾屯垦的359旅旅长王震派人专程送来了制作苏联红军军服的毛呢料和苏联武器；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也赠送天幕一块；此外，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等单位领导还送来了个人所用的苏式皮靴以及其他物品。大家群策群力，支援剧组将《前线》排出。
9月中旬，复排完成。李克农穿着整齐地观看了演出。演出后，李克农主持了座谈会议，他说：“今天我开门见山地说上几句。我今天带头鼓掌，为你们叫好！这可以说是我观后感的全部内容。我们干工作就是要出色地完成任务，今天的演出展现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志气。”
李克农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就地解决！”
当他得知演出经费即将用完时，爽快地说：“再补充一些，无论如何困难，只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就值得，其他方面节省一些也就补上了。”
《前线》在枣园大礼堂连演五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9月底，剧组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邀请枣园《前线》进入杨家岭大礼堂为中央和毛泽东演出。
9月29日，演出开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安坐台下，李克农在毛泽东身后作陪。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演出，一边看，还一边同周围的人进行评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转过身紧握着李克农的手，连声称赞道：“好，演得很好！”
李克农说：“主席，您有什么指示没有？”
毛泽东挥动着右臂大声说了三个字：“到———处———演！”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线》演遍了整个延安城，一时间，‘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了延安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汇，《前线》从台上走入了人民群众中间。
当年在《前线》中扮演军长欧格涅夫、以后成为新中国著名戏剧家的严正，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李克农对《前线》排演的指导要求就是：不求完美，但求真诚；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演出生活思想本质与精神。李克农无数次谈话（从理论到实际）所表的见解，除了使人对演出意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之外，艺术上严格要求，对我们导演和演员的创作也无异于一次次升华的淬火。枣园《前线》好看，也是同李克农（包括其他枣园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得力领导分不开的。
而在剧中扮演《前线报》编辑梯希的黄钢，则回忆说：这个在中国延安首先排演的《前线》，它对于配合抗战的全局，在思想上准备反攻的举措，显示了枣园机关的高瞻远瞩和李克农同志敢于使用青年干部非凡的政治胆略！
整风运动的强势权势力－－康生
一句话，对毛泽东本人，李克农是忠贞的，对他领导发动的整风运动，李克农是积极参与的。然而，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却将他卷入到一场是是非非之中……
这股神秘的力量，中心人物就是康生。
康生，原名张旺，1898年出生于山东胶南一个大地主家庭，其父张发祥，是前清禀生 。1924年夏，康生入上海大学读书，该校校长于右任仅挂个空名，实权掌握在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手中，“上大”实为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1925年元月，康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上海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二月罢工”，他参加了这次大罢工，而且表现不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担任了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在中共党内已小有名气。
按理，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党员，本应具有较高的威望。然而，他却又是一个见风使舵、惯耍两面派的人物，许多知情者往往不屑于与其为伍。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下台，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不久，中央大权就旁落在李立三手中。康生见状，极力奉迎李立三，对李立三推行的“左”的一套，推崇倍至。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康生曾拍着胸脯说：“李立三同志是我们党的最好的领袖，谁反对李立三，谁就是反党，我坚决地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李立三听了他的话很高兴，将他调到中央组织部担任了秘书长。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李立三在会上检讨了“左”的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中共大政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
康生早在上海大学时即与瞿秋白很熟，此刻见瞿秋白在中央主政，竭尽全力向瞿秋白靠拢。在批判李立三的会上，康生一改旧态，大骂李立三：“你李立三搞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套，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你成为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你主持中央工作，家长作风，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夜郎自大。你的罪行，当全党共诛之！”这一招很见效，康生不仅没错误，反而当上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正在康生暗自庆幸之时，风浪又起。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执掌了中共大权。
王明在李立三主政时曾受过处分，而康生是支持给王明处分最热心的人。如今王明得势，康生焦急万分，他亲自向王明赔礼道歉，王明此时正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借机拉拢康生，将其由中组部秘书长晋升为中组部部长。1933年7月康生同王明一起去了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苏联，康生紧紧追随王明。公开场合，他不忘适时地高喊几声“王明万岁！”在党内下发的文件，都是用的“王康”的名义。他还竭力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王明摇旗呐喊。
1937年底，康生回国，看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王明，便又摇身一变，以“反王明的英雄”自居，极力靠拢毛泽东，用他老婆曹轶欧的话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毛主席的阵势和威望，使我们想到要改变态度。”
自然，王明的那本小册子又被康生批判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了。
康生的钻营和表演，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被中央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从而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教育、审查、使用干部和情报工作的权力。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由于工作太多，只是挂个名。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于是，康生这样一位翻云覆雨的人物，拥有了负责中共整风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张克勤被审
李克农身为社会部副部长，当归康生直接领导。1942至1943年间，抗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
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残酷扫荡，日伪和国民党特务也在陕甘宁边区大肆活动，形势异常严峻。
1942年，康生借机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言下之意，只要我康某人说谁是特务，谁就是特务；即使无凭无据，起码也得“自救”。
根据对敌情的夸大估计，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干运动的决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和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在整风审查干部的同时，要准备好“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
在对敌情作了如上估计的同时，康生趁1943年对干部进行组织审查之机，用“逼供信”的办法，威逼一些同志承认自己是特务，煽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审干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
延安的秋夜，已是寒气袭人，而延安的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康生等人正通宵达旦地指挥着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抢救”。
书桌旁，床沿边，人们一个个苦思冥想，从自己思想上挖“病根”，从周围的同事和同志中寻觅“特务”，一份份汇报送往领导机关，一些人正在盘算着本单位取得的成绩：审出多少“特务”，揪出多少“叛徒”等等。
一批批审查对象被集中起来。被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关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和社会部，其中保安处关押了200多人，社会部关押了100多人，而陕北当地的干部则主要关在行政学院。审干任务日趋繁重，李克农也参与了某些审干工作。
一天，李克农把社会部干部、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找了去，向他布置任务：“你那里已经增加了许多人，那些人的情况也很复杂，怎么办呢？康生同志和我研究，决定调吴德同志去帮助你工作。”
任务重，增加人手，这自然是件好事，李逸民心里很高兴，也没多想。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来自国统区，又蹲过国民党监狱，派吴德来帮助工作，是不是自己也已经受到怀疑了呢？
如何具体着手工作？李克农根据社会部的意见，交待先从张克勤案开始。
一份从延安鲁艺转来的材料上清楚地写着：“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的……”
张克勤，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6年6月因受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回延安，进入西北公学学习。党的组织关系手续齐全，唯一的材料就是鲁艺有位与他同来延安的人揭发了他。突然看管起来，随即在李克农向李逸民布置任务的当晚，在汪东兴的窑洞里，开始了对他的审查。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审问者们开门见山地发问。张克勤把自己赴延安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你来延安干什么？”
张克勤笑了笑，也许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荒唐，说：“我是甘肃党组织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有介绍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绝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到此陷入僵局，审查者们决定曲径通幽，从张的家庭问起，以达到顺藤摸瓜的目的。
张克勤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位名中医，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的收入过日子。“都给什么人看病？”
“什么人都有，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
几个审查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功夫没白费，有点入门了，于是追问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但张克勤一口咬定，仅仅是看病而已。
一天过去了，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审查。着眼点还是他父亲和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一阵“穷追猛打”，张克勤眼花缭乱，有点招架不住了。几个审查者轮流休息，而张克勤，则不准休息。
第三天凌晨5点，张克勤渐渐支撑不住了。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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