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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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第三帝国在进行战争方面作好准备，沙赫特把他的得到世所公认的金融奇才的浑身解数都施展了出来。印钞票只是他的绝招之一。他操纵通货的神通之广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据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有一个时期德国的货币竟有237　种不同的价值。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而且使正统经济学家感到惊奇的，他竟用事实表明：你欠一个国家的钱愈多，你同它做的生意也就愈多。他为一个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和几乎没有财政准备金的国家创造信用的本领真是一种天才的杰作，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是一个操纵圣手的杰作。他发明的所谓“米福”（Ｍｅｆｏ）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米福”票是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票据，由国家予以保证，用来支付军火制造商。这种票据，德国各银行都接受，最后由国家银行予以贴现。因为它们既不出现在这个国家银行的公开报告里，又不出现在政府的预算里，所以对德国重整军备的程度起了保守秘密的作用。从1935年到1938年，它们专门用来支付重整军备的费用，共发行了120　亿马克。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却感到发愁，他有一次向希特勒解释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印刷钞票”的办法而已。在1936年9　月，戈林代替了沙赫特成为经济独裁者，虽然他＇261＇　对经济几乎像希特勒一样无知。在他的铁腕下，开始实行四年计“划，德国转入了总体战争经济。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在四年后能自给自足，这样战时的封锁就不会使它窒息，进口减到最低限度，对物价和工资实行了严格的管制，红利限定不得超出6　％，设立了巨大的工厂，制造人造橡胶、人造织物、人造燃料和由德国自己的原料制成的其他产品，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赫尔曼·戈林工厂，从本国的低级铁矿砂中炼出钢来。总之，德国的经济为战争而动员起来，企业家们虽然利润激增，却变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齿轮，他们的工作受到了许多限制，需要填写大量表单，以致于在1937年继任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和在1939年又继任沙赫特为国家银行总裁的丰克博士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同官方的通讯，现在占了一个德国制造商的全部商业通讯的一半以上”，“德国的出口贸易每天有4　万笔交易；然而每一笔交易要填写多到40种不同的表单”。

工商业家原来非常热情地欢迎希特勒政权，因为他们以为它会摧毁有组织的劳工，让一个企业家经营无拘无束的自由企业，现在被多如山积的表单文件压得透不过气来，政府又规定他们产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不断增加的赋税又负担很重，外加受到永远没有完的对党的巨额“特别捐献”的剥削，所以变得大为失望了。弗里茨·蒂森就是这种感到失望的企业家之一，他原是最早、对党作过数额最大的捐献的人之一。他在战争爆发时逃出了德国，承认“纳粹政权毁了德国工业”。他向在国外碰到的所有人都说：“我当时真是个笨蛋！”然而，在开头的时候，企业家们自欺欺人地相信纳粹的统治能满足他们的全部希望。固然，“不可变更”的党的纲领中的一些诺言，在他们看来是种不吉之兆：把托拉斯国有化，在批发贸易中分亨利润，“把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并以低价祖给小商人”（第十六条条文），实行土地改革和取消抵押品的利息。但是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很快就发现，希特勒毫无一点履行党纲中任何一条经济诺言的意思，提出这些激进的诺言只是为了骗取选票而已。

在1933年的头几个月，纳粹党里有少数激进分子试图控制企业协会，接管百货商店，建立一种跟墨索里尼企图建立的相仿佛的劳资协作国家。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把他们赶走，而代之以保守的企业家。希特勒早期在经济问题方面的导师、要想取消“利息奴役”的怪人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获得了一个经济部次长的职位，但是他的上司，一生靠贷款收息的保险业巨头卡尔·施密特博士，不给他具体工作做，而在沙赫特继任经济部长后，就把弗德尔免职了。

小商人们曾经是党的主要支持者，期望希特勒总理会给他们，＇262＇　很大好处，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完蛋了，被迫沦为靠工资为生者。

1937年10月颁布的法律干脆解散了一切资本在4　万元以下的公司，并禁止设立资本不满20万元的新公司。这很快就干掉了全部小企业的1/5。另一方面，甚至在共和国时期就得宠的大卡特尔，得到了纳粹党的进一步加强。

事实上，根据1933年7　月15日的一项法律，成立卡特尔成了强制性的事了。

经济部受权组织新的强制性卡特尔，或者命令各公司加入现有的卡特尔。

在共和国时期组织起来的多数企业和贸易协会的这种系统，纳粹党依然保持着，虽然根据1934年2　月27日的根本法，它们在简化的领导原则下重新组织过，而且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各厂商都必须加入为会员。在一个复杂得令人难以相信的结构的顶上，是德国经济协会，它的领导者是由国家任命的。它控制着7　个全国性经济团体，23个经济协会，100　个工商协会和70个手工业协会。在这个迷宫似的组织、经济部和四年计划的大量办公室和机构以及无穷无尽的数以千计的命令和法律中间，即使是最机灵的企业家也常常会弄得晕头转向，如果他们要使一家公司的业务能够开展，他们必须雇请特别律师。为了要打道路子接近那些有权作出决定的负责官员，或者要在政府和贸易协会的无数规则和条例中钻空子，贿赂贪污的现象就产生了，为数之大在30年代末期已达到天文学的数字。一个企业家对本作者说，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必需”。

然而，企业家们虽然不能过清静日子，利润却很大。重整军备的主要受益者重工业的利润，从兴旺年份1926年的2　％增加到最后一个和平年份1938年的6。5　％。即使法律限制红利不得超过6　％，对公司也没有什么妨碍。正好相反。在理论上，按照法律，凡是超过这个比例的数额就得投资在政府公债上——根本没有想到要没收，实际上，大多数公司都把朱分配的利润再度投资在它们自己的企业上，这种未分配的利润从1932年的1。75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50亿马克，而这一年在各储蓄银行里的全部存款只有20亿马克，还不及未分配的利润的一半，这一年以红利方式经过分配的利润，总数也只有12亿马克。除了巨额利润外，企业家对希特勒使工人们安分守己也感到高兴。不再有不合理的工资要求了。实际上，虽然生活费用上涨了25％，工资还减少了一点。尤其是，没有损失浩大的罢工了，其实，任何罢工都根本没有了。这种不听话的表现在第三帝国是ｖｅｒｂｏｔｅｎ（禁止）的。

劳工的农奴状态

在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权利，变成了一种工业农奴，差不多就像中古时期农民依附于领主一样依附于他的雇主。

所谓劳工阵线在理论上代替了过去的工会，但是它并不代表工人。按照1934年10月24日创立劳工阵线的法律，劳工阵线是“有智力和体力的创造性德国人的组织”。它吸收的不仅是工薪生活者，还有雇主和专业工作者。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宣传组织，而且如某些工人所说的，是一个大骗局。它的目的，正如该法律自己说的，不是保护工人，而是“创立一个由全体德国人组成的真正社会性和生产性的社会。官的任务是务使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劳工阵线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组织，而是像纳粹德国除军队以外的差不多每个其他团体一样，是国家社会党的一个整体部分，或者，如它的领导者莱伊博士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醉鬼”（蒂森语）

所说，是“党的一个工具”。的确，10月24日的法律规定，它的工作人员应当来自……党的队伍、前纳粹党工会、冲锋队和党卫队，而他们果真都是这样的人。

在这以前，1934年1　月20日颁布以“劳工宪章”著称的全国劳工管理法，已使工人不得轻举妄动而把雇主提高到过去那种具有绝对权力的主人地位——当然雇主还得听从权力无所不包的国家的干预。雇主变成了“企业的领袖”，雇员则变成了“Ｇｅｆｏ1　ｇｓｃｈａｆｔ”（“下属”）。这项法律的第二节规定，“企业的领袖在与企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为雇员和工人作出决定”。

而且就像在古时候领主该对他的臣民的福利负责一样，根据这项纳粹法律，雇主也得“对他的雇员和工人的福利负责”。反过来，这项法律说，“雇员和工人得对他忠诚”，那就是说，他们得加班加点，卖力工作，不得顶嘴和发牢骚，即使在工资问题上也不得如此。

工资是由劳工阵线所委任的所谓劳工托事来拟定的。实际上，他们按雇主的愿望拟定工资，根本没有规定要在这类问题上哪怕是征询一下工人的意见。虽然在1936年以后，因为军备工业人手不足，有些雇主企图用提高工资来招引工人，国家的命令仍把工资标准压着不提高。关于把工资压得很低这一点，希特勒是十分坦率的。他在当政初期说，“国家社会主义领导的铁的原则，就是不允许增加计时工资，而只能用完成得多来增加收入”。在一个大多数人的工资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计件为根据的国家里，这意味着，如果工人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他们就只有加快速度和延长时间。［264＇同美国相比，把生活费用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差别都算在里面，德国的工资一向是比较低的。在纳粹统治下，又比以前稍微低了一点。德国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熟练工人从最萧条的1932年每小时20。4分降低到1936年年中的19。5分。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从每小时16。1分降低到13分。

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莱伊博士说，劳工阵线中正式工人的每星期平均收入是6。95美元。德国统计局的数字是全部德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每星期6。29美元。

虽然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职业，但是全部德国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从萧条的1932年的56。9％减少到繁荣的1938年的53。6％。同时，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却从占国民收入的17。4％增加到26。6％。固然，由于就业人数大大增加，工资和薪水的全部收入从250　亿马克增加到420　亿马克，增加了66％。但是，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增加得还要多得多，达146　％。在希特勒下面的所有第三帝国的宣传家们，都惯于在公开演说中痛低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并宣称他们自己同情工人。但是，对官方的统计数字作一番较为清醒的研究——或许没有什么德国人愿意伤这种脑筋——就可看出，从纳粹的政策中获得好处最多的是受到痛骂的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最后，德国工人的净得工资减少了。除了很高的所得税，对疾病、失业和残废保险的强迫扣款和劳工阵线会费以外，体力劳动者，像纳粹德国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还经常受到压力要对纳粹党的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作愈来愈大的捐献，这种慈善事业中主要的是Ｗｉｎｔｅｒｈｉｌｆｅ（冬赈）。许多工人由于不对冬赈捐款，或者捐款的数目被当局认为太少，而丢了饭碗。一个劳工法庭同意这样立即开除工人，它说，这种不肯捐款的行为是“敌视人民社会？？

要受到最强烈谴责的行为”。据估计，在30年代中期，赋税和捐献占去了一个工人工资总额的15％到35％。每星期6。95元的收入去掉了这样一个比例，就剩不了好多用来支付房租、准备伙食、添置衣着和作娱乐活动了。

像中古时代的农奴一样，希特勒德国的工人发现他们愈来愈被束缚在劳工的地位上，虽然在这里束缚住他们的不是雇主而是国家。我们已经看到第三帝国的农民如何被农场继承法束缚在他的土地上。同样，农业工人也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准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工作。实际上，必须说，这是唯一没有人遵守的纳粹法律；因为在1933年和1939年之间，有100　多万（130　万）农＇265＇　业工人改行到工商业部门工作。但是对工业工人来说，这种法律却是贯彻了的。以1934年5　月15日的法律为始，各种各样的政府法令严厉禁止工人自由调换工作。在1935年6　月以后，国家就业管理处独揽职业介绍工作；可以雇用谁担任什么工作和在哪里工作，都得由它们来决定。

1935年2　月实行了“工作簿”制度，于是一个工人若是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工作簿里记载着他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工作簿不仅使国家和雇主对国内每个雇员的情况获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来限制工人不能擅自离职。如果他希望离职去找别的工作，他的雇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合法地在别处受雇。最后，在1938年6　月22日，四年计划办公室发出了一项特别法令，实行强迫征募工人制度。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做国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的，要被罚款和服徒刑。

显然，这种做法有它的另外一面。这样被征的工人，他的雇主不经政府就业管理处的同意就无法将他解雇。他得到了铁饭碗，这是他在共和国时所享受不到的。

工资低得只能勉强糊口，控制又严得毫无自由活动之余地，德国的工人，像罗马的无产者一样，由他们的统治者提供娱乐来转移他们对困苦处境的注意。莱伊博士有一次解释道，“我们必须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物质方面转移到精神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比满足他们的肚皮更为重要”。

因此，他就搞了一个叫做“Ｋｒａｆｔ　ｄｕｒｃｈ　Ｆｒｅｕｄｅ”（“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它所提供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管制化的娱乐。在20世纪的一个极权独裁政体中，或许像以前的这种政体一样，不仅有必要控制一个人的工作时间，还必须控制他的闲暇时间。这就是“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