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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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苹果》和沃尔特·德拉梅尔的《旅行者》）。不久有一天我去一家收定单，那里的人送给我一本米尔顿诗集。他们知道诗歌对我的重要意义。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在战争的初期，我随一个演唱队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演出，我朗诵《牛津英国诗歌集》中的诗歌。这本书至今仍放在我的身边。卫理公会也以赞美诗的形式提供了许多非常优美的宗教诗歌。
　　格兰瑟姆的宗教生活非常活跃，而且在泛基督主义盛行之前各派之间存在着竞争和敌视。镇上有3个卫理公会教堂；还有圣伍尔夫拉姆的英国圣公会教堂，按照当地的传说这是英格兰第六个最高的教堂；一个罗马天主教堂，就在我们家的对面。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天主教徒的生活看来过得最为开心。第一次参加圣餐会的小女孩穿着镶漂亮花边的白色礼眼，提着花篮。我很嫉妒她们。卫理公会教徒要简朴得多，如果谁穿一件带花边的衣服，去教堂的老教友就会摇头并警告说这是“走向罗马的第一步”。
　　然而，卫理公会教徒虽然不穿镶有花边的衣服，但他们的生活也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这个教派强调宗教的社会性和音乐，这两点足以使我享受生活的乐趣，尽管可能是以一种相当严肃的方式。星期天晚上我们的教友经常到我们家来一起吃冷餐；有时我们到他们家去。我很喜欢听大人们谈话，他们谈论的话题远远超出宗教或格兰瑟姆，包括国内和国际政治。卫理公会教的禁欲主义导致了一个预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教徒们在吃饭上很讲究，常常花去很多时间。“把饭桌弄好点”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许多活动都是围绕着茶会或晚饭组织的。教堂也经常组织活动，不是为了活跃青年人的生活就是为了搞各种募捐。
　　坦率他说，卫理公会的各种活动，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音乐。在主日学校周年纪念时，我们唱专门的圣歌。我总是翘首以待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几个星期的彩排。我们教堂的合唱队尤其出色。每隔一年我们演出一次。节目有汉德尔的《救世主》，海登的《创世》或门德尔松的《伊莱贾》。我们从伦敦邀请专业人员来承担困难的独唱部分。我体会到，严格的训练和实践可以使潜在的音乐天赋得到开发。我们家参加了一个音乐协会，一年举行三四次室内音乐会。
　　我们家喜欢音乐，5岁时父母安排我去学钢琴，我母亲也弹钢琴。我弹得还不错，也很幸运，教我的老师很好，我在当地的音乐会上得过几次奖。我学琴用的钢琴是我的叔叔约翰·罗伯茨在北安普敦制作的。他还制作教堂用的风琴。10岁时我去看望他，他在花园的一个谷仓式的建筑物里制作了两台钢琴，他让我用其中的一台演奏，我感到特别高兴。遗憾的是16岁时我为了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不得不停止音乐课。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弹过钢琴，至今仍感遗憾。那时我们晚上在家里开音乐会，我弹钢琴，父亲（很好的男低音）和母亲（也是低音），有时还有朋友们，唱一些他们喜欢的老歌，如《圣城》、《失去的琴弦》以及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我童年时代最为令人兴奋的日子也许是12岁那年我对伦敦的访问了。我在母亲的一个朋友的照料下乘火车到达国王十字架车站。斯金纳牧师和他的夫人到车站来接我。他们是我们家的朋友，负责在伦敦照顾我。伦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令人头晕目眩：国王十字架车站像一个巨大的人群熙攘的山洞；城市的其他部分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出一派工商业和帝国大都会的景象。我有生以来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他们有些人穿着印度或非洲的当地服装。交通车辆及行人之多令人兴奋不已，他们身上像是在发出某种电能。伦敦的建筑非常宏伟，也是令人兴奋的原因之一。由于被烟熏黑，伦敦的建筑呈现出一种黑色的宏伟气派，这使我不时想到我正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斯金纳夫妇带我去了伦敦的主要景点。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喂鸽子；我乘了地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次稍稍有些令人生畏的经历；我去了动物园，骑在大象背上；我被爬行动物吓得直往后缩—这可能预示着我与舰队街的关系。牛津街使我很失望，比我想象中的通衢大道狭窄得多；我朝觐了圣保罗教堂，约翰·威斯利皈依的那天上午曾在那里作祈祷；当然，我还去参观了议会和大本钟。这些地方确实不负众望。我还去了唐宁街，但我没有年轻的哈罗德·威尔逊的预见性，没有在唐宁街10号门前照相留念。
　　我对这一切都感到无比快乐，但高潮是座落在路易舍姆的卡特福德剧院，这是我第一次去那里，在那里我们观看了西格蒙德·罗姆伯格的著名的音乐剧《沙漠之歌》。在3个小时的演出中我完全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随着勇敢的红色魔影飘然而去。我太喜欢这个音乐剧了，我购买了该剧的乐谱，在家里弹奏，也许弹奏的次数过多了。
　　我对伦敦和斯金纳夫妇眷恋不舍，他们主随客便，热情的款待使我体味到塔莱朗的话：生活是多么甜蜜。
　　我们的宗教生活不仅包括音乐和社交活动，而且有富有启发性的知识活动。传教士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观点。我们镇上卫理公会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倾向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义者。在1935年组织“和平投票”时，格兰瑟姆的卫理公会教徒表现得很突出，他们在选区内散发民意测验答卷，后来宣布绝大多数人“赞成和平”。没有书面材料表明这一结果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起了多少作用。我们罗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个愚蠢的主意，应对全国没有为最终打败独裁者及时进行战备负责。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由于我们是坚定的保守党人，因此我们家处于少数。我们的朋友斯金纳牧师积极赞成和平投票。他是最善良而又最虔诚的人，多年以后他为我和丹尼斯在伦敦的威斯利教堂主持了婚礼，但是个人的品德不能代替顽固的政治观点。
　　我们每个星期天听取布道，这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公理会牧师蔡尔德应邀到格兰瑟姆布道。他透彻他说明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思想：不管父亲（还有母亲）有什么罪过，都不应该使他们的子女受到牵连。我仍然记得他谴责了法利赛派。该派把非婚生育的孩子视为“非法”。镇上的人都知道，有些孩子没有父亲。听了蔡尔德牧师的布道后我们为另眼看待这些孩子感到内疚。时代不同了，我们已经为这些孩子摘掉了私生子的帽子，而且也为他们的父母摘掉了帽子。但也许因此无人照管的孩子增多了。我们需要设法用理智的社会政策来梳理基督教的慈善。
　　战争爆发后死亡看起来更靠近每个人，布道也就更能打动人心。不列颠战役之后，牧师在一次布道中说，“总是少数人拯救多数人。”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是这么做的。另一次布道的主题使我很受鼓舞：历史表明，生于深重危难之际的人们有能力应付另一次危机。这体现了上帝的仁慈神意和对未来抱乐观态度的依据，不管目前是多么黑暗。教会灌输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我们家里得到忠实的体现。
　　同样，我们家强调勤奋工作。我们在家里从不懒散。这一方面是因为懒散是罪过，另一方面，我们总有许多活要干。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就是这类人。我说过，只要店里忙，我随时帮忙。同时我还向母亲学习做家务。她在店里服务时间很长，但仍能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像钟表一样有条不紊。战前我们有一位女佣人，后来请了一个女仆打扫房间，一周来几天。但大部分家务是我母亲自己做，当然，比现代家庭的家务活要多得多。她教我正确熨烫男衬衫的方法，还教我不损害刺绣的熨烫方法。她在火上把大而扁平的熨斗烧热，并告诉我一个秘密，在熨斗上涂大约6便士硬币那么大小的一块蜡，这样烫出的亚麻制品特别光亮。上中学时我们学校有家政课，这在当时很不寻常。我们学习各种家政，从正确的洗衣方法到家庭理财。因此干起家务事来我确实有两手。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家不仅每天打扫，每周打扫，而且每年春季进行大扫除，为的是把平时打扫不到的死角打扫干净。我们把地毯吊起来抽打。母亲从拍卖行买来的红木家具质量很好，我们用温水和醋质混合液刷洗，然后上光。这时正是商店盘点的季节，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家从不浪费东西，总是量入为出。对一个家庭的最坏挖苦莫过于说这一家子“小器吝啬”了。但由于我们一贯节俭，战时的配给制就不在话下了。我们听收音机时记下节约型的菜谱，如“伍顿爵士土豆饼”，这是以战时的粮食部长命名的一道节约型的菜。我母亲是一位出色的厨师，而且很有条理。她一周烤两次面包，还烤制馅饼、蛋糕等糕点。她的家制面包颇有名气，她的姜汁面包也一样享有美名。战前我们星期天烤一次肉，星期一切成肉片吃，到星期二就只有肉未了。战争期间，星期天的烧烤成了几乎没有肉的汤或奶酪菜汤了。
　　那时地方小镇有自己的私人慈善机构网络。圣诞节来临前夕我们店准备150多个小包，里面有罐头肉、圣诞蛋糕、布丁、果酱、茶叶等，这些小包是格兰瑟姆一个最有实力的社会慈善机构扶轮社为穷困家庭购买的。星期四或星期天烤面包后，我们也总是分送给孤寡老人或病人。我们经营杂货，了解我们顾客的处境。
　　我们的穿衣不成问题，我母亲曾经是个专业裁缝，我们穿的大部分衣服是她缝制的。那时有两种很好的衣服纸样，一种叫“新款”，一种叫“巴特里克”。在格兰瑟姆和诺丁汉的减价市场上我们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质量很好的布料。所以我们的衣服花钱不多，质地不错，且款式时髦。我父亲当市长时，母亲为姐姐和我都缝制了新衣服，姐姐的衣服是蓝色天鹅绒的，我的衣服是深绿色天鹅绒的，母亲为自己缝制了一件黑色波纹丝料外衣。但在战争期间节俭成风。我们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她从来不把旧棉花扔掉，而是重复使用。我们听后非常吃惊。她说：“我认为我有义务这么做。”此后我们也这样做。我们信奉卫理公会教，不能徒有其名。
　　我的空闲时间比其他孩子要少。但我喜欢长时间散步，经常独自一人。格兰瑟姆座落在一个小山谷中，周围是小山丘，这与林肯郡大部分地区不同，那里地势平坦。我喜欢乡间的美景并在其中陶醉于自我思考。有时我沿曼索普路走到镇子外边去，然后插到镇的北部，从北大路回来。有时我漫步走上霍尔山，战争时期学校放假一周，我们到那里采集野蔷薇或黑莓。如遇下雪那里还可以滑雪橇。
　　我的体育活动不多，入校后不久学会了游泳，而且在校期间热衷于曲棍球。在家里我们玩一些普通游戏，如“垄断与陷井”，这种游戏很嘈闹，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构思出来的。后来访问美国时我参观了这种交易市场。我与商品的缘分也就到此结束。
　　格兰瑟姆有了电影院，这的确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乐趣。很幸运，我们的一位名叫坎贝尔的顾客拥有3家电影院。有时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听留声机，我认识了他们的女儿朱迪，她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与诺埃尔·科沃德搭当演了战时喜剧《笑逐颜开》，这个喜剧使“夜莺”在伯科利广场歌唱“成为名曲。由于我们认识坎贝尔一家，我的父母比较容易接受电影院这个事物。只要我去看”好电影“，他们就满意。幸运的是这类电影也包括弗雷德·阿斯特尔和琴杰·罗杰斯的歌舞剧和亚力山大·科达的电影。他们很少同我一起去看电影，但银行节时我们常一起去诺丁汉剧院或去一家大电影院。因此在平常日子里看电影或戏剧的伙伴都是我的同龄人。即便如此也还有限制。一般每周有一个新电影，但有些电影索然无味，放映不了6天，就从星期四开始放映一个新电影。有些人接着看第二个电影，但我们家对此很不赞成。
　　这种限制也许是有益的，毕竟那时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我已经接触了好莱坞的梦幻世界。花9个便士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黯黑的电影院里先看新片预告，再看伴以活泼逗趣解说的英国有声电影新闻。随后是公众教育性的短片，如《犯罪没有收益》等，最后才是真正的大片。电影的内容涉及很多的方面，从《四根羽毛与鼓》这类帝国冒险片到现代喜剧《女人》（几乎所有的女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到今人伤心的悲剧，如巴巴拉·斯坦威克演的《斯台拉·达拉斯》，以及英格丽·褒曼演的电影。看电影时我没有完全忘记接受政治教育。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在莱斯里·霍华德和招人喜欢的默尔·奥伯伦演的《鲜红的海绿花》中得到了值得夸耀的的肯定。我父亲一直强调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在詹姆斯·斯图尔特主演的《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中得到了体现。当在《尼诺奇加》中，苏联的一位严肃的政委受到一顶女人的帽子引诱时，人们不禁捧腹大笑。罗伯特·多纳特扮演的小威廉·彼得和迷人的法国演员查尔斯·布瓦那在《玛丽·瓦莱夫斯卡》中扮演的拿破仑都有助于我了解历史。
　　我常常想，我出生在1925年而不是早20年是多么幸运。在30年代之前，生活在英格兰小镇的女孩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广泛的才华，戏剧演出，人类的感情世界，性的魅力，那么壮观而又非凡的风度。这些事物对2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是普通寻常的事，而且认为本应如此。格兰瑟姆是个小镇，但每当看电影时，我仿佛在充满梦幻般的想象王国中漫游，使我决心有朝一日到现实世界中去周游。
　　对我父母来说，现实就摆在眼前，一点也不浪漫。他们并不是由于不喜欢各种消遣活动才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是严格区分群体娱乐和自娱自乐。这一点即使是在经常演出的广播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