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草原帝国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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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袭击的门槛边（此处是草原的尽头和耕地的起点），他瞥见了与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将唤起他的贪婪的生活方式。在其土生土长的草原上，冬天是寒冷的，冬季的草原是西伯利亚泰加森林气候的延续地带；夏季十分炎热，因为夏季的草原是戈壁滩气候的延伸地。为牲畜寻找牧场，游牧民必须爬上兴安岭、阿尔泰山或塔尔巴哈台山脉。唯有春季把草原变成了一片草木茂盛的平原，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中，对牧群和牧民来说，春季是最美好的季节。一年中的其余时间，特别是冬季，游牧民的目光都是转向南方温暖的土地，在西南方是向着伊塞克湖，即“热海”；在东南方是向着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并不是说他要尝试着像对待耕地一样地耕种土地，当他占有耕地时，他本能地让它处于不生产的休闲状态，土地变成了草原，为他的羊群和马群生产牧草。
　　这就是13世纪的成吉思汗的态度。征服北京地区以后，他的真正欲望是使河北平原上肥沃的玉米地上升到牧地的地位。然而，尽管这位来自北方的人对耕耘一无所知（直到14世纪，突厥斯坦和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仍是纯游牧民，他们愚蠢地洗劫着已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和改变灌溉渠道使土地荒芜——就农民说，至少是不要按时付钱），但是他对都市文明中的机械产品和令人愉快的事情赞叹不已，并作为掠夺和洗劫的目标。他被温和的气候所吸引，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相对的温和，因为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似乎也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但是，只要游牧民还保持游牧精神，他就把定居者只看成是他的农人，把城市和耕地看成他的农场，对农人和农场进行公开勒索。他骑在马背上沿着古老帝国的边境巡游，检查从那些比较欣然地按规定行事的人们上交来的定期贡赋，或者当受害者鲁莽地拒绝支付时，在突然袭击中掠夺不设防的城市。这些人像狼群——狼不正是古代突厥人的图腾吗〔6〕？——徘徊在鹿群周围，扑向它们的咽喉，或者只是拾起那些迷途的和受伤的野兽。凶猛掠夺和勒索定期贡赋（就天子而言，定期贡赋被委婉地说成是表示亲善关系的礼物）交替出现，大体上已成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7世纪中突厥…蒙古人与中国人之间关系的固定模式。
　　然而，从游牧民中有时也会产生杰出的人物，他及时得知定居帝国的腐朽状况（这些狡猾的野蛮人像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人一样非常熟悉中国帝国宫廷内的拜占庭式的阴谋）。他将与中国的一派或者一个王国签订盟约以反对另一派，或者与篡位失败者签订盟约。他将宣布自己及其部落是帝国的盟邦，在保卫帝国的借口下进入帝国边境地区，在一代或两代之后，他的孙子们已充分具备了中国人的外表，采取了大的行动，泰然自若地登上天子的王位。在这一方面，13世纪的忽必烈的功绩只不过是4世纪的刘聪和5世纪的拓跋人的重复。又过二、三代后（如果不被某次民族起义赶出长城的话）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的、仍在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出现。在5世纪，拓跋人站在匈奴人和鲜卑人的肩上消灭了他们，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在12世纪，在契丹人（一支完全中国化的蒙古人，自10世纪以来他们就是北京的和平的君主）的北面，女真人崛起，他们是通古斯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在几个月之内他们夺取了北京城，结果轮到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恰好一个世纪以后被成吉思汗灭掉。
　　欧洲也与亚洲一样。在俄罗斯草原（它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连续性：在阿提拉的匈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他们属芬兰…乌戈尔种人，具有匈奴贵族的强硬）、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库蛮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同样地，在伊斯兰境内，在伊朗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征服者中，伊斯兰化和伊朗化的过程与上述征服“天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征服者的中国化过程一一对应，在这里可汗成了苏丹和国王，正像在东方他成了天子一样；像在中国一样，他很快就让位给另一些来自草原的、更加粗野的可汗们。在伊朗也可以看到征服、继承和毁灭这一类似的过程，伽色尼突厥人之后，紧接着是塞尔柱克和花剌子模的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的突厥人和昔班尼王朝的蒙古人，更不用说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以箭一般的速度来到了穆斯林地区的外缘，取代了在小亚细亚的、垂死的塞尔柱克人的残余，由此迅速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征服拜占庭。
　　因此，比约丹勒斯描述的斯堪的纳维亚更高一级，大陆亚洲可以被看成各民族的策源地和亚洲的日耳曼尼亚，在民族大迁徙中注定要把苏丹和天子呈献给古文明帝国。草原游牧部落的这些定期性袭击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地理规律，草原游牧部落的可汗们登上了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的王位，登上了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王位，登上了科尼亚或君士坦丁堡的王位。但是，还存在着相反的另一种规律，它通过古代文明地区使游牧入侵者发生缓慢的同化过程。这种现象与所期望的一致，具有双重性。首先存在着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因素。这些野蛮的牧马人作为相当分散的贵族被淹没在这些密集的居民中，即远古的人口稠密地区。其次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国和波斯文明，尽管被征服，但反过来征服了野蛮的和未开化的胜利者，令他们陶醉，使他们麻痹沉睡，最后消灭了他们。在征服之后常常只需要50年，生活继续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化和伊朗化的蛮族首先起来保卫文明，反对来自蛮族之地的新攻击。
　　公元5世纪，洛阳的拓跋族君主把自己看成是中国耕地和文化的卫士，反对所有的蒙古人：鲜卑人或者是希望重建业绩的柔然人。12世纪，正是塞尔柱克人桑伽“密切注视着”阿姆河和锡尔河，反对来自咸海或伊犁地区所有的乌古思人或喀喇契丹人。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故事再现于亚洲历史的每一页。正像罗马文明在奋力抵抗撒克逊和诺曼日耳曼主义时，在被它同化的法兰克人中发现了后备力量一样，中国文明在5世纪的这些拓跋人中发现了它最好的支持者；而阿拉伯…伊朗的伊斯兰国家也知道上文提到的勇敢的桑伽是最忠实的拥护者。这些中国化和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作出了更好的榜样，他们完成了古代王中之王或者是天子们的事业。库思老或哈里发未能取得的胜利，即获得巴昔留斯王位和正式地进入圣索菲亚，被他们的意外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在伊斯兰世界的欢呼声中完成了。同样，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穆耳·完泽笃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亚细亚、高丽、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因此突厥…蒙古人在为他们效力中只是挥舞他的剑就征服了这些古文明地区。担负起统治之后，他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人一样统治着这些具有古文明的各族人，与他们的传统和他们长期的抱负保持一致。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这些统治者在他们的中国政府里，执行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纲领；在伊朗…波斯世界，实现了萨珊朝和阿拔斯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色圆屋顶的进军。
　　实施过统治的民族、取得过帝位的民族是很少的。像罗马人一样，突厥…蒙古人是其中的成员。
　　　　注　释　　
　　　　〔1〕关于把蒙古帝国的历史看成人类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参看欧文·拉提莫的《蒙古史上的地理因素》（《地理学杂志》XCI，1938年1月）。
　　　　〔2〕然而，如果雅库特人是朝北迁徙的移民的话，那么，他们的起源地似乎应该在贝加尔湖一带去寻找。尽管在他们现在占据的地区内，他们只使用驯鹿，但在某些仪式上他们使用马形面具，以纪念他们旅居过蒙古草原边境。这一现象与在帕兹雷克墓所发现的现象相反。参看上引书，第1页和第8页。
　　　　〔3〕伯希和说：“至少就目前我们所达到的研究阶段而言，我们明智地放弃了这种论点，即乌拉尔－阿尔泰语除了包括芬兰－乌戈尔语和萨莫耶特语外，还包括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伯希和（《亚洲杂志》1925年，第193页）。
　　　　〔4〕波佩假设有一种原始的阿尔泰语，原始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都是源于它，但他又补充道：“原始突厥语时期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世纪。”他和巴托尔德还断言：“一般来说，突厥语比蒙古语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蒙古世界中，无论哪一个地区的蒙古语都比已知的最古的突厥语还要古体。从语音学的观点来看，书写蒙古语几乎与原始阿尔泰语处于同一发展点上。”参看波佩（《乌拉尔…阿尔泰学年刊》VI，98：）。关于“一致性”问题，参看让·德尼的文章（Langues　turques；　mongoles　et　tongouzes），载梅勒特和卡洪的《世界语言》，巴黎，1924年，第185页。
　　　　〔5〕以马取代了西伯利亚的驯鹿，在帕兹雷克墓群（唐努…图瓦，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大约在公元前100年）中发现用作祭祀的马伪装成驯鹿，为此提供了证据，这是从森林狩猎人生活的部落向游牧的畜牧生活过渡的生动写照。参考欧文·拉提莫上引书，第8页。
　　　　〔6〕突厥…蒙古人神秘的祖先，在《秘史》的蒙古人中，是带白色花斑的黄褐色狼，即Borte…cino；在《乌古思名》的突厥人中，是灰狼，即kok…bori，“从一束光中，来了一只穿着灰外套和鬃毛的，似狗的大狼”。


第一节　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现在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沿着这条路经西伯利亚——在安加拉河上游、离伊尔库茨克不远的马利塔地区曾经发现了一尊属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雕像——进入中国北方，泰亚尔·夏尔丹注意到，在华北甘肃宁夏附近的水洞沟黄土坡和陕北榆林地区西南的萨拉乌苏河都有奥瑞纳式文化遗址。同样，马格德林文化似乎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在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以及在河北省都有它的代表物。河北省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山顶洞内发现了人骨架和人体装饰品，还发现了骨针、钻有小孔的动物犬状形牙齿、骨制的垂饰物、带孔的贝壳、珠母碎片和赤矿石的堆积遗址。〔1〕
　　在新石器时代，或更确切地说，是将近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草原之路还成为一种梳形陶器向亚洲传播的途径。这是一种饰有平行直线纹的陶器，它于公元前第3千纪上半叶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发展起来，并由此传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逐渐对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产生了影响。在随后而来的一个时期，即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一种饰有螺旋纹的优质陶器——其风格最初形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利耶，在布科维纳的斯奇彭尼兹、比萨拉比亚的彼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库库特尼——可能同样是经过西伯利亚、从乌克兰传入中国，大约公元前1700年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又在甘肃的半山地区发扬光大。最后，按塔尔格伦推算，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并与同时期多瑙河地区的伟大的青铜文化（奥涅提兹文化）有联系；而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是在300年之后（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开始的。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斧和长矛头在中国被仿造出来，以致使马克思·劳尔推测，中国大约在此时期（大约公元前1400年）模仿了西伯利亚的青铜技术〔2〕。
　　草原古代史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发展了一种日益风格化的动物艺术，这种艺术显然是独创的，是为装饰镶嵌在马具和装备上的铜片、银片和金片而设计的，是游牧民的一种奢侈品。在库班的迈科普墓地中出土的金银合金花瓶和一些明显反映亚述—巴比伦风格影响的纯金银制成的动物形象（公牛、狮子等）是这种艺术的代表。据塔尔格伦推算，这些艺术品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600年至1500年〔3〕，与米诺安中期文化同时。这种最初的亚述—巴比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有史时期（公元前第6世纪），这一点在著名的克勒姆斯青铜斧上可以看到。
　　塔尔格伦倾向于认为，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起，一支印欧种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4〕开始居住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辛梅里安人被认为是属于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Thraco…Phrygian）〔5〕，他们或者是“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者，更少假设性，他们原来“就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6〕。这位著名的芬兰考古学家把最近在第聂伯河流域和库班发掘出来的这一时期的大量古物，至少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归属于这些辛梅里安人。在古物中，最重要的有博罗季诺珍品（公元前1300？100年左右），包括青铜镰刀在内的斯特科夫珍品（公元前1400？100年），尼科拉耶夫的青铜铸器（公元前1100年？）和阿布拉莫威卡的青铜镰刀（公元前1200年？），它们都是在多瑙河下游与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地区发现的。此外，在库班还发现了金片和一尊纯银制的斯特拉米沙斯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