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草原帝国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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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毛织品，每一主题都是以最好的萨尔马特…阿尔泰的风格进行处理的，还有一块希腊织布上描绘着一个上唇留着胡须的男人，其胡须长度是人体长度的四分之三，无疑是辛梅里安时期博斯普鲁斯的某位艺术家的作品。以上所有古物的年代根据其中公元2年制成的一件中国漆器得以确定〔60〕。离该匈奴王子墓不远，即鄂尔浑河岸上的杜尔伯斤和伊勒克…埃里克发现的壁画可能属于同一个墓葬群，但它们的年代未能确定，尽管画中鹿的优美姿态似乎又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的影响〔61〕。（3）在鄂尔多斯，即今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的残余地区，在许多遗址上都发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别是在热河附近的滦平，多伦西部和张家口北部的哈屯森和贺垅·欧沙，在张家口以南、通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陕北和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些古物的年代可以根据其中的一枚中国“刀币”确定，刀币上刻有“t'u”的字样，是战国时期于公元前480—前250年间在中国通用的一种钱币〔62〕。
　　总的说来，尽管相当大比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即是说内蒙古的匈奴人的青铜器，是与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5—3世纪）同时代的，然而，在整个汉朝时期（从公元前第2世纪初到公元后第3世纪初），同一艺术继续在内、外蒙古繁荣，这一点已经由下列发现所证实：诺恩乌拉注明年代的部分古物；在鄂尔多斯存在着刻有多头兽图案的大量的青铜饰片，这些饰片可以较准确地断定是属于这一时期；最后是在收藏品中（即塞努斯奇博物馆的收藏，考弗尔德收藏品和卢收藏品），有汉朝艺术家们明显地仿照鄂尔多斯原物复制的、具有匈奴题材的中国青铜钩〔63〕。在下一个时期，即在中国被称为“六朝”（公元4＇TXT小说：＇世纪）时期，在某些不断增加的大量动物题材装饰的青铜钩上，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并未减少，动物形体都是弯曲、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在同一时期内，同样的草原艺术可以在大入侵时的欧洲的扣子、饰片和马的座架上辨别出来。此外，阿恩提到了直到9世纪仍保留着原草原动物艺术风格特征的西西伯利亚青铜器〔64〕。同样的艺术也许一直在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ongüt）中继续着，在聂思脱里安教所用的小青铜器，即十字架、鸽子、圣灵等物上仍保持着这种艺术，在鄂尔多斯及其毗邻地区的泥土中出土了大量这种青铜器〔65〕。此外，纯鄂尔多斯式饰片在西夏国中期（公元112世纪）还在制造，除非引起沙尔莫尼注意的西夏文字是当时重新刻上去的，或者，除非这些饰片是不作通用的西夏的仿制品〔66〕。


第八节　匈奴的首次出击和月氏的迁徙
　　匈奴作为一支令人畏惧的势力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公元前第3世纪末，正是此时中国在秦朝（前221—前206年）的统治下完成了国家的统一〔67〕。秦朝建立者秦始皇（前221—前210年在位）预见到这一危险，与将军蒙恬完成了修建长城的工作。从公元前215年起，长城一直起着保卫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侵犯的作用，约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赶出了今天称之为鄂尔多斯的地区，即黄河河套内的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匈奴人在头曼单于（死于约前210—209年）的率领下，以攻月氏而开始了他们的扩张，月氏人直到当时一直居住在甘肃西部。在东方，头曼之子、继承者冒顿（约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打败了满洲边境上的另一支蛮族——东胡。冒顿利用秦亡汉兴（前206—202年）之间爆发的削弱中国势力的内战，于公元前201年入侵中国山西省，围其首府太原。汉朝的建立者高帝〔68〕奔赴太原，驱赶匈奴，然而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即今山西边境的大同地区。后经谈判，方得解围，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中国公主或者是宫女嫁给单于为妻，正如以后的中国诗人们所吟：可怜的“鹧鸪”嫁给了“蒙古的野鸟”。
　　大约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顿第一次给甘肃西部的月氏人带来了灾难，他声称已经征服了月氏。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61年在位）后来结束了月氏的威胁，用月氏王的头盖骨做了饮器，把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69〕。
　　月氏一名（至少是以这种形式）仅以它的汉文译音而流传下来〔70〕。然而，许多东方学专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们从这次迁徙中了解了他们）以及与希腊历史学家们称呼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按此分类，吐火罗人与印度…塞人是一个民族在两个时期内采用的两种称呼，人们认为这个民族与斯基泰人有姻亲关系，或者说它属于印欧种人，这一确认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即在今甘肃西部的中国境内——按中国史家们的记载，该地区在公元前第2世纪初期已经是月氏人的地盘——地理学家托勒密最迟在公元后2世纪提到了一支塔沟里人（Thagouri）、一座塔沟里峰和一个塔沟拉城镇〔71〕。此外，斯特拉波提到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诸族中有吐火罗人（Tokharoi）〔72〕，正好是这时候，中国史家们表明月氏人到达了其迁徙终点大夏，也就是巴克特里亚的边境。两种发展进程如此一致，似乎形成了强有力的论据，支持那些把中国编年史上的月氏人看成是希腊史家笔下的“吐火罗”、梵文抄本中的“Tukhara”和以后罗马时期的“印度…塞人”〔73〕的历史学家们。此外，迟至公元第5和第8世纪，塔里木北缘绿洲上的居民仍说印欧语，塔里木北缘如果不是月氏人早些时候的地盘的话（因为这些月氏人被证明是甘肃的土著居民），那么，当时其中部分地盘至少是属于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与月氏人或多或少有些亲属关系的部落。直到最近，语言学者们还称这些印欧语为吐火罗语，尽管今天他们满足于将这些语言标明为库车语、焉耆语等等。然而，在历史黎明的时期，印欧语部落向远东前进了很大一段路是有可能的。这一假设使人们易于接受，因为西西伯利亚、也许甚至是米努辛斯克地区，似乎在公元纪年以前，已经有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亲属关系的各族居住，以及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一带的天山南北两麓在阿赫门尼德时期就有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居住。因此，今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就该是布满了印欧种人，喀什噶尔附近的那些印欧种人属东伊朗人，在酒泉的〔74〕、库车的印欧种人属吐火罗人。月氏人相当于后一种人。
　　然而，中国历史地理书所提供的早期资料都涉及到“印欧主义”在这些前哨地区所遭到的第一次倒退。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冒顿单于（约前209—前174年在位）率领下的匈奴人严重地挫败了月氏。继任的老上单于（约前17461年在位）杀月氏王，并让人把他的头盖骨制成一个杯子〔75〕。他迫使这些月氏人离开甘肃，穿过北部戈壁向西逃亡〔76〕。其中小部分月氏人，中国人称之为小月氏，在南山南部地区的羌人或吐蕃人中间定居下来，正如两个半世纪以后成书的《前汉书》所记，他们使用羌或吐蕃人的语言〔77〕。其余的月氏部落，中国人称为大月氏，企图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定居，但很快被乌孙（其音为Oo…Soon）人赶走〔78〕。中国史家们描写这些乌孙人是蓝眼红须。查尔彭蒂尔把乌孙一名与“阿息”（Asioi）一名联系起来——阿息是萨尔马特人中被称为阿兰人这一支的另一个名字——他认为乌孙人是阿兰人的祖先或亲属〔79〕。如果这一假设正确的话，那么，在类似月氏和匈奴的压力之下，成群结队地向南俄方向迁移的必定是这些乌孙人，尽管比我们所谈到的时期确实要早一些，但斯基泰人正在不断地被萨尔马特民族所取代。
　　然而有可能，月氏被匈奴从甘肃逐出之后，他们向西迁徙的浪潮曾冲击着伊犁河附近的乌孙人。乌孙人暂时被新来者征服，但在匈奴的帮助下随即进行了反扑。后来月氏人重新向西进发，来到锡尔河（希腊地理学家们的亚克苏斯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地方（中国人称大宛），《前汉书》记载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60年到达该地。在那里，他们处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边境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幼克拉蒂斯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必定已接近了尾声。


第九节　匈奴首次出击产生的影响和希腊在阿富汗地区统治的崩溃
　　塔什干、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这些地区是由中国人称之为“塞人”（古音是Ssek），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之为“萨迦”（“Saka”或“Shaka”），希腊人称之为“萨迦伊”（Sakai，“即我们的萨迦人”）的人居住。事实上，他们是“亚洲的斯基泰人”。他们组成了斯基泰…萨尔马特大家族中的一支，即他们是来自西北草原的游牧的伊朗人。由于吕德斯的著作，似乎有理由把塞语归属于他们，奥瑞尔·斯坦因使团在和田〔80〕发现了属于中世纪初期的大量塞语手稿，塞语是一种东伊朗语方言。西迁的月氏对塞人的撞击在塞人中引起了总的反响，导致了他们入侵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希腊王公们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根据到W。　W。塔恩时代普遍能够接受的理论，在月氏的压力下，塞人越过索格底亚那地区，然后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在此取代了希腊人。在公元前140—前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国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据斯特拉波记述，其中最有名的游牧部落是阿息人、帕夏诺伊人、吐火罗伊人和萨迦劳赖人，他们都是来自锡尔河北岸地区。要准确地识别这些部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困难的。如上所述，查尔彭蒂尔把阿息人（彭沛乌斯·托古斯称为阿息洛伊炫）看成是中国史家们曾提到的伊犁河畔的乌孙人〔81〕。萨迦劳赖或萨迦卡伊似乎暗示一支古代塞人部落。至于吐火罗人，根据H。　W。贝利所坚持的假设，他们是月氏人最核心的部分〔82〕。
　　公元前128年，当中国使者张骞访问月氏时，中国史家司马迁提到他们，把他们当作为已经征服和占领索格底亚那地区（指“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的人。《前汉书》记道，他们已经在该地的监氏城建都。羽田亨认为该城名字在发音上与坎塔（kanda）城一致，kanda是马尔干达（markanda）或撒马尔罕的缩写〔83〕。《史记》和《前汉书》都还记道，月氏已经臣服大夏（即巴克特里亚），虽然他们似乎没有占领其地，至少在当时还未占领〔84〕。塔恩怀疑（错误地）被月氏人征服的巴克特里亚君主们可能仍是希腊人，而不是塞人，按此情况，塞人未能把希腊人从巴克特里亚赶跑。许多东方学学者认为，无论如何在其后不久，即大约公元前126年，月氏人不再满足于对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他们越过阿姆河，实实在在地占领了该省。这种观点是以《后汉书》的一段记载为根据的，该书明确记道，月氏人移居大夏，由五位首领或翕牚侯（she…hu即叶护）瓜分了其地。事实上，与这些事件的时间比较接近的《前汉书》在这一点上似乎却不太清楚。它只记道：“大夏民（即巴克特里亚炫），本无大君长，臣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当时这些人不可能还是粗暴的希腊冒险家们，而只能是某种蛮族），月氏徙来，皆畜臣之。”〔85〕此文的意思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但有另一本不含糊的史书，即《后汉书》，它记道，公元84年，中国将军班超曾请求月氏王规劝索格底亚那地区王（康居王）〔86〕。这意味着在当时索格底亚那地区与月氏国是完全区别开的，因此必须在索格底亚那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寻找月氏人，很可能往南朝着巴克特里亚。在阿姆河北岸稍稍逗留之后，他们渡过河，取代了巴克特里亚的塞人。据塔恩（他的观点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几乎是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87〕。无论如何，月氏人的迁徙是各族大混乱和横扫东伊朗的游牧民浪潮的标志。在南方，塞人受到月氏人在后面的攻击，占领了德兰吉亚那（即锡斯坦）和阿拉霍希亚（即坎大哈）。这一占领是永久性的，因为，从此以后，这些地区成了“塞人的地区”，按伊朗语名称是“萨迦斯坦纳”，近代波斯语称之为“锡斯坦”。
　　所有这些游牧部落从锡斯坦猛扑向帕提亚帝国，几乎摧毁了它。帕提亚国王弗拉亚特斯二世在米底受到叙利亚国王安提珂七世的威胁，他企图进行塞硫古王朝式的再征服（公元前129年），这种轻率的举动引起一些野蛮人前来救援。这些野蛮人来了，但是不久就倒戈，弗拉亚特斯兵败被杀（公元前128年或127年）。据彭沛乌斯·托古斯说，帕提亚新王阿特班努斯二世于公元前124或123年在对吐火罗人进行反攻中受重伤。这似乎可以证明，中国史上的月氏——如果像推测的那样，就是希腊史上的吐火罗人的话——从那时起就一直定居在巴克特里亚，后来他们使巴克特里亚成了“吐火罗斯坦”。帕提亚王密特里达提二世（前123…88年）继位，他确实阻止了游牧部落对帕提亚的入侵，甚至将他的宗主权强加于在锡斯坦的塞人。然而，在公元前77年，萨迦劳赖人在伊朗已经十分强大，他们自己挑选了他们的保护者阿尔萨息家族的辛剌特拉克斯或称沙拉特洛伊克斯，把他拥上帕提亚王位，后来辛剌特拉克斯企图反对他们，被他们乱箭射死（大约公元前70年）。
　　这些地区的塞人和月氏人以后的命运构成了伊朗和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在此回忆以下事实就足够了。塞人从锡斯坦和坎大哈扩张至喀布尔和旁遮普；然后，当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时，他们又扩张到马尔瓦和吉莱特，在那里，塞人的总督维持统治直到公元第4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