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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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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
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
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
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
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
类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样，认为这种施政方针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
《孟子》一书与孔门子弟的《论语》同为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
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
干”。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
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3000年，甚至
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情义。这样一来，这才
值得注意了。如果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征，也还未说尽此中的奥妙，因为其中尚有天
候地理之因素在内。我们读《孟子》时，挑选某些章节和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对
照，则当中的关系更为明显。
周民族的发展
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
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地提及农业。周人之
始祖契据说自幼就熟悉栽种食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直到商朝末年有
关周人的历史才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时候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
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到商代最后的一个国王期间，周王不是因为
他的威势，就是由于他的仲裁力量，巳开始打破局面。不少名义上受商节制的小国
家，已开始向周臣服。周之势力东渐，及于汉水，尤其威胁商在东部平原的侧翼。
商周武力冲突一开，周王西伯曾一度为商之阶下囚，以付赔得脱。
西伯的一个儿子终能纠集多数叛商的部落国家东征，于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
前1027年或1122年。这不同的日期，由于不同的专家据史迹考证而有此差异。读者
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
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纪录对照。841年前的日期带有推算性质，
不能视作绝对的可靠。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载，可是他未
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溢称“文王”。
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溢为“武
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
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事实发展却不尽然。
周代的文化
我们可以相信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
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但是这黄土地带的统治者入主中国后，随着就产生许多文学
作品，有些至今还传颂不绝。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两个民族
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
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
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有些学者怀
疑商与周具有种族的差异，可是其间的区别不可能极深，因为文字上未因更换朝代
而产生剧烈的差异。此外，我们可以相信黄土地带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早
期周人流传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种类的耕作物。
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周公，
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时至今日，历史家对他的规划，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
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这种
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
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
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假使以同样的设计组织美国，则密歇根湖岸所有不规则之处即可以全部忽略不
计。我们可以假设它之整饬有如怀俄明州的州界般整齐。在那种理想的方式里，纵
使实际上国都偏东，我们仍可以将它与哥伦比亚区同置于地理的中心，很方便的与
缅因、佛罗里达、俄勒冈、得克萨斯及亚利桑那各州等距离，就算它各为1500英里
吧。国都又务必有近接的各州环绕，那么也可以让马里兰州直接与俄亥俄州接壤。
这还不算，各州内的县、乡、镇，也算全部方整。实际上如此砖砌的设计不可能全
部认真的付诸实施，只是当日地广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马虎不计。上层领
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
封建与宗法
周朝的制度，向称“封建”，英文总是译为feudal，其实封建制度与欧洲的fe
udalism（封建制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处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实
质。大致说来两方都是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
之子孙，和现有各部落国家的首长。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
级。这些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王都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理论上封地都
处在九条大型方格的地带里，各与国都同心。事实上这种方格在地图上也画不出来，
况且当时西安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可是这间架性的观念则不难领会。
虽说有如此大刀阔斧而不合实际的观念，周公很多的创设还是可以在事实上证
明，而且下及纤细之处。其中奥妙不难解释：他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
善，符合自然法规（natural law）。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
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
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
质，可算其来有自了。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也就被认为是自然法规
之一部。
周公另一创制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
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大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
（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日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
仅公侯伯于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
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
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
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约40英亩方整的土
地，每边各以三分，割成9个等方块，每块约45英亩。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8块方
地，并共同耕种当中一块“公地”，亦即公侯所领之地。这样的安排，不必全照规
定一成不变的办到，却好像已在广大的区域内施行。显然当日农民认为在中央地区
无代价的工作，有如一种公众的义务。流传所及，今日中文字里公众之“公”也与
公侯之“公”无别。＇奇书网｜Qisuu。＇
说是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井不言过其实。事实上周人借着封建，广泛地推行
了农业。因为封建又与宗法相连，才保持了全局的稳定性。这后来被称为“儒教”
的和平共存的原则，日后被孔子一再称颂，而将它归功于文王和周公。以上一再提
及的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又尽力于仪节的种种特性也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几千年
的不解之缘。这也就是说周朝统治中国达800年，不可能没有留下永久的影响。有时
即使历史家也很难区分究竟某种特色是周之性格抑是中国人之性格。
春秋与战国
可是周朝王室在一个广大的疆域内作为多数农业小国家的宗主，实际上保持着
发号施令的力量，不过约250年。最初的世纪内，新耕地不断开拓，“蛮夷戎狄”逐
渐自渔猎生活改为耕耘，周朝责成他们进贡，朝廷对各种争端的仲裁也颇有力量。
只是在公元前8世纪或甚至还要早时，以上种种积极因素逐渐失效。公元前771年，
国都西安被入侵的戎人毁灭，国王被杀。王子东迁，以后的周朝在历史上称为东周，
从此政治上长期衰退，直到周的领域全被秦国吞并，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国。
传统上东周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可是两段之间，并不衔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
元前481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如此称呼，
纯系根据两部历史书籍而来。《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以春去秋来的方式记载前一
阶段的重要事迹。《战国策》是一部不具作者姓名的著作，片段叙述秦统一之前约
182年各国间的军事与外交，两书各有独到精采之处。
在这两阶段间，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衍进了好几世纪才成定局。
周朝的组织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维持一成不变的关系，可是人口激增之后，
环境更变，这种安排已无法维持。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此时已不存在，各国当
面接触之后冲突时起。外交问题，也影响到内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盘继持他的
军事实力，丧失了这领域之后，对诸侯的仲裁也鲜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则是各
国的进贡也告终止。
可是全部经过，并不是只有衰退和今不如昔。很显然的，社会的流动性起先使
贵族间的等级不容易保持，继之则连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生产增加，铜
钱开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东周末叶，以平民出身的学者也周游列国，说辩于诸
侯之间，而尤其是进入战国这一段历史上号称“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政治哲学
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兹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无此精到之处。所谓
百家争鸣的百家，实际不过约20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
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
组织，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
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这些思潮对当日政治之
狂澜不能挽救，只能使明达的人退而为隐士。以后道家以一种“到自然去”的指向，
策励艺术家和诗人。他们主张的极有限度的政府，也在不少农民造反的场台里赋予
大众性的意识，成为他们解放的宗旨。法家和欧洲18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
法理学家很相像。他们认为法律表彰着统治者的意志，不受习惯的羁绊，也不受世
俗的道德所约束。但是中国的法家在整个社会需要团结与凝固的时候展开，因此不
免留下了极坏的印象。通常他们支持独裁者，以赏罚为不二要义，而这些独裁者心
目中的法律则不外军法和戒严法。
我们该如何说明周朝末年的大混乱？我们该如何解释此中矛盾；一方面有人在
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
n）一样的慈悲为怀，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 便不怕手段不纯正，以致
施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弄到焚书坑儒，而这些事迹都
发生于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秦始皇统一全国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
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展开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
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
传说周武王渡黄河灭商的时候，有800个商的附庸，参加他的征伐。虽说我们无
从证明每一个都是一个部落国家，只以数目之众，即表示当日自主之单位为数必多。
在春秋时代，纪录留下了170个国家的名目。当诸侯互相吞并的时候，其中之一——
楚，就独自吞并了百余国中之40个。迄至孟子之日，只有12个可以在地图上画出，
其中也只有7国可以实际算数。这样的兼并不断的继续下去，一直发展到周之封建所
划分的各国疆域全部作废，最后，所有土地归一人管辖，治下延伸到东亚大陆的一
大部分。
在东周的550年内，战争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变。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战斗不
出一日，交战时保持骑上风度。交战者按仪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
道德标准。一到战国时代，这样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强国已有今日欧洲各国的
疆域规模。作战起来其凶残也不下于现代人物。一到战国末年，每方投入战斗的兵
员近50万，实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可以连亘数月。有好几个国家已做到
全民动员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个国君命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个前线
的重镇集结。当时战死的人数和加于俘虏的残酷事例，不论是否经过夸传，足以使
现代的读者战栗。在这样鲜血淋漓的纪录中，不免令人怀疑许多作家提及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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