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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本是道-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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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阻挠,并没有能够断绝父亲和母亲的交往。他们想出一个妙策来继续感情的交流,那就是利用外祖父去银行乘坐的汽车传递情书。每天在外祖父上车前,母亲将信用橡皮膏贴在汽车牌背面;待外祖父在银行门前下车后,父亲便悄悄将信取走。同样,父亲给母亲写信寄情,也用这个办法。说来可笑,外祖父上下班的汽车,竟成了父亲和母亲传情递意的“邮车”了。自然,还要感谢三姨孙经仪,这办法的首次运用,全靠她出的主意呢。人们只知父亲是武侠小说作家,不知他还写过言情小说,其中有一部叫做《轮蹄》,便是以这段生活经历为素材提炼而成的。
四、官司打赢《蜀山》问世
轮蹄传情,未能长久。母亲天天绕着汽车转,引起开车师傅的疑心。他把猜疑报告给外祖父后,矛盾迅速激化了。
一天,母亲又到汽车牌后取信被外祖父当场抓住。外祖父把母亲带到书房,必欲问个究竟。母亲便索性鼓起勇气表白心迹,并提出与父亲结婚的请求。外祖父听罢,不由怒火中绕,一记耳光,把母亲打倒在地。母亲自幼丧母,从小到大,还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半夜,想了半夜。越想越心酸,越想越气愤,终于横下一条心。第二天凌晨,她只带一身换洗的衣服和一块钱车钱,就毅然决然离家出走了。
母亲的出走,在孙公馆引起轩然大波,社会上也闹得满城风雨。盛怒中的外祖父,先是重金买通英国工部局,把父亲投入监狱。这件事被父亲的好友段茂澜得知,便设法营救。段茂澜是留英学生。经他从中斡旋,父亲很快即被释放。但外祖父不肯罢休,以“拐带良家妇女”为罪名,又把父亲送进监狱。
一九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天津市地方法院开庭审判父亲所谓“拐带良家妇女”一案,成为当时轰动津门的新闻。这一天,各报记者蜂拥而至,外祖父顾及身份没有出席,而由大舅孙经涛作他的代表。原告提讼后,父亲正欲答辩,旁听席前有一、女子突然高喊:“请等一等!”众人顺着喊声望去,原来是孙二小姐孙经洵出庭作证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她理直气壮地质问原告:“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和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这一问,原告竟成被告,那位孙大少爷蔫头搭脑,再也说不出话来。
官司打赢了,但我们的父母并没有马上成亲。父亲这样想:母亲敢于走出优裕的家庭,跟自己过穷苦的日子,确实很不简单。为了报答母亲的深情厚意,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多攒些钱,把婚事办得隆重些。就这样,婚礼一直拖到1932年才举行。说来也巧,就在这时机会来了。当时天津有一张《天风报》,每日要连载两部小说,其中一部已经刊载完毕,一时尚无新作续上。报社社长沙大风正为此事急得团团转,偶然闻知父亲的文笔优美,便亲自找上门来,问父亲能不能尽快拿出作品来,稿酬可以从优。父亲接受稿约后,连夜赶写出几十段文字,那就是《蜀山剑侠传》的前几回。《蜀山》问世前夕,父亲和母亲商量用什么笔名,母亲忽然想起文珠,想到父亲对她的思念,就说:“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父亲感佩地望着母亲,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经询,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情意!”
《蜀山剑侠传》连载后,《天风报》发行量成倍增长。本来父亲打算攒够了结婚费用即行打住的,现在欲罢不能了,热心的读者在天天等着看下文呢,不能以临时观点草率从事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蜀山》共五十五集,后五十集要比前五集严谨得多那正是经过全面地调整和布置的结果啊。
五、津门赴宴吐著制敌
父亲以武侠小说名世,不少人猜想他必定精通武术,常有一些读者来信请教习武之道;还有一些武林中人从南北各地赶来,请求切磋武艺,甚至要求父亲同他们一试身手。但是,朋友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点:父亲笔下的“剑侠”,主要是大胆的想象和夸张,而不是写实。
那么,父亲对武术一窍不通吗?倒也不是。他练过太极拳、少林拳、八卦掌,练五式梅花拳,还可以上桩子呢。我们小时候,父亲曾带我们在院子里练“一炷香”,就是练“骑马蹲裆式”,蹲时燃一根香,直到香头燃尽才站起来。不过父亲绝谈不上“精通”二字。那些热心的求教者,往往是扫兴而归。倒是“别有用心”的父亲从他们的言谈比划中得到不少教益,随后用于他的“武侠”描写中去。
如果父亲有点本领的话,那不在武功而在气功。由于他从小曾随峨眉老道练过,以后又坚持锻炼,未曾间断,在这方面还真有些“特异功能”呢!
提到父亲的气功,有件往事可供读者一粟:母亲因不甘受家庭禁锢而出走后,外祖父曾雇佣一伙青皮打手,企图“教训教训”父亲。那伙青皮的头子姓马,人称“马五爷”,是个专门欺压善良的家伙。他手下有几十个徒弟,都是以打架斗殴为业的流氓。他们听说父亲是写武侠小说的,以为父亲会武术,未敢轻举妄动,就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请父亲赴宴论武,待探清虚实之后再作主张。
这真可说是一出“鸿门宴”。席间,马五师徒轮番向父亲进行挑衅和试探。仆人端上来一只鸡,马五的大弟子便骂骂咧咧:“这叫嘛玩艺儿!也不剁一剁,囫囵个儿地端上来,叫人怎么张嘴?”边骂,边用银筷子去“剪”鸡。随着了一阵“咯吱”声,那只鸡连骨带肉被“剪”成寸断。父亲见他顾盼得意的样于,觉得十分可笑,没有理他。他以为父亲软弱可欺,说一声“请”,便夹了一块鸡骨头递过来。出于礼数,父亲端起一只碟子相迎。岂料那块鸡骨头递到碟子上方,对方竟不肯松筷子,他斜睨着父亲说:“这年月,日子不好混。没本事,骨头也啃不着。”父亲淡然一笑,拾起面前那副筷子,慢慢插入对方筷子的缝隙,运气于指,只轻轻一拨,那块鸡骨头便“咯噔”掉落在自己的碟子里。
马五见弟子“栽”了,再也沉不住气。顺手夹起一片火腿,径伸至父亲的唇边。这一招确实厉害:看你敢不敢张嘴?不张嘴,表明你胆小无能,你就“栽”了;张嘴,他就可以在你口中捣牙戳喉,不死必伤。果然,父亲刚一张口,那双长长的银著便直插进去。可是,这时父亲已运力于齿,将著头牢牢咬住,再一发功,著头即被切断。接着,父亲轻轻一吐,只听“铮铮”两声,被咬断的著头,像两根寸把长的钉子,真戳戳地钉在桌面上。一时间,弄得马五一个满面羞惭,忙赔不是。
多年后,父亲谈起这件事,只是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神’的。人体内本来蕴蓄着无限的气力,只要把它集中于一点,奇迹就会发生。就像一根钉子,看起来很平常,当力量集于钉尖时,它就可以穿透很坚硬的物体。”
六、涉足梨园结义绮霞
绮霞,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先生的表字。提起父亲与尚先生的结识、交往,也算得上梨园中的一段佳话。
父亲自幼喜爱家乡的川剧,来到天津以后,很快又迷上了京剧。那时,他只自一人,工作操劳之余,唯一的去处就是戏园子。起初只是消遣消遣,渐渐竟着了“魔”,再也离不开了。特别是尚小云的戏,刚健挺拔,潇洒大方,节奏鲜明,铿锵有力,最符合父亲的性格爱好和欣赏趣味。每逢尚先生登台献艺,他都场场必到。平时,父亲省吃俭用。看尚小云的戏,他却不借高价,非买前排票不可。有时手头宽裕了点儿,他就“包座儿”,干脆一次买下整月的票。父亲看戏,不但着迷,且能入境,听到妙处或是看到绝处,他会忘乎所以地领头给“好”,一下子引出满堂彩声。不断地玩味体验的结果,京剧艺术的三味居然让他感悟到了。
一次,父亲在春和大戏院包了一个三排座儿。每天开锣前,父亲便着一件蓝布长衫坐在那里了。想不到,父亲的热诚,竟引起了这位艺术家的注意。尚小云一边在台上演唱,一边琢磨着:“台底下这位穿蓝大褂的是谁?我的戏,他怎么一场不落呀?”一天,父亲在聚精会神地看戏,一个茶房送过一碗茶来,说,“这是尚老板让送的。他请您散戏后到后台叙叙。”戏一散,父亲连忙到后台拜望尚先生。三言两语之后,尚先生便请父亲谈谈对其表演艺术的看法。父亲没想到这位誉满南北的一代名伶如此谦虚但减,感动之余,也就以诚相见,他说:“一般人只知武戏要文唱,却不知文戏要武唱。其实,它们道理是一个,就是讲究动静、冷热、刚柔、急缓的结合。武戏文唱,可避免过‘火’;文戏武唱,可防止太‘温’。不‘火’不‘温’,入情入理,才是好戏。尚老板的表演,能够做到文戏武唱,这正是秀出班行的独到之处。若是再多排一些可供‘武唱’的文戏,那就更好了。”尚小云非常高兴,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李先生所言极是。但不知李先生肯不肯屈尊为尚某写些本子?”父亲答应试试看。二人虽系初交,却一见如故,顿成莫逆。
不久,父亲就给尚小云送来了他新编的剧本《汉明妃》。这个本子既注意强调王昭君只身出塞的情意,舍身和番的气概,又充分考虑突出尚小云洪亮高亢的嗓音,深厚扎实的武功,从而给扮演者提供一个发挥艺术才能和特长的自由天地。此后,父亲实际上成了尚小云先生的特约编剧。尚小云组织的“重庆社”,排演过一系列新剧目,其中诸如《墨黛》、《卓文君》、《林四娘》、《青城十九侠》等,都是父亲编写的。
一九三二年春天,父亲与尚小云拜结为金兰之好。这种亲密的关系保持了几十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小云的长子长春、次子长麟组建新宁京剧团时,父亲还热心地为他们写本子呢。
七、身陷囹圄志行如初
《蜀山剑侠传》在《天风报》连载后,不久即由天津励力印书局结集出版。书局老板刘汇臣是宁波人,办事精明而又果断。他料定还珠楼主的读者会越来越多,便与父亲谈妥,把与《蜀山》同时写就的《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柳湖侠隐》等书,都包揽下来,独家刊行。父亲得到一笔可观的稿酬后,便托人在北京东单东观音寺买下一所房子,举家迁京,专事写作。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父亲已是名噪京津的文人了。
利用文人做“御用工具”,这是历来侵略者的惯伎。日本人很快就盯了上父亲。先是汉好周大文登门求见,请父亲到敌电台任职。接着担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又来劝说。均遭到父亲的拒绝。他说:“我是写小说的,旁的不会干。”父亲不识“抬举”,自然惹恼了日本人。偏巧这时有一个姓徐的出版商,看到父亲的书销路好,油水大,想把版权从励力印书局夺过来。但父亲是个讲仗义、重感情的人,尽管徐老板肯出高价,也没有答应他。徐老板怀恨在心,托他的在日本人那里当翻译的亲戚,要求“治治李寿民”。
一天晚上,父亲和几个朋友应邀到宣武门草厂胡同顾家吃饭。酒菜上桌,大家正欲把盏举著,突然响起一阵砸门声。顾先生刚刚拉开门闩,便冲进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带走,统统的!”率队的一声喝令,屋子里的人全被押上了汽车,连当时在场的名伶张君秋先生也未能幸免。当天深夜,日本宪兵还到东观音寺去抄了我们的家。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出事了!
父亲和友人被捕后,大家都很着急。尤其是张君秋,因为他演出的戏码已经排出,广和楼正等着他上戏呢。父亲心里明白,这回八成是冲自己来的,朋友们都受连累了。于是他就想法安慰张君秋,说自己会算命,按张君秋先生的生辰八字和气色,绝不至于走“背”,不出三五天,即可平安回家。果然,张君秋在第三天被允许取保释放,其他人也被陆续保释。只有父亲因“涉嫌重庆分子”,在看守所里受了七十多天的难。在那令人发指的日子里,日本人百般折磨父亲,鞭笞、灌凉水,甚至向眼里揉辣椒面,还恶毒他说:“你们四川人不是喜欢辣子吗?”在酷刑面前,父亲并不是没有动摇。事后回忆这段遭际,他曾坦率地承认,有几次简直就要挺不住了,但终于还是“熬”了过来,因为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人,不是狗,绝不能答应给日本人做事!
后来父亲被释放,一是因为有个日军大佐听说父亲谙星相,会算卜,便前来间卜,不料他的身世遭遇竟被言中;二是因为母亲和亲友们多方奔走,托人找到华北军部里的熟人,而他们之中又有几个《蜀山》迷;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父亲并非什么“重庆分子”,而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
七十多天的铁窗生活,极大地损害了父亲的健康,特别是他的眼睛;抄家时还丢失了三部小说手稿,不得不重新写过。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毕竟没有玷污“中国人”这个伟大而神圣的名字。
八、笔墨耕耘风靡上海
父亲出狱时,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在家调养了几个月,稍见康复,便只身南下,到上海去另谋生路。
初到上海,父亲卖了一个时期的字。他从小跟祖父学书法,写得一笔遭劲潇洒的行书,真草隶篆也都颇具功底。但也只能维持自己一人的生活,无法养家,以致母亲不得不卖掉东观音寺那所房子,拖儿带女搬到史家胡同东罗圈去住。
后来,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先生听说《蜀山》作者在沪卖字,立即寻到父亲栖身的亭子间,嘘寒问暖之后,将父亲接到老垃圾桥挽陆家暂住。双方在饭桌上敲定,父亲的全部著作由正气书局独家出版,写一本出一本,稿酬从优。于是,父亲又重操旧业,收入也很快丰厚起来。抗战胜利后,父亲把全家接到上海,在西藏路远东饭店包了几个房间住下。在那里,我亲眼看到父亲进入创作高潮的情景。
那时,父亲每日要写二万字,书局每隔十天就出一本书。陆老板催稿催得特别紧。父亲则因子女众多,负担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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