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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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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原来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职，位列宰相，他前后共向太宗进谏了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对贞观前期的政治起了重要的影响。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自认为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魏征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因此，唐太宗既喜欢他又害怕他。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最好的谏臣，魏征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
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假若被赏的是有功的人，无功者自然就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到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就能悬崖勒马。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唐太宗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后来长孙无忌组织19名法学家，专门为《唐律》作注，到永徽年间才完成，即《唐律疏议》。这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此外，《贞观律》又定令1546条。所谓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时还修改了武德九年的制敕，把3000条精减为700条，称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
为了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执行，唐太宗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他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并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案。同时，唐太宗还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方可执行。
三、以身作则贞观大治
法律贯彻的好坏，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亲属和部属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循私枉法。
唐太宗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社会环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由于法制严明，不但被判死刑的很少，犯法的也很少。在进行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又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因此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积极地推行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了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唐太宗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兴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防旱排涝，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贞观初年，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诏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结婚，以繁殖人口，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到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全国户数增加到380万户，比唐高祖时代增加了180万户。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大丰收，粮价由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数十斗粮食。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到贞观中期，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
贞观初期，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的条件下，唐太宗又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并且妥善地处理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唐朝初年，东突厥就支持北方的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经常南下骚扰，抢掠人口，破坏生产，甚至威胁唐都长安的安全。唐太宗刚即位时，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认为唐太宗统治还不稳固，便亲率20万骑兵进逼长安，并派大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对唐太宗进行威胁和讹诈。唐太宗正确地分析了突厥入侵的目的，果断下令扣押执失思力，并亲自率领高士廉等六人骑马来到渭水岸边，与颉利隔水而立，指斥他的侵略行为。随后，唐太宗命令唐军迅速布阵。颉利见唐军士气旺盛，军容严整，又见唐太宗神态自若，轻骑独出，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再加上使者被押，使颉利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率兵过河，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水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带着唐太宗馈赠给他的金银绢帛引兵退去。这次唐太宗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没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20万突厥大军。此后，唐太宗一方面抓紧备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扶持颉利可汗的反对势力，牵制颉利。贞观二年，唐太宗派遣使者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强大势力薛延陀部落建立联盟，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同时，唐太宗又利用东突厥贵族的内部矛盾，拉拢和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谋求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唐太宗任命李靖为统帅，率领李世勋、柴绍、薛万彻等大将，统兵10余万人，分兵四路进攻东突厥，连续击溃东突厥骑兵。同年十二月，突利可汗率部归唐。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颉利可汗伪装求和。唐太宗将计就计，李靖率精骑1万人，展开突然袭击，颉利可汗战败被俘，东突厥被灭。
唐朝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使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周围各部落、部族的首领纷纷前来降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北部边境统一之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重新恢复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另一方面，唐太宗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服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太宗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的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唐太宗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唐朝与吐蕃的和亲。
吐蕃是现在藏族人的祖先，居住在西藏高原。其首领松赞干布是和唐太宗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同时也是吐蕃奴隶制王朝的创始者。松赞干布仰慕唐太宗的英名和大唐先进的经济文化，于贞观十四年遣使求婚。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后，汉族人民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笔、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吐蕃传播开来，对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吐蕃与唐朝的联系。
贞观时期，由于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唐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者、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访问，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以招待外商，那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达到70多个。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通过广泛的交流，许多植物品种如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等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入中国。此外，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到中国，并被译成汉文。景教、回教、摩尼教也在贞观时期传入中国。由于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这些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
贞观时期，高度先进的封建文化，也对亚洲各国甚至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商品大量销往波斯等亚洲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是在贞观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大。贞观五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以后各种遣唐使和留学僧人不断到来，人数也越来越多。贞观十九年，日本开始了废除氏族制度的“大化改新”。在这场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中，他们吸收了唐代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官制、府兵制以及刑律等等，建立起了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制度，大大加快了封建化进程。贞观时期，强盛的唐王朝在当时的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中国使者、僧侣和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唐家子”就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统称。直至今天，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还留有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唐太宗共在位23年，他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展，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唐太宗也因此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但是，在贞观盛世的成功面前，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超过了古人，骄傲和自满情绪开始滋长起来，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以“隋亡为戒”的危机意识逐渐淡漠了，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贞观中后期，宫殿的营造逐渐增多，追求奢侈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老百姓的徭役负担不断加重，服役的农民道路相继。
在大臣的任用上，唐太宗也不像贞观初期那样惟才是举，以德行学识为先了。许多勋亲子弟充塞于朝廷。在兼听纳谏方面也不如从前，变得渐恶直言，不悦人谏，有时虽然勉强听谏，内心里也不愿意接受。在贞观中后期，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疑忌大臣，特别是贞观后期，这种疑忌心理越来越严重，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
在贞观后期，唐太宗还做了两件影响很坏的事。一是连续发动了两次讨伐高丽的战争，这两次战争不但以失败告终，还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二是强行看史官记录的起居注。中国古代的史官，在朝廷中一向有着特殊的地位。秉公直笔，如实记载，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官的神圣原则，皇帝无权干涉。因此，历来帝王都不过目史官记载的起居注，以保证史官可以无所顾虑地执行自己的职责。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习惯和传统。由于唐太宗开了恶劣的先例，此后唐代帝王纷纷效法，使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遭到破坏。
当然，唐太宗并没有坠落成为一个昏庸的君主，在某些方面还能够保持贞观前期的良好作风，并且能够对自己一生的功业进行冷静的回顾和总结。在临终之前，他还能够坦率地指出和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四、文武皆备一代名君
作为皇帝，唐太宗宫闱生活和历代封建帝王是一样的，广占美媛，妻妾成群，皇后虽然只有一个，妃嫔则为数众多。唐太宗还曾多次举行挑选美女和才女的活动，也称得上是一个好色之君。
在众多的后妃当中，能够以自己的贤德对唐太宗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个，贞观前期是皇后长孙氏，贞观后期主要是妃子徐惠。
长孙皇后出身于世代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善文，聪明贤淑，是一个有见解、识大体、宽厚仁慈的女性。她以自己的贤德和才干影响了唐太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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