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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本是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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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每日要写二万字,书局每隔十天就出一本书。陆老板催稿催得特别紧。父亲则因子女众多,负担很重,加之他又有“烟霞”癖,离不开鸦片,只有拼命地写作,才能支付浩繁的开销。但是,父亲的眼睛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受到损伤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写蝇头小字了,只好请秘书笔录由他口授的文字。每天吃过午饭,喷云吐雾之后,他便意兴大发,文思如潮,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口授小说。两个秘书轮换着休息,他却要一直“说”到深夜。有时半夜醒来,还听见他在说“笑和尚”、“齐霞儿” 均为作品中人物呢!就这样,日复一日,《蜀山》之外,父亲又写出了《虎爪山王》、《大侠狄龙子》、《大漠英雄》、《黑孩儿》、《黑蚂蚁》、《天山飞侠》等数十部小说,随着父亲著作的陆续出版,上海滩出现了“还珠热”。当时《蜀山》等书每本印数上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记得远东饭店附近有一书摊,早上摆出十余册《蜀山》,下午就售光了。更有一些热情的读者,或登门拜访,或设宴相邀,或要求赠书题字,或恳请合影留念,令人感动却应接不暇。自然,也有一些好事者,为了“扎台面”、“吃得开”,就打起“还珠”的招牌。那时舞台上演连台本京剧《蜀山剑侠传》,本与父亲无涉,海报和文告上却赫然写着“还珠楼主亲自编导”。
一位正在研究中国武侠小说的天津朋友说:“武侠小说最受人喜爱,又最受人鄙视;喜爱它的人并不认真看重它,鄙视它的人又常为它废寝忘食。”这种奇怪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九、翁婿相见破镜难圆
父亲成名以后,一些亲戚朋友对他的态度变了。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外祖父。十多年后,不知是人老心善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竟萌动起“承认亲事”的念头来了。
当时外祖父家住北京真武庙一号,那是一座屋字宽敞、池苑秀美、中西合壁的建筑。外祖父先派大舅经涛前来说合,并欲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到那里去。母亲知道真武庙条件优越舒适,却不肯离开东罗圈的破瓦寒窑一步。接着,外祖父又让三姨经仪给父亲往上海写信,邀父亲来北京相聚。三姨在父亲和母亲婚恋的过程中,始终持同情态度,父亲觉得不好对她硬顶,便以“文债在身,不好擅离”为由婉言谢绝。
我们全家南下不久,外祖父也赶来上海。他让任上海大中银行总经理的表舅王尔藩出面,向父亲表示,打算把上海的亲友都请来,在国际饭店丰泽楼摆上十桌酒席,举行盛宴认亲仪式。父亲听了,不由一笑,说:“这场家庭纠葛并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何必要大事张扬、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看还是算了吧。”可是,坐在一旁的母亲这时动情了。她想,凡事不过三,外祖父三次来请,事实上已经三认其错,何况,老人家已经年过六旬,再不同意,就有悸情理了。于是,她转而劝父亲道:“就依了老人家吧。过分的铺排没有必要,可以找安静点的地方……”话还未讲完,表舅马上接过来说:“要得!要得!就在我家可好?”父亲素来敬重患难与共的夫人,看到她已点头答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夏日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建国西路懿园表舅家去见外祖父。那天,父亲特意穿上当年在天津孙公馆做家庭教师时穿的旧长衫,这与外祖父那身做工考究、熠熠闪光的丝绸裤褂,恰成鲜明对比,新旧贵贱悬殊,显得极不协调。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就去问父亲,他不回答,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家,莫问!”后来一想,父亲这样做,或许是借此表明自己“宠辱不惊”的心志吧、
翁婿相认,外祖父给父亲送了见面礼,父亲给外祖父磕了头。仅此而已,事后各走各的路,彼此很少往来。要说父亲排斥富贵,倒也不是。那些于危难中帮助过父亲的人,像三姨经仪、六姨经楼、八姨经华、十五姨经信,父亲总是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在一起时,父亲常陪她们看戏、打牌,给他们讲新写好的小说情节,请她们吃自己烧的拿手好菜,就跟亲兄妹一般。数十年人间沧桑,听说诸姨大多数漂泊海外,假如你们有机会读到甥儿写的这篇小文,当会亲切地忆及父亲吧?
十、峨眉采秀青城探幽
《蜀山》的读者,常常津津乐道于书中的写景造境,什么冰峰雪崩的“月儿岛”啦,变幻多姿的“静琼谷”啦,奇花竟放的“绣琼原”啦,诸如此类的景物描写,在他们心头似乎构成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或问:还珠楼主笔底烟云染自何方呢?这里且述其要。
登山,是父亲青少年时代一大乐事。雄伟高大的泰山,奇拔险峻的华山,绵延千里的祁连山,横列如屏的点苍山,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而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山,则莫过于峨眉,青城了。
这两座天下名山,早在父亲七岁那年,祖父就带他上去过。以后又爬过多次,父亲在笔记中曾反复提及“三上峨眉,四登青城”之事。他能够做成这番“业绩”,还多亏了王二爷哩。
王二爷和我们家是干亲。这位秀才一肚子的诗书,却终于未能发达。一九一二年,曾祖母辞世锦里,祖父带着当时只有十岁的父亲前往奔丧,离去时把他留下给曾祖父“宽心”,这样王二爷便做了父亲的家庭教师。
王二爷很推崇陆游“功夫在诗外”的主张,反对整天闭门读书。他经常鼓励父亲“须行千里路”,并兴致勃勃地带父亲去爬山。
在父亲心目中,王二爷不仅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导师,而且是一位最佳“导游”。对峨眉、青城的一寺一洞,乃至一木一石,都非常熟悉。攀峨眉,何处可望日出云海,何处可观奇花异卉,何处可赏朗月飞流,何处可沐林岚雾雨;上青城,何处览胜最尽人意,何处探幽最饶野趣,何处驻足最富仙气……他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理解,说道起来如数家珍。正是在他的引导下采秀探幽,父亲才逐渐熟悉了峨眉。青城的真面目。
那王二爷“导游”,还特别注意对人文景观的介绍、讲解。峨眉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青城亦有“天下第五名山”之誉,古迹名胜极多。每到一处,王二爷都有一段“龙门阵”摆出来给父亲听:“遇仙寺”内,他讲述一求仙者得到仙人帮助,乘其所赠竹杖,化龙返回乡里的奇遇;“白龙洞”前,他叙说那白娘子苦心孤诣,修炼千年,而终于得道的经历;“麻姑池”畔,他描绘绝代美丽的仙女麻姑,自天外飘然而降,临池浴丹的情景……就这样,一个绘声绘色地“摆”,一个凝神屏息地听,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附着于自然景物之上,令秀者愈秀,幽者愈幽,险者愈险,奇者愈奇,真是触处成趣,无一不妙了。
早年在峨眉山上,王二爷还结识了好多和尚、道士,后来携父亲上山,就一一为他引见。其中,父亲最佩服的是仙峰禅院里的一个和尚,他有一身好功夫,能挥掌碎石,踢腿断木,随意吐口口水,便可将硬纸板射穿。父亲的气功,就曾得到他的指点。自然,那里的环境也是极其诱人的。禅院背负危崖,远离尘寰,深邃幽寂,清凉宜人,且有花开如白鸽展翅之鸽子树可供观赏,有活蹦乱跳前来讨食之猴群可供挑逗,是父亲最欢喜的去处。在这两座大山的怀抱里,父亲搜寻着,探访着,采撷着,终于有一天,把他从这里得到的全部收获载上想象的翅膀,于是,读者便读到了《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
世道沧桑,人的乐趣也不会一成不变。成家之后,父亲的兴致由青山绿水转向樽俎庖厨,这或许是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十一、美食之家其乐融融
一九三三年,父亲编的京剧《酒丐》 即台湾影片《大醉侠》所本,由名丑叶盛章演出,剧中酒保那串“报菜单”的“贯口”,激起满堂掌声和彩声。演出成功后,叶先生对父亲说:“绝了!您是吃家,我得请请您。”
的确,父亲是“吃家”。一只烧鸡,他一尝,就能尝出主料是柴鸡还是油鸡;一盘烤肉,他一品,就能品出燃柴是果木还是松木。事实上,他不仅会吃,而且善做。1956年,戏剧家阿甲在北京西单峨眉酒家宴请同好,父亲也在座。一道鱼香猪肝端上来,父亲望了一眼,就说:“火候不够,我来试试。”说罢,径奔后面厨房。那峨眉酒家由上海来京时,王经理曾请父亲题写匾额,彼此熟识,也就听任他越沮代庖了。不料一比较,后者在色、香、味诸方面竟大大超过前者。技惊四座,大家啧啧称奇道妙。他们哪里知道,父亲结缘厨事业已二十余载了。
古语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父亲的婚姻总算得到了圆满结局,随之而来的就是饮食问题了。父亲想,自己娶的毕竟是一位“千金小姐”呀,饮食上可不能大委屈她了。尽管母亲并没有要求什么,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向她“日进美食”。
起初,父亲收入不多,又不懂烹调,只能参照《菜谱》,把那些极普通的菜物,尽量做得可口些。待到他从中悟出一些通则,才不再依“本”炮制,而敢于在“调和鼎鼐”中花样翻新了。母亲曾跟我们说起父亲烧豆腐的情景。那时他最善于做这种经济实惠的菜肴了,什么“家常豆腐”、“捎子豆腐”、“麻婆豆腐”、“朱砂豆腐”、“葱油豆腐”,一天换一个样,叫人总吃不厌。难怪京剧《酒丐》中酒保“报”的那张菜单上,有好几十种“豆腐”呢。
父亲后来成了名,有了可观的收入,做菜仍一如既往,乐此不疲。悠闲自得地在家中做些吃食,和亲人一道品品口味,是他在紧张笔耕之余的一大嗜好。他又非常好客,客人来了,他总愿下厨房露两手,以博得高朋赞许为快。我们家几度迁徙,从北京到上海,到苏州,再回到北京,处处都有一些亲友来家中“打牙祭”。见面一声:“又流口水了!”父亲便热情地张罗起来。我们小时候最盼望两件事:一是父亲停笔;一是宾客临门。因为我们又可以吃到美味佳肴了。
父亲对烹调的自觉追求,是他到上海以后的事。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集中了全国各地的饮食派别:新雅菜馆的粤菜,取材广泛,花色新异;梅龙镇酒家的川菜,调味讲究,浓而入味;上海老饭店的沪菜,汤卤醇厚,咸淡适口;老正兴的锡菜,新鲜脆嫩,味浓带甜;老半斋的扬菜,选料精美,刀工细致……在品尝诸家拿手好菜并加以比较之后,父亲愈发感觉到中国烹调作为一门“艺术”的美妙。一九四六年夏,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忙里偷闲,以一个美食家的口味和眼光,一个厨师的感受和体验,编出《名菜谱》,交由北新书局出版。本来他还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烹调术的理论专著,可惜时间不允许,否则,他完全有可能对此作出融会贯通的阐释的。
父亲作为家里的“掌勺人”,带给我们许多快乐,也“熏”陶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会炒几个菜,特别是五妹观淑、六弟观洪,他们配制整桌酒席,竟与真正厨师不分轩轻。前几年,京剧艺术家张君秋举行家宴,还请观淑去主厨呢。
十二、停笔辍耕姑苏教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全家住在苏州。由于武侠小说暂停出版,大半辈子埋头写作、无暇顾及子女教育的父亲,这时有了管教我们的工夫,而我们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点“家学”。
父亲执教很热心,可是他教的东西大杂,举凡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京昆皮黄,天文地理,乃至饮食游戏,无一不教、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教起来又没有章法,碰上什么讲什么。超初,我们对他讲这种“零敲碎打”很不以为然,心想:那算得甚么学问!时间长了,才渐渐品出其中“味道”。
记得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宋词。那首小令描写恶鬼在坟场出现的情景,有两句写道:“鬼火一现,露出桃花面。”父亲问:“谁能用一个更好的词语,把‘桃花’换下来?”我们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抢着回答:“青白”、“凶恶”、“狰狞”……父亲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大家正在纳闷,父亲风趣地说:“谁都知道做菜要放盐,若是菜已经够咸了,再撤一把盐,又会怎样呢?鬼本来就是凶恶的,你们再加上一些‘凶恶’的字眼,恶上加恶,反倒乏力了。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给恶鬼画一幅‘桃花面’,一丑一美,两相对比,鬼的阴鸷可怕情状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亲带我们去开明戏院看越剧《梁祝》。回来的路上,他故意问:“《楼台会》一场,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强颜欢笑上楼台’。为什么一定要‘欢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吗?”我们一下子想起了“桃花面”,异口同声回答:“咸上加咸——齁了!”顿时,小巷里响起了愉快的笑声。不知当时父亲是不是有心的,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的“东拉西扯”竟是艺术哲学呢!
在学习上,父亲从不勉强我们学甚么,他认为,人各有志,亦各有长,应该顺其自然,发展所长。但在为人处事上,他却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勇敢。莫看父亲同我们平等相处,甚至可以骑到他脖子上去,要是有谁违反了这两条“家规”,那可不得了。
观鼎小时候很调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都念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入少先队。一天中午,他忽然戴着红领巾回来了,进门就对父亲说:“买足球吧!”原来父子订有“协议”:何时观鼎入队,奖励足球一只。父亲二话没说,跑到百货公司买回一只小型足球。哪知正要“颁奖”,一位小同学找上门来:“还我红领巾!”想不到观鼎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硬“借”来的。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责令他用打肿的手送还红领巾。晚上,父亲把全家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观鼎说:“谎言终难长久,说谎的人,不该让他达到目的!”说罢,举刀把那只崭新的足球砍成两半。
说也奇怪,有时我们犯了过失,看来必罚无疑,父亲倒并不怎么计较。一天,我们和邻家几个孩子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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