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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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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如果其耕田人首先以国家农奴身份开始，不久即可逐渐取得小自耕农的身份。
有些拓跋领袖之可成为大地主，并非不可能；只是证据具在，他们没有将国家地产
之大部据为己有，也未将大量人口擅自改作佃农。
事实上拓跋魏因能直接征税于农户，才逐渐将其统治权推及于一个广大的地区。
最初其朝廷派遣军官登记归附的人口，暂时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规之赋税；至公元42
6年才通令所有赋税全由州县官经手，其他的经理人众一律撤回。若不是那些可能从
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汉人之家族缙绅的势力及少数民族间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
威权，此项直接征税办法不可能付之实施。北魏5世纪的帝纪也记载着归附的户口，
三千一处，五千三处，前后不绝。很显然的，后汉末年以来地方分权的趋势至此已
被扭转。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处则从外加压力，使之归化。拓跋朝廷又能外御
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
威信。然而前后看来，他们最初的决策：制造一个供应之基地，直接控制农业的劳
动力，既残酷却又特出心裁，是其转换点。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500万户，更有人口2500万，
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这异族入主的朝廷在5世纪末颁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所有官僚的薪给数额公布
于公元484年，这表示着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脱离不了地方分权。同一通令也规定
纳税以户计。每户按其家产及口数，分别列入三等九则之内。中等之户纳米20石，
布2匹，附带生丝及丝织品。事实上这只是一般标准，实际征收数额有很大的出入，
纳税之户也未必与分炊的户数全部符合。当日的文书即指出，有时50户登记为1户。
中央政府只要求最上三则的户口之所纳缴送京师，其他的定额由大略的估计而得，
执行时有待地方官之机动。这通令只表示从此以后管制加紧。
均田与府兵
一年之后，北魏又颁布其均田令。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
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15岁以上受田40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
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为一畴，
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
485年之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
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连亘约300年。同
时北魏的民兵称为府兵制者，也成为以后各朝类似组织的初创规模。
不少读者看到上述诏令时通常会问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种限制还是
一种保证？是一种希望之目标还是立即兑现的规则？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
否动手分田，而将逾额数没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历史家，也无法斩钉截铁毫无犹
豫地回答。我们仅能从侧面的资料，再依据猜想，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基本上，
任何有关全帝国之诏令只能广泛地措辞，当官僚将其在乡村间付诸实施的时候，文
中一致的标准，通常要超过实际上能施行的程度。当然，对皇帝的诏令，所有从事
者必须尽其全力照办。可是一项要求不能实际做到时，其数字可能遭到窜改，其条
文可能因权宜解释而打折扣。换言之，全国一致的要求在下层组织必遇阻碍，即最
有效的警察权亦对之无可如何。而运用金钱管制以保障政策执行的方法，又不能在
这时代开始。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也可从此看出，这样的传统对现代中国的经
理成为一种严重的负担。
根据前后事迹看来，5世纪以来的均田不能算作失败；因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
层组织，使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纳税当兵，从这方面看来，此设施尚且可以认为是绝
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纸上文章，其执行者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其环境
为长期战后之复原，各方面都视之为一种解脱。事实上公元485年的均田令，从未认
为“应有”系保障其“必有”。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
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而去“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
的基础，授权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藉，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
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现存的文件证实了以上的推论。大地主在这时代仍存在着，不过那是例外，而
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税役也仍无法严格地对付。例如赋税对独身者有利而对已婚
者不利，则绝大多数纳税人全报未婚。可是这纪录却也表示一般增加纳税人登录的
目的已达到。8世纪两个边防区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纪后出土，其所载也与上述情
形相符。
重建社会组织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
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
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
“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
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
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
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
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
当486年的诏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称代王后的100年，同时拓跋魏在大同设
太学祭孔子也有好几十年了。当中的胡汉联姻，已使拓跋皇室汉化的程度远超过鲜
卑的色彩。在480年间主要的改革，其决心出于一个汉族女人，她在历史上被称为文
明太皇太后冯氏，乃是当今皇帝名义上的祖母。她的顾问李冲也是一个熟读诗书的
天才人物，因太后的提拔，从书算手之微职做到御前大官。至公元489年太后去世，
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他一开始总揽国务，执行汉化政策时，竭尽全力地督促，
毫不通融，使当时人和后世的学者同感惊异。484年北魏国都由今日的大同迁往洛阳。
这城市由于战事的破坏，至此重新建造。此后御旨禁鲜卑服装，次禁鲜卑语，凡30
岁以下的官吏必操华语，年纪较长的才给予一段过渡期间，令之从事学习。违犯这
条例的可能被贬官失职。胡汉联姻总是令龙颜欣慰，于是拓跋宏自作月下老，在御
座上指派各皇弟应聘各汉族臣僚的女儿之姻缘。最后一个胡人的标记——鲜卑的复
音姓——也被认为是化外之物。于是皇帝自己由拓跋宏改称“元宏”。他也指派一
个委员会共同研究，将118个复音性根据音节改作单音汉姓。
锦上添花的汉化
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划时代之举？其实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的作为不过承
认已有的趋向，或是锦上添花，对现有的行动予以装饰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国历史
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
在这组织的过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后一贯。只因为他们不求急功不
计小利，才能避免蹈苻坚的覆辙，也没有在五胡十六国之后成为其第十七国（十六
国之后四个为拓跋魏所灭）。文明太后冯氏和李冲的作为能生实效，也因有以前所
做的推备工作。元宏好像是锦上添花，更进一层，而实际则反减损其功效。
重建洛阳，只是虚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丽繁华罢了。皇帝对汉人的一面倒，
也增加了鲜卑上层阶级的憎恨。同时也与既有政策企图抑制乡村间的华族相左。元
宏在公元499年去世，享年32。不久北方边境的不稳，非汉族军事领袖的怅怨和宫廷
内外的阴谋事变，使北魏朝廷处处棘手，如此经过约20年才分裂为二。
倘从微观的历史着手，即使写成专书，也不能将此中的细微末节全部容纳而一
览无余。另一方面，1500年后我们以事后的眼光看来，其大致的趋向则不难道出。
及至6世纪中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
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
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vested 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
此时此刻不可能明白他们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义。
公元534年的分裂，由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让或者对
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
北魏或拓跋魏本来可能亡在此日，只是东西两方的军人尚在装饰门面，分别扶植两
个傀儡皇帝出头。东魏自此又残存了16年，西魏23年；彼此都无实质所获。最后东
魏为高家所挟持，他们终取而代之，称为北齐（古代的齐国在东部）；西魏为宇文
家所得，他们所建的短命朝代为北周（周发于西部）。高家为汉族与鲜卑的混血，
他们希望驯伏少数民族里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绅。宇文家兼匈奴和鲜卑
的血统，他们也反对元宏的过度汉化，希望得到少数民族中之领导力量的支撑。
实际上这种种举措已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当上端仍在酝酿之际，下层由拓跋民
族造成的户口登记和税收政策已开始收效。于是全面征兵可付之实施。少数民族中
的贵族原挟持着部落中的遗传力量，汉人世家乃集结多数的户口，也尽其力之所及，
驾凌于地方。至此两方都失去了他们所能凭藉的力量，而无法左右全局。以上两种
势力，应对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负大部分责任。当他们的声势日渐凌夷之际，
再造大帝国以官僚组织开管制之门，已为时不远。
迈向统一的模式
在这情形之下，西半部及较东半部占优势。宇文家族入据西安一带，仅始自公
元530年，这地区向来容易接受草原地带的影响，其族以混血称。宇文氏乃称恢复元
宏所取消鲜卑之复姓，但这地区本就缺乏如此姓氏，北周皇室乃以之赐于汉人，作
为他们尽忠的酬报，也算一种光荣。只因为这一地区缺乏权势的集结，给北周相当
的行动自由。此政权尚在西魏时，即已开始形成一种官僚组织，由一个学者苏绰主
持．他的蓝本即为《周礼》，也就是利用间架性的设计自由创造。这也就是说，西
部较少既有之权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
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
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
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组织
上又要宽阔，于是鲜卑民族得以取得领导地位。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
楼台和富丽的花园。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我们用不着抄袭前人所言，认为骄奢淫
佚必败人品德，只是从6世纪中国之再统一的立场上讲，元宏之汉化，使原有组织中
的简单一致脱离掌握，而此时拓跋的领导集团仍应保持这种特色。
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
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坛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
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
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
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他此时为隋国公，日后为隋朝创业之主。杨坚
承袭父业，在北周朝中为有威权的武将，他的女儿已和宇文家里的继承人成婚。公
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
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的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
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事实上，他
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
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
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过去的历
史家曾对此隋朝创业之主既褒且贬。他的残酷而兼带着道德的名分，在我们看来已
不足为奇。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
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
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
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
势，胜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动员15万人，逼诱齐军出战，双方交锋于
今日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与攻城情事，但其具决定性的战斗不过
半日。当日近黄昏，东方的帝国已成往迹。杨坚之攻陈（此即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
代的最后一个）费时两个半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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