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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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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把江青关入中南海某处的地下室……。（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五卷，一九七六～一九八八，页五一二○，选自《叶永烈采访手记》。）〗
在我国五千年国史上，若论“一世之雄”，真是主席老人家自己说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阿毛）。”我们教中国通史的教师，如把五千年的大皇帝排排队，却也没个开国之君，一旦龙驭上宾，尸骨未寒，遗孀老太后就被关起来“隔离审查”的先例。毛主席生前一怒，可教百万人头落地；可是一旦翘辫子，则连个孤孀老婆也保护不了。真是恶有恶报，丢人现眼。两相对照，何以如此呢？这就是古德诺教授的理论了：原来，“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之为优也（详见下章）。君不见，慈禧、光绪一死，三岁的溥仪都可接班，而风平浪静。再看看邓大人的三起三落，和被邓公指定接班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场，便知古顾问之言不虚也。抚今思昔，能不令人担心？世纪末回看世纪初，北京问题如旧也。悲夫。
【帝制向后转，独裁向前看，和权力递减】
朋友，你说袁世凯下流，要做皇帝。其实在政治学理上，他所搞的还是高一级的“寡头政治”（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后来孙、蒋、毛、邓诸公所搞的还是低一级“寡头政治”（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但是低一级的往往一搞数十年，而“流芳千古”；高一级的，只能搞八十三天，却“遗臭万年”。何也？朋友，“转型论”在此地就有所解释了。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reactionary）了，在社会发展中作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列宁、蒋介石、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Transitional Institution），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a necessary evil）。君不见蒋毛二公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和邓小平，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经国一死，李登辉就只能做民选的总统了（可惜只是个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怀异志）。再看看大陆上，邓、江之间的“权力渐减”，也是很则显的。继江者谁？吾不知也。但是继起者独裁权力之加快滑坡，则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国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实现于中国，或将在下一世纪中叶之后乎？……历史家不是预言家；但是历史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是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末期的社会发展的现象，而加以推论的。这一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历史家便发现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现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质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势，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谈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了。请先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摇身三变】
袁世凯自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义之机运而东山再起之后，为着他个人的权位，至此，可说已摇身三变。
第一，从他复职至清帝溥仪退位的三个月期间，他对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养寇自重”的被动的守势。但是对满族亲贵，则采取极有技巧的绝对主动，以达其逼宫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孙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直至二次革命之爆发的一整年时间，由于对现代的政党政治无经验，袁也是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的气焰甚高，黄兴、蔡元培等不但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前叫同盟会），他们甚至也邀请袁世凯宣誓入党，以示天下，这个新朝代是国民党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间，政权实质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给外界的印象，却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加以此时一般小政客、小党人、小军头在北京议会之内，和地方各省之间也横行无忌，纷扰不停，血流不止。他们大半也是当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继续争权夺位而已。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孙毓筠、黎宗岳，和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之争。都是刀枪齐动。你死我活，民无噍类的。而这些争权夺利的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仔，为社会所不齿。例如山东都督胡瑛，即有“双枪将”的诨名。盖胡君的手枪和烟枪，皆不可一日或缺也。这些官僚军阀肆无忌惮，弄得民国不如大清，而举世骚然，而中央政府，亦无如之何。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大总统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炫｜书｜网】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间，孙中山先生反而变成了党人的代表，形成社会不安的乱源之一。因此，中山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二次独立”（当时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颇招物议，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而败不旋踵。
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对付民国时代的党人政客的本领，也大有进步了。他不但以枪杀张振武而笼络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宁汉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学会了后来毛泽东“三宝”之一的打统战。不但把“敌人（孙文）的敌人”，如保皇派的梁启超都统了过去；也把敌人的朋友和朋党，如蔡锷，也统了过去（见上篇）。他也知道孙文虽是国民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孙文却控制不了国民党。因此二次独立乱平之后，袁就对人不对党而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后一条是专指孙文所主持的“全国铁路总公司”而发的。因为孙文这位铁路总公司总理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一寸未建，其他帐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总理百口莫辩。
但是袁世凯对孙公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之辞。因为这时他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他还要依靠国会投票转正，做正式大总统呢！国民党这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没有国民党议员举手投票，他这个侧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这时国会之内，国民党籍的议员，对袁氏追捕孙文的通缉令，亦初无异辞，其后并照样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等到袁氏当选之后，这些从龙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后话。
【孙中山要毁党造党】
掉转头来，再看看失败了的孙中山先生，在搞些什么？在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正式发动之后，孙公本拟南返广州坐镇，不意八月二日舟抵马尾时，得讯广州已败，乃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暗助，绕道台北，潜往日本。（中山过台北时曾住御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国父史迹纪念馆所在地。）时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许接纳中国“叛党”，所幸中山在日关系众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孙公终能在日定居。
在日本定居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缘故。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后，席未暇暖，就开始搞起这项毁党造党的工作来了。
说到国民党的改造运动，那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言难尽的大题目。在大陆上它一直就“改组”、“整理”、“革新”的搞个不停。退保台湾之后，还不是在继续“改造”。如今闽南帮当权了，李主席大搞修宪、废省、精省……，还不是另一种的“改造”，哪里说得完呢？今日新党诸公还不是老国民党员吗？只因搞不过地头蛇的闽南帮，还不是毁党造党，才搞出个新党来？
这次孙总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老国民党改造成个新党，叫做“中华革命党”。它是个无条件拥护一个独裁领袖的极权政党（atotal…power party）。当孙公发动组织此一政党时，那些后来才出现的，和它性质相同的政党，甚么法西斯、褐衫党、纳粹党、共产党、列宁－史达林党……都还没有正式出现呢？所以我们孙国父在现代极权思想上，也有他的历史地位呢！政治学家们可能不承认中华革命党是个极权政党，因为它的党章说明革命是分三个“时期”进行的，军政、训政时期之后，还是要回到宪政时期的。其实近代世界史上的极权政党，无不如此啊。上述各党，哪一个党章不是如此说的呢？共产党最后目标是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那更是牛皮冲天呢！只是没一个例外，大独裁者，都只能停滞在军事独裁阶段，而与之偕亡，再也无法前进就是了。外国的经验姑且不谈，中国后来者的经验就很明显嘛！蒋公连个军政时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陆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完成了他的军政时期，统一了大陆（还缺个台湾），也就无法再前进一步了。所以孙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时期，他就是毛泽东了；他如搞独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个蒋介石了。孙公幸运的是，搞独裁刚开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孙中山了。所以就史论史，笔者曾为孙国父庆贺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则在中华民族史上，他不是蒋介石，就是毛泽东，哪能做孙中山呢？这就是转型期英雄的悲剧嘛！等到我们要谈到国共之别，儒法之斗，和极权民主之争时，再细论之。这儿只能三言两语把昙花一现的“中华革命党”交代一下。因为它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不交代一下，在那个时代，虽至圣大贤的孙中山先生，也要搞个人独裁，我们就很难了解袁世凯为啥要做皇帝了。还有那位美国书呆子古德诺，何以背了那么大的中国黑锅，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难平反了。
【“中华革命党”的极权架构】
根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现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时，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新党了（见《国父年谱》所引誓约原件和党员名册等历史文献。最早日期为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于中华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这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第一，人事和组织都还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进行；第三，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中党魁直接指派；第四，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而所有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载党章第七条）。因此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见一○二号蒋志清〔介石〕誓约原件。此件签于上海，时间为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原件稍有笔误。笔者曾见此原件。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国民赏党史会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五辑卷首之原件复印图片。）
孙公是基督徒，对洋习惯极为重视，因此对此一打指模，宣誓服从党魁，看得天经地义，丝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作党魁，也照样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而已。（见同上六四一号誓约，此件孙公亲书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唯未按指模。）
据当时亦亲自参预此事的居正，事后回忆，其时同志中，即有人对打指模、服从个人的一些仪式，略有异议，而孙公则寸土不让。居正“犹忆其言如左”：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见《革命文献》，五，页八○～八三。）」
同时孙公对打指模一事，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丝毫更动。那时在一旁观礼的青年居正，不禁感叹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我们试读上述有关中华革命党的文献，对这一政党极权的性质，应无可怀疑了。有人或许认为国父一代圣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独裁起来，其结果一定大异于欧洲之列宁、史达林，更不同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也。纵是后来的蒋、毛二公，亦何能望孙公之项背哉？你能相信，国父会搞军统、中统那一类的特务政治吗？你会相信，国父会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毛记恶政吗？这可能都是事实，正因为国父是圣贤，他不会搞“自古帝王多无赖”的那种无赖勾当，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败了一辈子。但是话说回头，孙公革命如果如愿的成功了，我们又怎能担保他不采用后来蒋、毛二公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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