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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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的思想迅速集中到正在降临政府头上的各种灾难性事件。隔不了多久，我将不得不走上街头演讲台，为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执行的政策进行辩护。我发现这样做并不难，因为几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如果衡量“进步”的标准得到同意的话——指拨出的金额，不是取得的结果一这几年的工作同样也取得了真正的空前的改进。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重建或修缮了将近2000所过时小学；幼儿教育取得很大发展；我提高了学生离校年龄，而工党政府一直拖延时间未予实行；如今在面积很大的教室里上学的小学生人数减少；合格教师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增加。但我在教育部期间，花在争论教育结构和经费问题上的时间大多，花在处理教育内容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时间大少。
　　同样，到大选时情况已很清楚，《扩展纲领》提出的数字以及——更根本的是——它的观念都已被发生的事件口避。普及幼儿教育的计划是无法做到的。漏雨的教室还得凑合着继续使用一些年，直到学生人数减少并关闭一些学校以便更好地利用财力。罗宾斯报告中提出的原则——“凡是能力和造诣合格者都应有机会学习高等学校的课程于（第31段）——只能服从财政紧缩的要求。
　　但是，尽管眼看自己珍视的计划遭到削减是多么令人沮丧，现在我已懂得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可能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迫使我们去创造性地考虑如何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取得最好的结果。在经济方面，1973至1976年发生的危机导致人们对凯恩斯主义扩大需求理论的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对平衡预算、降低税收和实行自由市场等古典自由经济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差不多同样的道理，在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的其它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增加政府开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打开了眼界。人们开始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目前的教育制度形式能否达到预期的结果？这种形式基本上对管理它的人有利，还是对接受它的人有利？国家——不论是教育和科学部还是地方教育当局——做得太多了，还是太少？我们能从其它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成果——常常是出色的成果——中学到些什么？必须对这些政策进行反思；而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得到进行反思的充分时间。
　　第七章　内阁参政　教训无穷
　　第一节　愉快而自信的早晨
　　1970年6月23日星期二上午将近11点时，我坐着新的大臣专车来到唐宁街，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唐宁街10号门口受到报界和电视台记者的夹击式采访。首相府的候客室里洋溢着热情的欢声笑语。我们以愉快的步伐相继步入内阁会议室。特德·希思，还有内阁秘书伯克·特伦德爵士在他旁边，正在那里等候我们，我找到我在内阁会议桌旁的座位坐了下来。但是，教育和科学部的事情，至少和政府所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一样，仍然在我的头脑里索绕。正如我要说明的，我无法摆脱这些问题，也许它们在我头脑里占的地位太重了。但更让我感到欣喜的不仅仅是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内阁会议，我认为，我想我们都认为，这是国家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人们感到特德自己在尽一切努力进行辩解。在他宣布建立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并以崭新的方法处理公务的打算时，其语调洋溢着冲动，他在刚刚过去的选举开始之前介绍我们的竞选基础文件竞选宣言时也是这样。他强调深思熟虑，避免操之过急和鲁莽行事。这就是要与过去一刀两断，一切重新开始，而且，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提出了不少新措施。
　　特德讲话的调子正是我们大家所预料的。他坚信，只要政府采用正确的办事程序，组织机构健全，再加上人们提出恰当的、高质量的具有专业水平的建议，并适当地采用这些建议，心胸开阔的政治家们就有能力解决根本性问题。基于这一观点当年秋天组建了以维克多·罗斯查尔德为首的中央政策审议部，使政府机构得以更加合理地重组（包括建立庞大的环境保护部），还建立了计划分析与审议系统。更全面他说，它激发了人们对政府能够驾驭和控制局势的信心，后来证明人们对政府寄予的信心过分了。
　　当然，我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后认识到的。我不是内阁中关键的机构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虽然在讨论教师工资和学校开支问题时，我有时也参加会议。当实行极为严峻的复杂的法定价格和收入政策时——我们的宣言要求回避这种政策，我经常出席由特伦斯·希金斯主持的关于工资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并作些发言。当然，我不是特德制定绝大多数重要决策的核心集团的成员。希思政府执政一年之后直至结束，内阁本身的作用一般说来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关于这些年代的详细情况，要等待特德·希思自己的回忆录了。
　　然而，我这样说是为了说明情况而不是为了推卸责任。作为内阁成员，我必须为我在政府的授权下所做的工作负全部责任。在20年之后再回顾这段经历时（包括十多年我任首相的时间），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特德·希思——一个诚实的人，无论他是对是错，他的人格力量使他不屈不挠，走了他自己要走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犯的错误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他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都跟着他走——对保守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不应忘记，1972年春至1974年2月间，特德所推行的政策是大多数有影响的评论家所极力主张的而且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美国的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致类似的方针，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当时有些勇敢的、有远见的批评家的意见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尽管我的保留意见日益增多，但在这一阶段，我还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是，我们有些人从这些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尽管特德恐怕从来没有）。在我成为保守党领袖后，我才很好地，伊诺克·鲍威尔以及其他少数勇敢的保守党后座议员为什么对于政府政策接连不断的180度大转弯提出抗议。他们声称：“如果你想找人把被践踏在泥海里的原则捡起来的话，你寻找的对象不应当是那些践踏原则的人。　”　但是，伊诺克错了。用拉迪亚德·基普林的话说，基思·约瑟夫和我“有着数不完的教训”：
　　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承认，
　　正如一个讲求
　　实际的民族应当做的那样；
　　我们有无数的教训；
　　这些教训将对我们稗益无穷。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后来的成功归功于我们对内部情况的了解和对早期失败的认识。希思政府特别使我们了解到，保守党政治家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比工党政治家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后果更加惨重。集体主义，如果没有平等主义的理想主义气味来弥补的话，是一种丝毫没有吸引力的信条。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已经简单阐述了一些背景。尽管我们由于塞尔登帕克宣言而受到称誉，但对我们的政策的思考远远不像表面看来那么透彻。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更是如此。我们对通货膨胀以及工资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没有明确的理论。由于没有这种理论，我们陷入了盲目，认为通货膨胀是提高工资和工会权力造成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被无情地推上了控制收入和物价的道路。
　　而且特德缺乏耐心。我也有这一特点，我对人经常没有耐心。但我知道——当然，部分是由于看到了在特德领导下所发生的事情——从广义来说，要制定一项行之有效的导致长远变化的政策，就需要耐心。如果你坚持执行不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只着眼于制定一种机制而不是制定一项计划的话，就特别需要耐心。1970年特德领导下的政府和1979年我所领导的政府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执行新的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效，突然改变方向对战略的信誉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此，特德政府上台执政，一方面可以为保守党政府过去坚持的原则和一贯性感到自豪，一方面又留下了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包括大量的‘180度大转弯’的怪事。1970年特德介绍竞选宣言时所说的话又回过头来缠绕他了：
　　一旦一项决定已经作出，一项政策已经制定，那么首相和他的同僚们就应当有勇气坚决地执行下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最近几年我们所看到的政策的不断后退和修补对英国的危害更大了。
　　然而，从另一层次来看，从在政府中日常的体验来看，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要从事情本身中去寻找，从困扰我们的力量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反应中去寻找。我们过去以为我们已有足够的准备来面临这些问题。但是情况不是这样。我们逐渐被风吹得偏离了航道，直到在绝望中挣扎，我们撕毁了地图，扔掉了罗盘，在新的旗帜下航行，但舵手仍然未换，他仍然坚信他的航行，重新启程驶向未知的、暗礁密布的海域。
　　动荡来得很炔。由于全国码头工人罢工的困扰，政府上台几个星期就被迫宣布紧急状态。同时成立了调查法庭，以寻找一种代价高昂的解决办法。虽然在两周内罢工解决了，但这是否是一次胜利，也很难说。
　　下个月的危机是国际性的。9月6日星期日，巴勒斯但解放人民阵线的恐怖主义分手劫持了4架飞机（没有一架是英国的），并要求这些飞机飞往约旦。其中3架飞机劫持成功了。但第四架是从以色列飞往伦敦的飞机，劫持者被保安人员制服了。幸存的劫持者莱拉·哈利德在希思罗机场被逮捕。
　　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要求释放她。正当内阁于9月9日星期三开会之前，他们劫持了一架英国飞机以施加更大压力。当我们开会时，该飞机正在飞往贝鲁特。有人向内阁说明，我们已经默认了美国的建议，释放莱拉·哈利德以换取释放人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在进行交涉的同时，内阁对这个问题讨论了许多次。在此期间，约旦本身陷入了在国内进行的一场战争，因为侯赛因国王为反对巴勒斯坦人控制他的国家而与之作战，而叙利亚人入侵并占领了他北方的大片国土。特德拒绝站在侯赛因国王一边并参与进去，他肯定我们与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谈判是正确的。尽管释放哈利德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最后还是达成了交易，所有人质也随之被释放了，虽然被劫持的飞机被恐怖主义分子炸毁了，但侯赛因国王勉强地但又是成功地经受住了一黑九月“事件。
　　但到那时，我国政府已经遭受到一次打击，也许我们从来也没有从这次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7月中旬，伊恩·麦克劳德因腹部小手术住进了医院。手术是成功的，手术后他回到11号去休息几天。7月20日星期一的午夜，我的电话铃响了，是保守党议会督导员弗朗西斯·皮姆打来的。他说，特德要他打电话通知所有内阁成员，伊恩因突发心脏病于当晚去世。他享年只有56岁。
　　我个人感到受到打击。因为我与伊恩共事一向感到他是一位宽厚善良的人。我知道是他给了我发挥才能的机会，使我进入了影子内阁，然后进入了真正的内阁。但同时我也立即意识到我们失去了最机敏的有才智的政治人物和最好的沟通工作者。我不知道如果伊恩当了财政大臣他的表现会怎样。但是，如果人们承认，正如我过去和现在都承认的，即经济政策的最大错误来自特德对财政部的压制；人们可以有理由假设，如果伊恩还活着，事情可能会好些。托尼·巴伯接替了他的职务。托尼·巴伯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但他在财政部的时间，总的说来并不愉快。随后几年的经济问题都来源于这一职务的变换。虽然托尼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天赋，但伊恩在政治上却强得多。
　　伊恩·麦克劳德去世后的那次内阁会议是沉闷的。内阁会议桌旁坐着的几乎都是此后我四年半的同僚。他们的个人素质将受到严峻的考验。托尼·巴伯是我担任律师时的老朋友，虽然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能干的税务律师，但他不是有可能起来反对特德的那种人。雷吉·莫德林任内政大臣，直到1972年由于普尔森事件而辞职。他一直对经济政策有兴趣并持有鲜明的看法。相形之下，他对他的新职务并不那么高兴。他在业务上还是极为称职的但任何向增加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倒退，他不大会起来反对。实际上，他一向是主张这种政策的。
　　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不费吹灰之力恢复了他原来在外交部的职务。然而，不久，外交部就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来实现我们作为反对党时所作的承诺，即取消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设法制定一种我们承受得了的方法来保持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驻军。他再也不能像在影子内阁中时那样更多地参与国内政治事务了。昆廷·黑尔沙姆如愿以偿，当上了上议院议长，他在特德和以后在我领导下任该职很长时间。在他任该职期间，他设法将他一贯的恶作剧和表演意识与上议院的斯文庄重的传统相结合。彼得。卡林顿是国防大臣，他沉着地担任了这一适合他的职务。我知道他与特德关系亲密。在他担任党的主席和能源大臣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他在处理最后的矿工罢工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这次罢工促成了1974年2月提前大选。他是特德的核心成员。
　　相反，尽管基思·约瑟夫是内阁中的资深成员，他的见解一向受到重视，但他肯定不是内阁核心成员。而且，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核心集团。在被任命为社会事务大臣以后，首先浮现在他头脑中的是富有同情心的社会改革的一面，而不是他更加保守的经济信念，尽管他仍然极不信任一切形式的总体主义。由于他的热情。解决使儿代人遭受贫困的周期性贫困问题就成了他的任务。像我一样，基思负责一个开支很大的‘社会’部门，因而他（也像我一样）的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