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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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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明白。她是常常让我这么做。她会说，奥尔加，这四封信你来回，照我跟你说的以及你速记下来的回吧。你用笔来写，字体写得跟我的越像越好。她让我练习模仿她的字体，注意每一个字母她是如何下笔的……只要看上去差不多跟我写的—样就行了，她说，然后签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让人知道我连信都写不了啦。你知道，患了风湿病，我的手腕越来越不灵便了，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愿用打字机写私人信件。”
“您完全可以用您平常的字体来写，”富勒顿先生说，“然后在末尾写上由秘书代笔，不就行了吗？”
“她不想让我这么做。她希望别人认为是她本人动笔写的。”
富勒顿先生心想，这肯定是实情，像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一贯的作风。她深深厌恶提及自己上了年纪、今不如昔的事实，比如说以前会做的一些事现在做不了啦，走不了那么远或者爬山没以前快啦，手没有以前灵活（尤其是右手）等等。她希望能跟别人说：“我身体棒极了，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想干都能干成。”是的，奥尔加说的是实话。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别的…些因素，一开始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起草并签字的附加条款才没有受到怀疑。富勒顿先生回忆起来，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渐渐起了疑心，因为他和他年轻的合伙人都十分熟悉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的字体。是年轻的科尔先开口的。
“我真没法相信附加条款出自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的手笔。我听说她最近患了关节炎。看看这些她亲笔写的东西吧，这是我从她的公文中挑出来的。这附加条款不太对头。”
富勒顿先生也觉得不大对头。他说要请专家鉴定。结果十分明确。各位专家都一致认为附加条款不是出自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的手笔。要是奥尔加不那么贪心，富勒顿先生心想，要是满足于在附加条款一开始写上（如这份公文的开头一样）—“因为她无微不至关心我、对我体贴耐心，我留给她－”也只能这样开头，接下去说明给这位姑娘留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但是把所有的亲属全部撇开，特别是她的侄儿，以前近二十年中立的四份遗嘱中他一直是她的剩余财产继承人，把他也撇开，而把一切都留给外人奥尔加。塞米诺娃—这不像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能做得出来的。事实上，只要借口存在过分的压力就可能推翻这样一份文件。不行。这个急脾气的孩子太贪心了。也许卢埃林—斯迈思夫人说过要给她留点钱，因为她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因为她心地善良，因为她满足了老太太的一切要求而得到了老太太的宠爱。
由此奥尔加便憧憬着她会得到一切，老太太会把一切都留给她，她会得到所有的钱。所有的钱，还有房子、首饰，…切的一切。贪心的姑娘，现在遭报应啦。
富勒顿先生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无法坚持住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应有的立场，忍不住怜惜起她来，对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自从呱呱落地之日起，她就饱尝了艰辛，领略到了一个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家的暴力，失去了双亲，又失去了姐姐和哥哥，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时时在恐惧中度过，这一切造成了她的个性。无疑自她出生之日就形成，然而从前都没有机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一种孩子气的贪婪之心。
“谁都跟我过不去，”奥尔加说，“谁都是，你们都与我作对。你们这么做不公平，仅仅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度，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呢？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真的觉得您没有多少可做的。”富勒顿先生说，“您最好的机会在于讲明实情。”
“要是我按照你们希望的去讲，那纯粹是撒谎，不是真的。她写下的遗嘱。她在那儿写的。
别人签字时她让我出去了。“
“您知道吗？存在于您不利的证据。有人会说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文件上面签字。她有好几种公文需要签字，签字前她一股不再浏览放在面前的究竟是哪一种。”
“那她连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
“亲爱的孩子，”富勒顿先生说，“您最大的指望在于您是初犯，而且您是外国人，您只是粗通英文。于是您也许会被从轻发落－或者还真能缓刑。”
“嗯，只不过说说而己。说的好听。我会被投入大牢永远不会放出来。”
“看，您又在胡说啦。”富勒顿先生说。
“我要是能逃走就好多了，要是我能逃走藏起来让谁也找不着的话。”
“一旦发了通缉令，在哪儿都能把您找到。”
“要是我跑得快就不至于。要是我马上离开，有人帮我的话就不会。我能逃走，逃离英国，乘船或者坐飞机都行。我可以找人伪造护照签证以及一切必须的证件。有人会帮我。我有一些朋友，有些喜欢我的人。有人会帮我逃走，从此消失，我需要的就是这些。我可以戴假发，也可以拄着双拐走路。”
“听着，”富勒顿先生严肃地说。“我很同情您。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位律师，他会尽全力帮助您。您不能指望逃走。您说起话来简直像个三岁孩子。”
“我有足够的钱。我攒了不少钱。”接着她又说，“您努力地想对我友好些。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全跟法律有关。但有人会帮我的，有个人会，我要逃到一个任何人也找不到我的地方去。”
富勒顿先生心想，没有人找到过她。他想知道—是的；他很想知道－她一直呆在哪里？现在又在哪里？
第十四章
走进苹果林宅。仆人请赫尔克里·波洛在客厅就坐，告诉他德雷克夫人随后就到。
穿过大厅时，波洛听见女人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他估计大约是从餐厅里传出来的。
波洛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整齐而美丽的花园。布局不错，管理得也很好。紫苑还在怒放，菊花亦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甚至还有一两枝玫瑰傲视着冬天的渐渐来临。
波洛看不出这里有园艺家的半点功劳。一切都遵循着传统，只是培育得相当不错。他心想德雷克夫人是否有些令米切尔。加菲尔德招架不住。他布下各种诱饵，可全都是枉费心机。一眼就能看出这只不过是一个精心护理的郊区的普通花园。
门开了。
“真抱歉，让您久等了，波洛先生。”德雷克夫人说。
大厅外叽叽喳喳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人们不断离去。
“是为了在教堂举办圣诞庆典的事。”德雷克夫人解释说，“筹委会成员们在我这里开会商量一下究竟该怎么安排。这种会一开起来就没个完。总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或者说有好主意，而好主意往往根本行不通。”
她的语气略显得愤愤不平。波洛完全想象得出，德雷克夫人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一些事情的荒谬之处。从斯彭斯的妹妹的话以及别人的暗示中，还通过各种途径，他了解到罗伊纳·德雷克独断专行，大家都指望着她挑大梁，却又都不感激她。他也想象得出来，她虽然尽职尽责，却不会受到跟她个性相当的上了年纪的亲戚的宠爱。他听说卢埃林—斯迈思夫人之所以搬到这里，是为了离侄儿侄媳近一些，于是虽然不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侄媳实际上早已作好打算照顾老太太的饮食起居。很可能卢埃林…斯迈思夫人心底也十分感激罗伊纳·德雷克，但与此同时，无疑对她的专断极为，不满。
听到大厅的门终于关上了，罗伊纳·德雷克说道：“好了，终于都走啦。您找我有什么事？还是关于那次可怕的晚会吗？但愿我没有在家里举办那次晚会才好。可是别的房子似乎又都不合适。奥列弗夫人还呆在朱迪思·巴特勒家吗？”
“是的。我想她一两天后要回伦敦去了。您以前没有见过她吧？”
“没有。不过我很喜欢看她的作品。”
“是啊，大家公认她是个一流作家。”波洛说道。
“嗯，她是个一流作家，毫无疑问。她本人也很有意思。她有自己的看法吧—是说她大概知道是谁下的毒手吧？”
“我看她不知道。您呢，夫人？”
“我已经跟您说过啦，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您也许只是这么说说，而事实上—兴许您已经有了，兴许没有－怎么说呢，仅仅有个轮廓，是个很有价值的看法，还不太成熟而已。您的猜测有可能就是真的。”
“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她好奇地打量着他。
“您是不是看见什么了－一件很小很不起眼的事，但是越想越觉得兴许不像当初认为的那样没有任何意义。”
“波洛先生，您肯定是有所指吧，是某件事故？”
“嘿，我承认。是因为有人跟我提起过。”
“果然如此。是谁呢？”
“一位惠特克女士，小学教师。”
“哦，原来是她。伊丽莎白。惠特克。是榆树小学的数学老师，是她吧？我记得开晚会时她在。她看见什么了吗？”
“与其说她看见了什么，不如说她觉得您也许看见什么啦。”
德雷克夫人诧异地摇摇头。
“我可能会看见什么了呢？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啦。”德雷克夫人说，“可是谁知道呢。”
“跟花瓶有关。”波洛说，“一个装满花的花瓶。”
“一瓶花？”罗伊纳·德雷克迷惑不解地问。接着她的眉头舒展开了。“哦，对。我记起来啦。是的，楼梯角的桌上插着满满一花瓶的菊花和树枝。是一只漂亮的玻璃花瓶，我结婚时收的贺礼。插的树叶有几片耷拉下来了，几朵花也蔫了。我记得是穿过大厅时发现的－那时晚会大概要结束了吧，我也记不太清楚－我心中暗自纳闷怎么会弄成这样，于是我上楼把手伸了进去。原来不知哪个蠢货把它摆好之后居然忘了加水。我很恼火，后来就端着花瓶进洗手间灌水去了。我在洗手间能看见什么呢？里面又没有人。我清楚得很。不排除晚会期间有一两个大一点的姑娘小伙去过那里，拿美国人的话讲叫搂搂抱抱亲热了一下。但我端着花瓶进去时绝对没有一个人。”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波洛说。“但我听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花瓶从您手中滑落，滚下客厅摔碎了。”
“哦，是的，”罗伊纳说。“摔了个粉碎。我慌了神，因为我说过，那花瓶还是我结婚时别人送的贺礼，而且质量上乘，插满一束花完全没有问题。我太笨了，手指竟然滑啦，花瓶从我手中掉下去，砸在大厅的地板上摔碎了。伊丽莎白。惠特克恰好站在那儿。她帮我拾起碎片。把玻璃渣扫到一边，生怕有人踩上啦。我们就扫到大座钟旁的角落里，等晚会结束后再清除。”
她审视着波洛。
“这就是您说的意想不到的事？”她问。
“对。”波洛答道。“我猜惠特克小姐是感到奇怪，您怎么会把花瓶摔了呢。她觉得您是受了惊吓。”
“我受了惊吓？”罗伊纳·德雷克看着波洛，又皱起眉头思索了一阵，“不。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受惊吓。有时候一不小心东西就掉下去了，比方说洗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太累了。
当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为晚会做准备啦。主持晚会啦。忙得不可开交。应该说进展很顺利。我觉得是因为—啊，累了就没办法，保不准就干蠢事。“
“您确信没有什么事情吓着您了吗？比如说看见了根本没有料到的一幕？”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呢？楼下大厅里？大厅里我什么也没看见。当时大家都在玩火中取栗的游戏，大厅里空荡荡的，对啦，只有惠特克小姐一个人在。但直到她过来给我帮助为止，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她。”
“您有没有看见谁从书房里出来？”
“书房……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对，我应该能看见。”她停顿了好一阵，然后紧盯着波洛说：
“我没看见任何人从书房里出来，”她说，“根本没有……”
他不相信，她越是这样说他心中越是怀疑。她没有说实话。实际上她看见了某个人，或者看见门开了一条缝。或者瞥见了书房里的那个人。但她否认得十分干脆。他想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干脆呢？是因为她不愿意把那个人同谋杀案相联系吗？是不是她十分关心那个人－或者更有可能是—她想保护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尚未成年，她觉得他还不清楚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他觉得她虽然厉害但还是很正直的。像她这种女人常常从事管理工作，主持一个委员会或者某项慈善事业，关心对公众有利的各项事务。同时她们又过分强调情有可原，常常为年轻的罪犯寻找各种借口，例如未成年的男孩子或者智力发展迟缓的女孩子，兴许他们已经是管教的对象了，可还往往博得她们的同情。若是看见这类人从书房出来的话，他觉得她很可能出于本能想保护他们。如今作案的孩子一般都很小，在哪个年龄段还不可知。7岁？9岁？他们一般在青少年法庭受审，看来很难弄清应该如何杜绝青少年犯罪。常常给他们找出不少借口，比如说家庭破裂、父母照顾不周等。然而最最卖力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找出每一个借口的恰恰是罗伊纳·德雷克这种人。而她们平时总是那么严厉，那么吹毛求疵。
波洛本人不赞成她们的作法。他第一步想到的永远是正义。他向来对慈悲为怀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过多的慈悲。从他在比利时以及这个国家的经历看。他觉得滥用慈悲往往酿成大祸。要是把正义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慈悲的话，许多无辜的牺牲者就不会白白送命了。
“我明白了，”波洛说，“我明白了。”
“您觉得惠特克小姐会不会看见谁进了书房？”德雷克夫人提醒道。
波洛饶有兴致地问：
“啊，您认为有可能？”
“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以前，她见到有人进书房。我不小心砸了花瓶时，她说不定以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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