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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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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豪自有他诙谐的智慧，可是同我那天任命的其他人相比，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位相当与众不同的政治家。我感到无论如何有义务给杰弗里一个影阁职位。只因为他曾是与我对立的竞争的候选人这一点，我也希望尽最大可能团结全党。任命他为影阁财政大臣却是一场精心筹划的赌博。我知道，作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他会做到忙而有序。我还知道，虽然他作为贸易与消费事务部长曾执行过希思政府的价格与收入政策，但他完全无愧于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信徒的名声。像他这样的人在保守党上层人士中只是凤毛麟角。既然我已决定任用基思负责政策的反思，那么杰弗里就该是财政大臣的最佳人选了。没有哪个初次担此重任的人会认为在这个岗位上会无忧无虑。杰弗里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他要努力化解大家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还要在议会为我党辩护。如果把他免职，另谋一位能与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一争雌雄的高手，我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而我知道，杰弗里的难处就像我的难处一样，多半是环境造成的而不是缺少天赋。后来在我们作为反对党的日子接近终了时，他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经过周密思考，我决定让吉姆·普赖尔继续担任影阁就业大臣。人们正确地把这看作我无意在近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工会法的一个信号。吉姆适合这一职务的原因只有从希思政府那败坏了的名声中才能理解。1972年特德试图通过劳资关系法来对工会法进行自1906年以来最深刻的改革。改革失败后，全体保守党党员都惟恐重蹈覆辙。再者，自特德与战斗倾向派较量并在1974年2月失败后，公众心目中的主要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一个保守党政府还能与工会建立工作关系。人们认为，工会当时享有实际有效的政策否决权。吉姆坚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这一种局面，即我们既接受斑行的工会法（也许还带有改进意见），又相信与工会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
这种政策在作为反对党的最初岁月里比在后期更具合理性，但无论怎样，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答案。第一，如果有事实表明，经社会主义者修订的现行法律的理论弊端产生了恶劣的实际后果，我们该做何反应？后来的格伦威克事件和1978—1979年冬季的罢工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既然工会领导人在担任工会代表的同时起码也是社会主义政客，那么他们凭什么会甘心与保守党合作呢？他们与我们在经济思想上本来就是不可调合的，而且在政治效忠问题上他们与我们的观点也是如此。那么，吉姆与工会搞个人外交会有什么价值？也许不会大多。但是就这时来说，他是这个位置的合适人选。
艾雷·尼夫私下告诉过我，他想要的唯一职务是影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他的消息网和已得到证实的内在勇气与机敏足以使他能够担当这一严峻而又很大程度上不讨好的任务。
其它的任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要小些。昆廷·黑尔沙姆没有任职，但却是实际上的候任大法官。弗朗西斯·皮姆留任影阁农业大臣，虽然数月之后他不得不由于健康原因放弃这个职务。我让我的老朋友帕特里克·詹金继续留任影阁能源大臣。我在教育部期间就认识的诺曼·圣约翰一斯蒂弗斯出任影阁教育大臣。他既是一个活跃的才子，又是在领袖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我少有的一位公开支持者。曾作过新闻记者的诺曼·福勒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西米德兰选区的议员，他人选担任了影阁社会服务大臣。我并不清楚这些安排究竟与平衡党内左右两派观点有何关系。但是在任命蒂姆·雷森为影阁环境大臣时我知道我所晋升的是位与中左派有关的人物，但他思想坚定，在综合性社会政策上足智多谋而且知识丰富。我相信他会成为一宝。我提供的影阁职务中有两项受到了拒绝一一个是给约翰·比芬的，他后来加盟进来；另一个是给爱德华·杜坎的，他的早期竞选班子后来成为我的竞选班子的核心。爱德华继续担任1922年委员会主席，这也许对我更有利。
次日（星期二），我处理了一些不那么有意思的公务。10点30分，彼得·沃克走进我的办公室。早在他接替我当达特福德选区候选人时我们就彼此熟悉了。但那段日子早已过去，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那种热呼劲儿。他过去一直是特德圈内人物中最能干的人之一，曾竭力鞭答基思和我决心采取的政策。他显然得离开他的职位。说破这一点对我是件倒胃口的事；此后多少年来这事情总让我惶惶不安。但至少彼得没有什么奢望。他成了后座议员中一个顽固的批评者。
在同随后走进我办公室的杰弗里·里彭商量了一阵后，我确信他不愿任职：这对我俩都合适。然后，我又见了曾任影阁住房大臣的尼古拉·斯科特。他也是党内的左派。由于我已经把住房（大臣）并入了环境大臣一职，这使谈话较为轻松了些。这份工作就这么让我从他身子底下抽走了。
接下来我转身去同罗伯特·卡尔进行了一番耐心的交谈。我告诉他我已把影阁外交大臣的职位给了雷吉·莫德林。他可能已经知道了此事。也许他刚好期望太高，也许我本该劝他留下担任另一个职务。但我不愿在领导班子里再有一位强硬的反对派了，不论他是在哪个位置上。于是我明确宣布我不能请他留在影阁里任职了。过了艰难的几分钟后，他走了出去，并告诉新闻界他对“那些似乎认为（货币主义）是什么自动机制的人”表示担心。所谓“那些人”是谁就毋庸猜想了。
后来公布的影阁名单（其中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为党的主席，安格斯·莫德为保守党研究部主任的任命是后来补充的）被正确地看作是妥协的产物。这可惹恼了党内左派中那些对我罢兔罗伯特·卡尔、彼德·沃克和尼古拉·斯科特不满的人；这同样也令右派失望。雷吉·莫德林的复返、由杰弗里而不是基思任影阁财政大臣，缺乏来自后座议员的右派新面孔，凡此种种都让他们担心。事实上，这是一次相对成功的行动，因为当时我的地位还不够稳定，又需要在影阁中反映出一种能团结全党的意见平衡。它标志着一支赞同我与基思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的财政班子形成了，从而把影阁内思想的天平总地转移到了我这一边，而且使那些我从特德阵营中留下来的人效忠于我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我感到我能期望得到这个领导集体（在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认为已经一统天下——即使是在基本原则上。
第二节 机器政治
据说1950年当特德，希思被封为议会副督导员时，他曾向保守党的资深政治家斯温顿勋爵讨教是否接受该职，“先钻入这部机器——无论级别多么卑微。”斯温顿勋爵说。特德牢牢地记下了这句忠告。而我，作为这部机器的主导部件，在立足未稳时，对这句话自然不得忘记。鉴此、我着手去控制这部机器。
艾雷，尼夫和我决计要改革保守党中央总部。根据党章规定，中央总部是党的领袖的办公室、发生在领袖竟选期间的一些事使我确信，那里的某些工作人员，要在我手下继续以原来的身份工作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中央总部主席应是高效率的管理者。一位最好能与商界有关系的人，一位忠实于我的人。我一向敬佩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想当初他因公共开支问题于1950年辞职这一勇敢的行动预示了战后保守党的一次错误的转向。他自我进入议会之初就是领导本党的老前辈中的一分子，作为数家大公司的总裁，在我看来彼得当是首选之人。可是怎么说服他呢？后来发现威利·怀特洛曾与他有过来往，于是威利说服他接受了这一任职。这份工作即使对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来说也是很费精力的，因为即使在党深陷低谷的时期，党的主席也必须鼓舞士气，而低谷阶段的出现何止一次。除此之外，彼得的另一难题是，在现阶段，大多数乡村党员只是勉强接受了我的领导。这种情况直到1975年党的年会后才渐渐改变。经过更长一段时间——并在进行了一些痛苦的和有争议的人事变动之后——才使我感到中央总部的领导人真正有心效力于我。彼得逐渐以忠诚之士取代了一些人，我从未过问他是怎么干的。
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就任党的司库无疑颇有助益。现任两位司库阿什当勋爵和切尔莫勋爵都告诉我他们已决定辞职。艾雷·尼夫建议说，曾在全民公决运动中任“欧洲的英国”派司库的阿利斯泰尔具备担任这一工作的个性条件、精力和关系网。他说对了。虽然阿利斯泰尔是出身于保守党党员家庭的一名铁杆保守党人，但他还得迅速将自己变成一名政治家。我告诉他，他得放弃他那辆德国奔驰轿车，改用一辆英国产的“美洲虎”，他立即照办了。但我却没有告诉他准备好对付在中央总部遇到的那一大堆次要却又烦人的不顺心的事；他在试图说服工商界人士时同样会遇到巨大困难，他得设法说服这些人，尽管我党多年来执行了希思式的总体主义政策，我们党依然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主张自由企业的党。
有些人预料我会在保守党研究部进行更大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研究部理论上是中央总部的一个部门，但它有自己独特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野期间。这主要因为它在办公地点上与中央总部分离（在老王后街），而且在学术上有其荣耀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研究中心是作为研究部的替代机构建立的。而如今我是领袖，保守党研究部与政策研究中心应当团结协作。我知道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帕顿属党内左派，研究部与政策研究中心之间的诸多龌龊与竞争由来已久，在许多右翼人士看来，正是保守党研究部所集中体现的那种追求共识的一刀切式的作法使我们失去了方向——用基思·约瑟夫的话说，“滞留在中间地带”一我决定用在政策问题上能与基思合作的安格斯·莫德替代伊恩·吉尔莫担任研究部主席，而让克里斯·帕顿留任主任，让特德的前顾问亚当·里得利作他的副手。这些都是妙计。我赏识该部的工作，尤其是在它担当起影阁秘书处的作用后，就不只是制定政策了。虽然偶有阴影，保守党研究部还是渐渐转到了基思和我确定的方向上来。
与此同时，艾雷·尼夫和我还要物色一个负责我办公室事务的小班子。领袖竞选结果出来后第二天，我会见了特德手下的秘书们，他们显然很难过。我还察觉到了某种敌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赞赏他们的忠诚。我请他们继续留下工作，如果他们认为可能的话。结果大多数人留了下来，至少也干了一段时间。当时，反对党领袖议会办公室是现在内政大臣的办公室，有一个大房间，外边一间能作为两名秘书的接待室， 还有楼上的几个小房间。 这里空间狭小，夏季一到就非常闷热。（只是到了1976年夏，我们才搬进了一套宽敞了许多的房子，这里曾是议会礼仪卫士的用房。在此办公期间，我的活跃。可靠的选区秘书艾里森·沃德加入了我从特德时期承接下来的秘书班子。）
当选领袖之后，如潮的信件接瞳而至，有时每天800封。尽管中央总部的女孩子们过来帮助分理邮件，但一般情况下这是我4名秘书的任务。他们坐在主房间的地板上，将信开封、归类。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可还是毫无希望地缺乏条理。后来，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建议我请戴维·沃夫森负责邮件科的工作。阿利斯泰尔觉得如果曾经担任过通用邮购商店邮件部负责人的戴维都不能理顺这种混乱状况，那就没有人能行了。事实上，无论是在反对党时期还是后来在唐宁街10号，戴维的才干得到了比整理信函更为广泛的发挥：他洞察商界的意图，提供了重要关系，尤其在政治上善理乱麻。
但我还需要一位全职的办公室主任，他必须勤奋、可靠，而且，既然要起草那么多的讲话稿、文章和信件，他更需要有好的文学素养。我的老朋友兼同事，凑巧又调任《每日电讯报》编辑的比尔·迪兹推荐了理查德·赖德，他当时正从事《每日电讯报》高雅的花边专栏《彼得巴勒》的工作，理查德于4月底来到我这里，开始与我从特德那里接过来的秘书之一卡罗琳·斯蒂芬斯共事，她后来成为卡罗琳·赖德。
理查德·赖德在经费少的情况下，将这个不大的办公室管理得很有效率。它如一只快乐之舟，几位令人愉快的人同舟共济，去成就更美好的事业。马修·帕里斯负责信函回复工作，他表现出后来为《泰晤士报》工作时的速写的天赋；那是在1979年竞选开始前夕，当时一名妇女在、封充满哀怨的来信中反对我们出售公房的政策，同时诉说自己的抱怨。马修告诉她，能够享用我们及其它纳税人为之付帐的家宅已是幸运的了。 像维多利亚女王， 我可没觉得这个答复有趣——尤其是当《每日镜报》在竞选伊始就发表了这封信。但马修还是渡过了难关。
理查德来后一个月，戈登·里斯奉调来我这里工作一年。他由电气和公用事业公司来加入了我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行列，帮助处理新闻等其他许多事务。戈登真是天赐良才，凭着他那从不失效的出色幽默，这位热情奔放的前电视制片人总能让我乐呵呵地同意了我可能会对别人拒绝的事。他的观点是，如要宣传我们的主张，千万不能只看重《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这类大报，而是要同样重视中等畅销的报纸，如《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以及一那才是真正的革命——重视《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此外，他还认为即使是在社论类文章中支持工党的报纸，如果我们真的有意提供给它们有意思的文章，它们也会愿意公正对待我们。他这两个观点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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